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的农业经济

楚雄地区位于云贵高原西部，属滇中高原的主体部位，集“边疆、少数民族、山区”于一体。其地势大致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为滇西横断山脉向滇东丘陵地区的过渡带。最高点是大姚县的百草岭主峰，海拔3657米；最低点在双柏县的三江口，海拔556米，其间重峦叠嶂，河谷错落，大多数山谷海拔在1000～1900米。因山地面积占90%，平地面积只占10%，所以楚雄地区素有“九分山水一分坝”的称号。

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彝族人的观念世界，影响了他们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古老的彝族观念世界中，这个世界应该具有地理多样性和环境多样性。因此，流行于楚雄、红河等彝族地区的史诗《查姆》所歌颂的对象就是天地、日月、人类、种子、风雨、树木等。“大地造成了平原，大地并不美观。地面要有盆地，地面要有高山；既要有雨露滋润，又要有阳光送暖；这样才能种粮食，人类才能生存发展。”⁽¹⁵⁾

楚雄早期的农业经济活动虽以山林经济为主，但平地坝区由于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更适于人类的繁衍生息，因而人类的早期文明也主要产生在平坝及河谷地带。1971年于元谋县大墩子出土的灰白色禾草类叶子、谷壳粉末，以及谷类碳化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考证，证明是新石器时期的禾草类粉末和粳稻碳化物。这些发现证明了楚雄地区水稻种植的悠久历史。⁽¹⁶⁾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多种粮食作物的生产，主产稻谷、玉米、小麦。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二半山与河谷坪坝区分布有少量稻作农业。彝族神话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如何培植水稻的描述。⁽¹⁷⁾据聂鹏研究，“稻”一词很早以前便已在彝语支语言中出现，“稻”在彝语支民族中是粮食作物的核心。⁽¹⁸⁾考古学界公认，云南一带是水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¹⁹⁾《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朱提郡……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亦为立祠”⁽²⁰⁾；又“云南郡，蜀建兴三年置……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蚕桑”⁽²¹⁾。

元谋大墩子出土的生产工具以石、骨、蚌器居多，其比例分别为69.5%、18.7%、11.8%；生活用具以陶器为多，出土陶片近20000件，占全部出土文物的96.2%。⁽²²⁾元谋县出土的陶器制作精美，纹饰繁多，均以手工制成；而相邻的永仁县出土的陶器，“个别器物在手制后用慢轮休整”⁽²³⁾，说明彼时较为先进的轮制技术亦有使用。

西周至春秋中期，楚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1975—1976年，楚雄市郊区万家坝发掘的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古墓群，共出土青铜器898件，其中兵器591件，占66%。⁽²⁴⁾属于生产工具的有斧、锄、凿，生活用具有釜、勺、樽等。铜制农具在世界考古学上是较少发现的，但万家坝墓群一次就出土了青铜农具142件。上述出土文物，首先可以说明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先民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其次说明当时生活在坝区的楚雄人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并且过着定居的生活。据《史记》记载，楚雄所在的滇地“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²⁵⁾。此时，这一时期云南的社会经济，与中原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游牧是当地主要的经济部门，并且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但也有聚集定居，以耕田为业的部落。汉时，在今天的姚安一带，居住着昆明部落的分支——弄栋，该部落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处于半农半牧的状态；今武定、禄丰、双柏部分区域，彼时属晋宁郡管辖，史载“郡土大平敞，原田，多长松皋，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²⁶⁾。三国时，楚雄地区所在的南中地区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三年（公元前225年），诸葛亮率众出征南中，由于得到南中的金银、战马等，因而“军资所出，国以富饶”⁽²⁷⁾。

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洱海周边封建领主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楚雄地区的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商业贸易亦得以发展。元代赛典赤主政云南后“兴水利置屯田”。在行省置立后的10余年，是云南行省地区屯田发展的高潮时期。据《元史·兵三》和《元史·地理四》，云南行省屯田的大致情况如下：威楚路军屯有1533户，田7266双；武定路总管府军屯有187户，田748双，以每双合5亩计算。⁽²⁸⁾大德五年（1301）以枢密使身份赴滇的李京宣慰乌蛮，他称僰人居住的楚雄、中庆、大理一带“冬夏无寒暑，四时花木不绝。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²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