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本序

有个关于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故事,讲他在某所美国大学做讲座的事情(他常用法文或者英文演讲,虽然这两种语言都不是他的母语)。某次讲座结束后,一名法语教授指出他的陈述非常清晰。托多罗夫回答道:“是的,我知道,这是我最明显的不足。”陈述清晰竟然能被视为缺点(即便是在开玩笑),这显示出在当前批评界存在着一些颇有意味的想法。我们经常将深刻与浮夸混为一谈,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通常是那些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托多罗夫承认陈述清晰是一种罪过也就情有可原了。托多罗夫在某些结构主义者之后才进入我们的视野,而那些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有时会很令人费解。因此,托多罗夫常常遭到批评,仅仅因为我们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奇幻文学导论》这本书也并不例外。它清晰易懂却又富于挑战,期待回应和反驳。在正式讨论这本书之前,我想先对托多罗夫本人以及他在批评界的地位做一个简单介绍。

托多罗夫于1939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索菲亚。1961年,他在索菲亚大学取得了斯拉夫语言学的学士学位。1963年,他前往巴黎继续学习语言与文学,于1966年获博士学位。托多罗夫的导师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他的学位论文是对肖代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的研究,后来由拉鲁斯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题为《文学与意义》。1968年,托多罗夫进入巴黎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于1970年取得国家博士学位原文为法文“doctorat d'État”,即英语中的“State doctorate”,此处译为“国家博士”,曾是法国学术体系中的学位。通常,当一所大学想正式承认个人在某个特定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时,会授予其此学位。1984年,教授资格取代了国家博士。译者注。。他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爱荷华大学、纽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在其他很多大学开设讲座。在取得博士学位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有《<十日谈>语法》(1969)、《奇幻文学导论》(1970)、《散文的诗学》(1971)、《科学语言百科辞典》(与O.杜克洛合著,1972)以及《诗学》(1973)。

1970年,托多罗夫与海伦娜·西苏、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一起创立了《诗学》。这本杂志很快成了主流期刊,发表来自全世界的有关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文章。在创立这本杂志的期间,这几位主编发现了一股正在觉醒的文学理论思潮,这股思潮在法国及其他很多国家同时发生,包括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及德国的“文学科学”。与其代表某个文学批评的流派,《诗学》杂志的主编们更愿意《诗学》延续从亚里士多德到瓦雷里的诗学研究传统:


我们并无意将文学概念塑造为一种迷信,从而将自己圈禁在由权威竖立的高墙之中。文学性超越了“文学”的限制,而诗学功能延伸到了“诗学”之外。所有语言和文字的游戏,所有修辞行为以及所有对语言透明度的遮蔽,无论是民间传说、“大众传媒”、梦境或者疯癫的语言,还是最为谨慎结构的文本或是最不规则的字词的随意拼凑,这一切都在现代诗学的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现代诗学必须是一种开放的诗学。文学理论与文学分析的实践不能奉既存的传统为必须遵从的标准或权威,相反,它应该照亮那些可能产生文学的旁逸斜出的小路,为那些可能出现的作品减除障碍。就其显著的意义而言,诗学的目标是为阅读赋予新意,从而,也就为写作赋予了新意。摘自第一期《诗学》杂志的编者按,虽未署名,但可能由热奈特所作。巴黎:索伊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听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强音:诗学研究文学性,这种研究方式,使语言降低了透明度,从而使研究者的关注点聚焦语言本身。当然,符号学家们同时也强调了媒介与新小说的参与。这一风潮自罗曼·雅各布森开始,到罗兰·巴特方告一段落。它的基本主张是,诗学是一种解放的原则,使我们从同时代以及过去的老观念中解放出来,那些正在枯萎的信仰将文本降为“经典”(挤榨了它们的生命力),隐藏了新的非经典的甚至反经典的文学理解。他们认为,诗学必须打破纯文学的圣域与大众文化的世俗市场之间的界限。诗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保险杠贴纸在英美国家,这种贴纸贴在汽车后保险杠上,通常印有政治、宗教标语或幽默言语。译者注。中的文学品质,或者相反,使我们意识到经典著作中文学性的缺失。

假如真正理解诗学,你就会认识到诗学能够使人远离偏见,拥有开放的思维,为读者与作者创造新的契机。

显然,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托多罗夫可以非常认真地研究一种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类型,即奇幻文学。自亚里士多德开始,诗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可以将过程与反应汇集一处的各种类型,这种特殊的策略可以产生特定的反应。我们将会发现,托多罗夫在当前的研究中正是这样做的,他同时考察了同一文本所涉及的作者与读者,从而使得某种交流成为可能。文学文本是语言学事件,却又是特殊的,因为文学的编码会附加于语言自身。结构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虽然用词并不完全相同。

