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临床诊疗经验

于志强教授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识证是治疗的关键。“证”是中医分析诊断疾病，遣方用药的基础，是获得疗效的前提，“方”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中医通过辨证、立法、遣方、用药，诊查疾病，获取疗效。于教授门诊不分科，他认为，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治疗内科杂病，推崇朱丹溪、王旭高；外感热病则服膺叶天士、吴鞠通。临床治疗提倡遵经而不泥古，师法而不拘方，尝谓“用药如用兵，有攻有守，知常达变，贵在灵活，化裁在我，惟求取胜”。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朱丹溪之滋阴，李东垣之温阳，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他在继承前贤基础上，更有发挥，学思相济，融会贯通，精辨善治，屡起沉疴。其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多疑难杂症，于教授秉承“郁滞论”思想，从郁立论，指出气机升降出入失调、气血阻滞、脏腑不和为基本病机，从肝论治是主要治法，故处方用药，每获良效。

在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五大系统中，肝居五脏之中，与心、脾、肺、肾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具有主疏泄和主藏血两大生理功能，这决定了肝与其他脏腑有密切的联系。肝与肺的关系，主要体现于气机的调节方面；肝与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血液的运行和神志活动方面；肝脾两脏的关系首先在于肝的疏泄功能和脾的运化功能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在血的生成、贮藏及运行等方面亦有密切联系；肝与肾之间有“肝肾同源”之说，实际上是精和血之间存在着相互滋生和转化的关系。另外，肝主疏泄和肾主封藏之间亦存在着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肝主一身之气机，其生理功能出现异常则会导致他脏功能出现异常，故其他脏腑病证从肝论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调节肝的疏泄和藏血两大功能，维持人体气血阴阳的平衡。

肝是人体重要的脏器，《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所谓将军者，安内攘外之武官，谋虑者，神志活动之作用，肝之为用大，可知矣。中医所说“肝为五脏之贼”是指肝的病理变化特点。然情志之伤，常致肝郁，进而气机逆乱，作胀作痛，生湿生痰，化火化风，为积为聚，亦寒亦热，易虚易实。何堪病势所趋，上冲巅顶，下流阴股，中犯脾胃，横窜经络，深入血分，旁及奇经，肝之为害亦甚矣!

关于从肝论治，历代医家对其论述颇丰，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肝升肺降”学说，以及“肝欲酸”，“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的治肝三原则；东汉张仲景基于六经传变之规律，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未病先防理念；近代张山雷依据“乙癸同源”力推“肾肝同治”等等，遣方用药尊《内经》“凡火所居，其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故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非独止于汗也”之旨，明确指出了治疗郁滞之证的关键是从肝论治，不论何法，能开其郁结者，皆是治郁之法，为后世治肝诸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于志强教授数十年来悉心学习和研讨中医理论和各家学术思想，汲取其精华融汇于临床实践，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他受《内经》“五郁”和朱丹溪“六郁”说及“肝为五脏六腑之贼”的学术思想影响，加以“脏腑相关学说”和“经络辨证”的理论，遵循《内经》“谨和阴阳，以平为期”的要旨，博采众长，勇于创新。他认为肝在内伤杂病中具有先导的作用，可谓“一有怫郁，百变丛生”。临床上很多现代疾病因肝贼所犯，治疗上从肝论治，往往收到较好的疗效。因此，于教授在临证上一直主张“内伤杂病以开郁为先务”“内伤杂病从肝论治”，遵循王旭高先生“治肝十法”，以肝气、肝风、肝火辨之，且存挟寒、挟痰、挟瘀之兼证，治疗上多将疏肝、柔肝、泄肝、抑肝、化肝、温肝、补肝、敛肝、镇肝等多种疗法，运用于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以及内科疑难杂症中，每起沉疴，取得较好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