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属神之物（“善一”）与（善的）神匠之间的区别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摆脱所谓“德国古典哲学”带给我们的某些前提约束，也就是说，我们的思考应当脱离那些演绎的形而上学体系（例如，我们当前就更多从康德哥白尼革命的角度看待斯宾诺莎的哲学），因为，这些体系中往往隐含着唯心论的开端。

以策勒（E.Zeller）这样的大家为例，在数十年间，他都是古代哲学注疏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35]但他深受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从而明确主张：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与神毫无区别，形式因与结果因（wirkende Ursache）也是同一的。在策勒看来，只有以这种同一性为前提，柏拉图体系的整体性才能得到保障。^[36]

事实上，无论后世的注家承认与否，柏拉图的确在“善一”与创世理智之间作出过明确的区分。^[37]

唯有弃置这种近代思想取向，我们才能重新回到希腊人特定的思考方式。

首先，对希腊人而言，最高、最原初的规则或律法并不依赖于神，相反，神倒要运用这些规则以达成完满。在最早的一些对话如《游叙弗伦》中，柏拉图就已强调：神圣之物之所以神圣，并非因为它们为神所造，恰恰相反，正是因其神圣之故，神才创造它们（换言之，这些神圣之物具有存在论与价值论上的自足性，《游叙弗伦》9c-11b）。在《斐多》中，柏拉图又进一步强调：宇宙理智构造于“善”的基础之上，只有依善而行、与善亲近，理智的统治才有可能。^[38]

其次，我们还须注意到，存在与理智之间有一种独特的关联，这贯穿于《帕默尼德》始终，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认为，存在对于理智有着绝对的优先性，理智建立于存在的基础之上：存在之物是规定思想的原因，是思想的基础。

直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智才成为绝对，也因此具有了自主性，不再依赖可知之物。^[39]

由于“善”是最佳的可能性，因而，创世的理智会使其在宇宙中得以实现，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其中过程。

柏拉图这样说：

在那之前，它们没有任何的理性秩序与尺度，但随着开端的到来，世上万物便有了秩序，神首先造出了火，接着是水、土和气，它们虽已初具特质，但仍处在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神不在场的状态。（《蒂迈欧》53a7-b4）

那么，神何以又能把这混沌状态转变为和谐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