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度重视特朗普经贸政策的不确定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施政纲领一直备受关注，不仅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巨大争议，而且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其政策主张坚持美国优先，打破了一些既有的规则模式，被称为“特朗普经济学”。尽管其中有些缺乏理论支撑，有些缺乏决策论证，或仅为竞选策略需要，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甚至可能出现根本性的调整，但这些政策在美国有坚实的民意基础，鉴于特朗普的施政风格和美国的决策体制，我们认为仍要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

（一）大幅减税可能引起全球减税竞争

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特朗普经济学”的核心。特朗普主张，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9%降至15%以下，将跨国公司海外收入的税率降为8.75%。对企业带回美国的海外滞留利润，按10%的税率一次性征税。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降到33%，并将累进档从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对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个人和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实行免税。将个人所得税扣除限额从6300美元提高至15000美元。特朗普认为，这有利于资本和产业回流，增加公众就业机会，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并最终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从座谈交流的情况来看，美国社会对此评论不一，有的认为美国企业税负确实较高，此举既可为企业减负，也可能带来新的重大技术创新突破，特别是一些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唯有减税才能促进社会公平。但也有人认为，减税只会让少数人受益，且与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反复期，减税只会给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国际社会则普遍担心这将引起全球减税竞争，使各国企业所得税降到不合理的水平，而且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全球资金会加速涌入美国，给各国货币带来贬值压力，造成各国国内货币市场流动性紧张。德国、法国等国家明确表示反对特朗普税改计划，英国则宣布到2020年将企业税下调至17%。

（二）贸易保护政策会加剧贸易摩擦

特朗普认为，贸易逆差是造成美国国内资源和工作岗位流失的主要原因，他主张采取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退出北美、亚太及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向墨西哥、日本、德国等国家施压减少贸易逆差，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20%的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45%的关税，等等。2016年8月18日，特朗普正式授权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尽管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爆发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小，但短期来看，两国贸易摩擦将不可避免，可能会对中国部分商品出口带来一定的冲击。特别是电信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部分机械产品、金属及金属制品和纺织、服饰、皮革和鞋类等，美国对这几类中国商品的进口依存度都在40%以上，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的60%以上、贸易赤字的80%以上。山东省出口产品遭受美国贸易抵制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仅2016年美国对中国卡车及公共汽车轮胎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山东省涉案金额就达13.8亿美元。山钢集团等3家企业则被列入美国碳钢与合金钢产品337调查控诉名单。贸易保护限制已成为影响山东省对美出口的重要因素。

（三）产业回迁将增强资本回流美国动力

特朗普主张“再工业化”，将“流向海外的制造业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他还主张重新审视能源政策，取消对能源行业的限制，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认为这将重振美国工业和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率。在座谈交流中，很多人尤其是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的产业回迁不会成功，因为制造业最重要的是成本，在技术进步、资本流动、全球化分工的背景下，只会加速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在缺乏人力资源和完整产业链的背景下，很难获得太大的成就。综合来看，尽管美国人力成本较高，但自动化技术应用和生产效率优势明显，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人力成本差距。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力成本不断上涨，这一优势将愈加明显。事实上，美国制造业资本回迁早已初显端倪，2013—2015年资本流出下降16.3%，流入则上涨184.0%。特朗普的产业回迁政策，为制造业资本进一步回流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这也得到了许多跨国公司的积极响应，如软银、富士康等都已承诺加大在美投资力度，仅富士康就至少投资100亿美元，提供了1.3万个就业岗位。

（四）基建投资将推高美国债务水平

美国基建非常完善，但特朗普为振兴早已衰落的制造业，反而主张财政向基建扩张，资金投入额将高达5000亿美元以上，包括重建公路、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机场、排水系统和电网，并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普遍关注的是，美国目前财政赤字增加，在大幅减税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再去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能带来债务和赤字螺旋式上升的风险，这将稀释现有债务的实际价值，实现债务货币化。同时，美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增加，这有利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给相关出口国增加外汇收入，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需要从全球进口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国家来说，所需外汇将会增加，外源性通货膨胀也不可避免。

（五）金融货币政策前景不明朗

尽管美联储作为美国金融货币政策核心决策部门具有相对独立性，但美国总统对其主席和理事任命拥有提名权。历任美国总统为稳定金融市场，树立公众信心，在选择美联储决策者时都会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特朗普竞选期间则多次抨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能会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虚假繁荣。同时，他认为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不仅提高了监管成本，而且抑制了市场活力，为此，需要重新审视金融监管制度，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出台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恢复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特朗普在2017年7月提名的美联储新理事之一，也主张限制美联储职能，重新评估《多德—弗兰克法案》。随着美联储主席明年任期届满，特朗普对美联储新任理事和主席的提名，可能会使美联储失去相对独立性而更具特朗普色彩。能否保持美联储决策层和政策的连续性，是否会引发美联储政策彻底转向，成为国际市场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