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遥望经典——从《奇幻文学导论》谈兹维坦·托多罗夫的类型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结构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诞生了很多经典之作，韦恩·布斯创作了《小说修辞学》，罗兰·巴特写出了《S/Z》，热奈特的《辞格》三卷本出版，托多罗夫的《奇幻文学导论》等著作也成书于这一时期。今时今日，当人们再谈及结构主义，很有点望而生畏甚至谈虎色变的意思。但在当时，语言学转向之风席卷学界，分析哲学成为现代哲学方法论的主流，也波及整个人文学科，结构主义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如何在一个符号系统中讨论意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这些问题逐渐进入了文学批评家的视野，并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理论热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托多罗夫创作了《<十日谈>语法》《奇幻文学导论》等著作，并与热奈特等人一起创办了《诗学》杂志，刊登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诗学》旨在发扬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诗学研究传统，并融入了英美分析哲学与语言学的理论成果，主张研究“文学性”与“诗学功能”，而不是将眼光仅仅停留于“文学”之上。《诗学》反对盲从权威，而力主一种开放的诗学。“它应该照亮那些可能产生文学的旁逸斜出的小路，为那些可能出现的作品减除障碍。”这种着眼于“可能性”与未来的诗学主张旨在为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研究赋予新意。此外，《诗学》还主张打破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壁垒，使价值判断淡出文学研究的视野，甚至要在“汽车的保险杠贴条里发现文学”。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位严肃的文学批评家会着手研究奇幻文学，在传统的批评视域里，奇幻文学毕竟难登大雅之堂。继《<十日谈>语法》之后，托多罗夫撰写了《奇幻文学导论》，试图总结出属于奇幻这种文学类型的“语法”。他不仅试图用结构主义理论来研究奇幻这一文学类型，更想通过一种文学类型的研究勾画出普遍意义上文学类型研究的理论轮廓，具有元批评的方法论特征。整部著作逻辑严谨，结构精巧，论述清晰，虽然不乏有争议之处，但仍是一本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与重要意义的理论著作。

《奇幻文学导论》以文学类型研究开篇，强调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类型，并以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为反例，破立并举，阐述其理论主张。随后，作者对奇幻这种文类进行了界定。接下来的两章——“怪诞小说与神异小说”以及“诗与讽喻”是对奇幻定义的比较分析，以进一步凸显奇幻文类的区别性特征。第五章“奇幻话语”讨论了奇幻的三大结构性特征，即奇幻的言语、言语行为及句法。接着，托多罗夫用四章的篇幅探讨了奇幻的语义，他称之为奇幻主题，又划为自身主题与他者主题两类分而论之。最后一章是对全书的收束与延伸，题为“文学与奇幻”。

在笔者看来，第一章“文学类型”、第二章“奇幻定义”、第五章“奇幻话语”、第六章“奇幻主题”以及第十章“奇幻与文学”代表了托多罗夫的主要理论主张，笔者在此做一简单概括。

托多罗夫倡导以一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类型，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需要发现对一系列文本适用的可操作性原理，而不是针对个别作品的特殊原理。”批评家始终应该意识到，研究对象应该是一个组合系统，然后参与到一项双向的研究之中：“从特殊的作品到普遍的文学作品（或类型），从普遍的文学作品（或类型）到特殊的作品。”随后，托多罗夫以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为例，因为弗莱的基本主张之一便是“文学研究应采取与其他科学研究相同的严谨与精确的态度”。然而，托多罗夫认为弗莱对于类型的划分缺乏合理的逻辑依据与合法性，并且欠缺抽象概括的能力。因此，弗莱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其理论成果也是值得质疑的。而托多罗夫认为类型研究应该从文学作品的言语、句法和语义层面着手，言语指作品的修辞（言语属性）与叙述视角（言语行为），句法指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逻辑关系、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语义指作品的主题，这三个方面也就是所谓的作品的“语法”。接下来，全书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第二章中，托多罗夫给出了奇幻的定义：“奇幻就是一个只了解自然法则的人在面对明显的超自然事件时所经历的犹疑。”而一旦对事件的解释做出了确定的选择，将导致奇幻滑向另外两类相邻的类型——怪诞（uncanny）小说或者神异（marvelous）小说。通过与不同定义的比较，托多罗夫为奇幻做了更精确的定义：“奇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这个文本必须迫使读者将人物的世界视作真实的世界，并且在对被描述事件的自然和超自然解释之间犹疑。其次，人物也必须体验到这种犹疑；这样，读者的角色可以说被委托于一个人物，而犹疑因此得以表现，并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再次，基于文本读者必须采用特定的阅读态度：他要拒绝讽喻的和‘诗性的’理解。”这三个条件并非是任意给出的，而是对应于托多罗夫在上一章中提出的三大叙事要素：言语、句法和语义。当然，这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互有重叠和交叉。