那么,以这种形式开展的研究是否能够真正促进解放呢?这种类型的调查研究倾向于从描述式的变为处方式的,相比于它开启的可能性,是否有更多的可能性会被遮蔽呢?托多罗夫在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他的结论既有明确的,也有含蓄的。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类型研究由于为类型划分了等级而成为最容易招致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先搞清楚这种诗学是否能够最终促进解放。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是必需的,而且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的传统向我们表明这种解放已经实现了。正如他的世界一样,亚里士多德的类型体系是静态的。而形式主义者及追随其后的结构主义者们则将文学类型视为一种开放的系统,不断寻求平衡,但又总是受到新的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字词本身。因此,类型非常适合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集合而存在。但根据类型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阶段性的,因为类型最大限度地回应了不同的文化需求,它只会加强和减弱上一阶段的结论,或是以新的结论取而代之。这种开放的体系使作者更加自由,因为所有类型自身都不是封闭的(正如托多罗夫所言,类型会被任何想象中的新作修订),一些原本不受重视的边缘类型会不断提升对作者的吸引力,为他们“开疆辟土”提供可能性。一种负责任的诗学,就像《诗学》杂志的主编们所称,应该去充当这种类型的助熔剂,鼓励读者进行更加自由的解读,使作品的受众能够对文学编码更加精通,并且对特殊的编码不存偏私。

在《奇幻文学导论》中,托多罗夫致力于同时考察类型理论和某个特定的类型,往返于奇幻诗学与元诗学(关于研究诗学的研究)之间。他还提到,批评家必须在理论与历史、思想与现实之间循环往复。这本关于奇幻的论著的确讨论了一种我们所认识的历史性现象,探讨了我们可能读过的一些特定作品,但它同时又讨论了关于类型理论的使用和误用。对于一位诗学家而言,正如对于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每一个个例就是一个样本,每一个单项都从属于一个种类。并且,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文学而言,无论我们多向往独特性,最终都必须意识到,假如没有一定的基准,我们甚至无法区分出独特性。一个只有个体的世界不仅令人难以应对,它甚至是不可理喻的。

虽然托多罗夫曾被称为结构主义先生,但他首先是一位诗学家,其次才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并且他的最终目的是成为诗学家。对于他而言,这两个术语几乎就是同义词。他曾为某个专栏撰写了一篇名为“何为结构主义?”的论文,这篇文章在经过彻底修订后再版,仅仅用了“诗学”这个标题。或许,对于托多罗夫或者他的同事热奈特而言,概括其论著的最恰切的名称应该是结构诗学。结构主义这个名词有盖棺定论的意味,但“结构的”这个形容词却能让我们关注到一些独特的品质。结构诗学是一种传统理论发展到现代的阶段性产物,其内核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又附加了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证明语言学的观点以及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理论。目前,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结构诗学家的代表包括俄国的鲍里斯·乌斯本斯基(Boris Uspenskiy)、西班牙的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以及法国的托多罗夫和热奈特。以上这些学者都致力于发展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但同时融入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及其英美的追随者在小说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芝加哥批评流派,而他们都尊亚里士多德为开创者。纪廉、韦恩·布斯(Wayne Booth)以及这些法国的诗学家原本是毫不相干的批评家,但他们都认为文学类型理论是理解小说的基础(虽然布斯强调的是假如没有类型的观念将会怎样),这种共识将他们联结在了一处。

并不一定存在某种“科学的批评”,但的确有大批的批评家,其学术目标和研究方法非常类似,使得关于小说的真正国际化和比较性的批评研究成为可能。诗学家们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托多罗夫正是领袖人物之一。

作为一部小说诗学的论著,本书在探讨类型时采用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托多罗夫在奇幻文本中发现了结构性特征,并力图为其寻求语言学的基础。他力图使他的方法论严谨而系统化,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因此,他也向我们提出了令人为难的问题,即文学研究是否能够或者应该以科学的精确性和一致性为标准。对于托多罗夫而言,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证明其合法性,诗学必须是一种科学,因为任何不可“获知”之物都无法成为研究或者教学的对象。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因为他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表现出了同样的立场。托多罗夫在《论奇幻》的开篇就提到了弗莱的这部著作,但有意思的是,他重点指出了有争议的地方,并因此质疑弗莱在小说模式和类型诗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弗莱倡导科学,但却没有实现科学——托多罗夫做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指控,并将其贯穿整部著作。

当然,假如不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你就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研究方法。假如托多罗夫没有高超的分析和综合的能力与天赋,我们或许也不会研读他的著作。再加上,无论是结构主义本身还是有关类型的诗学都没有吸引读者的能力。虽然,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曾在他的译文中强调过,托多罗夫的法文行文有种机械化的特点,但是,这本关于结构性诗学的著作的确不失为一本迷人之作。这是正在玩耍的结构主义,以严格的游戏自娱自乐,就像一台正在度假的年轻的电脑。其成果是令人高兴的,同时也是让人敬畏的。任何一个有志于小说诗学的学生,或对奇幻文学感兴趣的人都不应该错过它。

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于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