六

城邦的整体联合何以成为苏格拉底理想城邦擘划中的最高原则？因为城邦之善正寓于其统一之中（462b1-2）：它的统一蕴含了和平与友谊（464d-465b），这种统一还使城邦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为达成这种统一考虑，城邦必须限制其发展（423b9-10），男女成员必须施以平等教育；为此统一考虑，家庭与私产都不得存留，以便再无纷争——最善的共同体中，人人必定亲密无间，其中一切物事既都“属我”又都“不属我”（461e-466d）。只有在哲人的治下，决定一切的城邦合一过程才能确保成功，因为，唯有哲人才能达致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论及柏拉图与其追随者时曾说：“他们认为善本身即是‘一’本身”（《形而上学》N4，1091b14），但我们在此读到的，并非对此说法的明晰体现，而只是蕴涵于其后不可明言的隐喻。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今日的读者不难理解，原来这个隐喻“已然潜在的蕴于《王制》的行文 结构”。^[11]

城邦的合一终究要建立在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合一之上。城邦中每个公民的任务，就是务必“摒去殊隔，合为一体”，令“整个城邦成为‘一’而非‘多’”（423d4-6）。为了充分理解个人的合一与整个城邦的合一之间的关联，我们还必须从哲人早先讨论的灵魂诸部分说起：只有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考查，我们才能理解，“各司其职”（Seinige zu tun）这个要求有何意义，它与正义之间是何关系，也只有从这部分内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具备公正品质的人们如何令灵魂的各部分“结成”和谐的整体，如何“从‘多’中取得整个的‘一’”（，443e1）；正是这种内在品质使得个人结成城邦共同体，反过来说，倘若任其恣延，那么，不公正者自身内部的分裂将使城邦的合一毁于一旦（柏拉图在《王制》卷八、和卷九中谈到城邦政制的更迭时，曾对此作了极精到的勾画）。灵魂的三部分与城邦的三阶层在结构上十分相似，前文说到，唯有那些意欲依理性行事者，才必须观见善的理念，这种相似性则对他们完成这个要求颇有助益：最高善乃是一切善事物的成因，而下至个人、上至城邦，这最高的善都意味着三部分的合一。^[12]

就柏拉图在《治邦者》^[13]中所给出的概念界分而言，城邦的合一是治国术的最高目的。在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等诸多城邦形式下，统治者的废立却仅取决于部分公民的意愿，这些治邦者配不上“治邦者”这一称号，而不过是些时常挑起内战的党派领袖而已，既然他们对全体城邦的福祉视而不见，我们毋宁称他们为“模仿者”（Stasiastiker）（《治邦者》303c1-2）。^[14]显然，哲人要给出长远的观照，而非日常政务的建议，后者属于那些次于政治的、诸如策略、仲裁、修辞等学科（或“科学”）（305c9-d4）。治邦者的要务是促成精神与物质的统合，此种统合将在数世之间导民向善，或至少不使沾染野蛮人的习性。不可否认，公民的秉性的确纷繁各异，但治邦者正是要从这种多样的倾向中抽离出来。不同的倾向难免要朝两极分化，例如，经过几个世代的萦集，激情与急躁的倾向将演变为先天“躁怒”（）的脾性；若长期同与之相反的倾向隔绝，那么，谨慎行事（）与深思熟虑的倾向，则会蜕变为愚钝（310d6-e3）。^[15]治邦者需凭借两种方法遏止这种极化的过程：一方面，哲人要施行恰当的教育，令正义、美、善的真意常驻灵魂（309c-e）；另一方面，他要经由心灵与道德的规训使“与神的结合”（，310a4）臻于完满，但这种规训以“人的结合”（，310a7）为前提，也就是说，哲人应拟定缜密的计划，施予切适的婚配，以令谨慎与深思的先天倾向在城邦中长存（310a7-311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