第五章重点讨论了“奇幻话语”。托多罗夫再次强调：“我们假设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在一个系统内活动，这就暗示了文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必然而非任意的联系。”他分别通过“言语”“言语行为”及“句法”三个层面来描述这种结构性的联系。言语层面与话语的本身属性相关，在这里指奇幻中的修辞的特定用法：夸张与比喻的修辞只要“还原”至字面义都可以引发奇幻，而“好像”“似乎”等惯用语也经常出现于奇幻叙述之中。托多罗夫的结论是，正是语言自身使我们感受到不存在之物，是语言引发了超自然的体验。“超自然的体验成为语言的一个象征，正如修辞性特征一样，成为文学最纯粹的形式。”言语行为与文本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有关（此处指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在此涉及叙述者的问题。托多罗夫指出，很多奇幻文本的叙述者都是“我”，因为“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人物之一，可以最大限度地混淆真假，使读者陷入犹疑之中。句法层面指文本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托多罗夫重点分析了阅读奇幻作品的“瞬时性”与不可逆的时间性特征。奇幻的阅读时间是不可逆的，否则就会大大削弱奇幻的效果。

第六章引出了对“奇幻主题”的探讨，也就是托氏语法结构的“语义”层面。从这一章开始，作者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讨论奇幻的语义，他称之为“所有文学理论中最复杂和最晦涩的问题”，即“如何去言说文学言说了什么”。托多罗夫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既不能将文学简化成纯粹的内容，也不能将文学视为纯粹的形式，并且，也不是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混合比例。他的主张是，“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绝对性的差异是必须被打破的”。也就是说，不可能脱离形式和结构单纯地讨论内容和意义，意义只存在于系统之中。因此，主题研究并非对作品评论式的解读。作者反对文学批评中的“感觉论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叙述性的、水平的，无法实现逻辑的纵深感与层次感。按照作品中自我与世界之间或者自我与自身欲望之间的关系，托多罗夫将奇幻主题分为“自我主题”和“他者主题”两类，又称之为“视觉主题”和“话语主题”，并分别在这两个系统中对其进行了探讨。这种高度抽象概括和系统性的论述与主题学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体现出结构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

在最后一章“奇幻与文学”中，托多罗夫将对奇幻的内部研究（类型的结构）延伸到了对奇幻的外部研究（类型的功能），分别探讨了奇幻的社会功能与文学功能，而他着重讨论的是奇幻的文学功能，也就是奇幻与叙述的关系。托多罗夫发现，创造奇幻的作家往往也更关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这种巧合与叙述的本质是非常相关的。如他所定义，“所有叙述都是位于两种相似然而并不完全相同的平衡状态间的运动”。每个叙述都包含了这种模式：在平衡与失衡、静态与动态之间发展变化。假如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叙述就有可能崩溃。那么，还有什么比超自然的介入能够更便捷地打破平衡呢？当然，“这种改变可以经由其他途径实现，但毕竟不会这么立竿见影”。可以说，奇幻是叙述的助燃剂。然而，托多罗夫又将奇幻称为“短命的文学”，完全符合其定义的奇幻终结于19世纪。接着，以卡夫卡的作品为例，托氏区分了20世纪的“广义奇幻”与之前的奇幻文学，其最重大的差异就在于读者已经不再犹疑。这种奇幻“吞噬了整个文本世界，包括读者在内”，在内部实现了真实与虚构的并存与对立，“将可能与不可能调和一处”，托氏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伟大之处。

从以上概括或许可以一窥托氏的类型研究路径。对于我们之前提出的问题，“如何在一个符号系统中讨论意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托多罗夫都一一予以回答。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答案是绝对正确的，关于奇幻的定义是否过于“紧窄”、读者的角色与作用是否还可商榷、奇幻是否已经终结……这些问题都还可另行撰文探讨，但托氏清晰的逻辑性、条分缕析的论述方式以及清楚明白的表述都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切中肯綮、杜绝浮夸、务实求真的为学之道也值得我辈学习。当代的奇幻文学为我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与挑战，在托多罗夫的《奇幻文学导论》敞开与遮蔽之处，我们当继续前行。

方芳

2015年6月于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