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实性的两极化与《蒂迈欧》的结构

二手文献还表明，在柏拉图那里有两个最高的第一本原——善的“一”以及那无限的“二”，后者包括“大”和“小”，是无秩序的“多”。

柏拉图在对话中也通过提示和暗语数度谈及上述第二个本原。《蒂迈欧》便从物理学角度描述了这个本原，尽管其字里行间充满了隐喻与比方，这番论述仍然值得注意。

为了领会柏拉图思想中的这个错综复杂的难点，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现象：在现实性的不同层面，与“一”相对立的本原也以不同的面貌向我们呈现。例如，在理念与数学对象的层面上，这个本原体现为可知之物（intelligible）（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可知质料”，亚氏此说显然是受柏拉图的影响）；^[29]在物理世界的层面上，它则体现为物理的可感之物。

事实上，在各个现实性层面上，质料本原呈现出的不同貌态并非逻辑推演的结果，恰恰相反，柏拉图将其视作某种自我实现且无需论证的与料（Datum）。^[30]

正如我在拙著中试图说明的那样，关于可感世界中的质料本原这个概念，柏拉图给出了二十六种不同的潜在义（Konnotaticm）：例如（“非目的论”意义上的）必然性、可感性（Empfänglichkeit）、空间性、力与运动的混沌等等。不少柏拉图注家往往对其中某些内涵有所侧重（有人强调可感性，另一些则注重空间性，也就是所谓的“chora”）。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诠解并不正确，因为这些内涵乃是同一个本原的不同侧面，柏拉图在“未成文学说”中将这个本原称作“Dyas”（“二”）。^[31]

《蒂迈欧》所讨论的质料本原与“二”是相合的，这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证明，亚氏对上述诸潜在义中的可感性与空间性（即“chora”）作过如下阐述：^[32]

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把质料和处所等同看待了，因为接受者和处所是同一的。在该篇中对“接受者”所作的说明与“未成文学说”里的说法不同，但还是（在许多地方）等同了处所和空间。须知，大家都不过是在说明确有空间这东西，只有柏拉图已经在力图说明空间是什么了。（《物理学》卷六第二节，209b11-17）

亚氏接着论道：

倘若允许附注，那么柏拉图就应该说明，如果接受者就是空间的话，理念和数为什么不在空间里——无论“大和小”是接受者，还是（如他在《蒂迈欧》中所写的那样）质料。（《物理学》卷六第二节，209b33-210a2）

让我们暂且把亚里士多德的评论搁在一边，来看看问题核心究竟何在。

首先，我还要重提一下“在每个现实性层次上的两极化结构”，这是柏拉图反复强调的东西：一切存在者总是由两个本原混合而成。^[33]

在可知世界之域（也就是理念与数学对象的领域），这种二价的（dyadische）本原（即所谓“可知质料”）在开端（实际上也是在永恒中）便与被规定的本原相结合了，这同时也是和“一”以及形式上的杂多貌态相结合，正是在后面那个杂多中，“一”才展露自身。《斐勒布》表达了这层意思：未受限之物（即，质料本原）与界限（即，形式本原），在相互混合中得以交融。与此相反，对流变之域的那些自我生成的存在者而言，唯有当“原因”出现之时，质料与形式本原之间的混成与构合才有可能。^[34]

在《蒂迈欧》中，哲人再度表明了上述思想：

一切生成之物必定出自原因。（《蒂迈欧》28a4-5）

可知世界中的两级结构不但是自我生成的，而且是可感世界两级结构的原因。

柏拉图在《蒂迈欧》中还说道：

世界的生成是理智与必然性相互协作的结果，不过理性位于必然性之上，这是因为，理性能通过说服规定必然性，从而引导绝大多数生成之物达成它们的最善。宇宙万物定形之际，必然性便是以这种方式服从于理性的说服力。（《蒂迈欧》47e5-48a5）

于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善与神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换言之，善和宇宙理智之间，“善一”（Guten-Einen）与在万物生成之际使得质料与形式相混成“原因”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