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初楚雄地区的治理与开发

第一节　明代之前楚雄地区的社会经济

一、楚雄之历史地位

楚雄地区位于云南省中北部，自古为“迤西孔道，自汉及唐，通西南皆取道于蜀，则越嶲、卢、姚，其要径也”⁽¹⁾，有“迤西九郡之咽喉，会城之屏敝”⁽²⁾之称。自元代置云南行省以来，楚雄地区即成为云南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楚雄地区基本包括楚雄府、姚安府、武定府所辖区域（见图1-1）。楚雄府，“府当四达之冲，东卫滇郡，西连大理，南控交趾，北接姚安，山川清秀，土壤肥饶，盐井之利，商民走集，称为大郡”⁽³⁾；武定府，“言其冲要，滇蜀交驰，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⁴⁾；姚安府，“东接武定之雄，西瞰大理之秀，南襟威楚，北枕金沙”⁽⁵⁾。

今天的楚雄州东西沟通昆明和大理，南接普洱和玉溪，北临四川攀枝花，西北隔金沙江与丽江相望。下辖楚雄市，以及双柏、禄丰、牟定、南华、姚安、大姚、永仁、元谋和武定等9县。

历史上的楚雄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质年代属于上新世早期的腊玛古猿，下颌骨、头骨、牙齿化石被发掘于楚雄州的禄丰县，其年代当在800万～1500万年；元谋县出土的猿人门齿，据测算其年代属于早更新世时期，距今约170万年，早于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新石器时期元谋大墩子出土的房屋遗址，其建筑方式是四周挖沟、排列柱洞，死亡儿童采用瓮棺埋葬，与距今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结构相同。《彝族简史》编撰组认为，这说明新石器时期楚雄地区与中原地区已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⁷⁾

先秦时期，楚雄地区活动着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而氐羌则是今天彝族人民的先民。公元前4世纪，“楚庄蹻通滇，楚雄属滇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⁸⁾西汉元封二年（109），汉武帝“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⁹⁾，并“以滇为益州郡”⁽¹⁰⁾，下设弄栋县。弄栋县管辖楚雄、姚安、大姚、南华、牟定、广通、元谋等地，其辖区基本与今天的楚雄州吻合。

蜀汉时楚雄地区分属建宁郡、越巂郡和云南郡，蜀相诸葛亮入越巂，经弄栋，平定楚雄地区所在的南中，弄栋即今天的姚安一带。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时期，楚雄地区是唐朝拓展的对象。⁽¹¹⁾唐于武德四年（621）置姚州，后改设姚州都督府，成为沟通南诏的重要基地。后南诏成为独立政权后设弄栋节度。樊绰《云南志》卷六载：“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¹²⁾元初在大理国乌蛮各部基础上设立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分属威楚万户府、罗婺万户府和大理万户府，后分属中庆路、威楚开南路、武定路和大理路。明代分属云南府、楚雄府、姚安军民府和武定府。清代分属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楚雄府。

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彝族人民的祖居地，自古以来云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就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关于两者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历代史书多有阐述。元《云南志略》称：

云南于古为蜑獠之域。秦汉以来，虽略通道，然不过发一将军、遣一使者，以镇遏其相残，慰喻其祁恳而已。所任得人，则乞怜孝顺；任非其人，则相率以叛。羁縻苟且，以曁于唐，王师屡覆，而南诏始盛矣。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与唐、宋相终始。天运勃兴，文轨混一，钦惟世祖皇帝天戈一指，尽六诏之地皆为郡县。迄今吏治文化侔于中州，非圣化溥博，何以臻此。⁽¹³⁾

《新纂云南通志》序云：

云南，古荒服地，素称僻远。然俯视中州，雄踞上游，有高屋建瓴之势。自庄蹻王滇，以始皇之强不能夷为郡县。汉武当全盛之时威震四夷，乃得抚而有之。武乡侯将北征，必先定南中，一为根本。迄于有唐，四裔宾服，中叶失驭，遂使南诏称雄，凌轹巴蜀，宋不敢有。论者惜之。元人问鼎中原，首取云南，以厄其背。明小腆亦据之以延祚者十余年。云南虽僻远乎，语其形式，关系大局之重，为何如也。⁽¹⁴⁾

上述记载表明古代云南虽为“僻远蛮夷之地”，却有“高屋建瓴之势”“关系大局之重”。自“庄蹻王滇，秦开五尺道，汉置郡县”后，云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渐趋紧密。云南地方政权时而割据称王，时而相率以叛，时而归于一统；中央政权亦恩威并重，以羁縻政策为治边之道。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古代楚雄文明的出现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先秦时期楚雄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并不大；然而复杂的地理条件，闭塞的交通状况，使古老的楚雄地区长期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其社会经济发展也与内地有拉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