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的比较诗学实践者及其成果
中国比较诗学的先辈们大多并不是从实证影响研究开始，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进入了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领域。中国比较文学初期的成就往往就是中西比较诗学的成果。中国比较诗学的先行者是梁启超，其后有王国维、鲁迅、朱光潜、钱锺书、王元化、宗白华等。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于《清议报》（1898年12月）上的文章《译印政治小说序》是一篇有关小说理论的文章，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涉及比较诗学的文章。该文强调的“政治小说”的概念，源于日本小说家和理论家的影响，而日本的小说理论又是受到英国小说理论的影响。梁启超大力倡导政治小说、翻译外国小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中国比较诗学的先行者。
紧随梁启超之后的就是王国维。王国维于1904年开始在《教育丛书》上连载发表《红楼梦评论》。王国维以叔本华之哲学思想观照分析《红楼梦》，使他成为第一个系统地取用西方理论评论《红楼梦》的学者。该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为总论，论述生活之本质，以及生活与艺术之关系。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为对《红楼梦》总体精神的把握分析，第三、四章分别论述该书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在于提出人生的问题，并给予解决之。人生的大问题是什么？欲也，欲者，玉也。《红楼梦》开卷即叙述贾宝玉之来历：无才补天之玉而已。王国维摒弃传统索隐考证的烦琐，借用叔本华及康德的悲剧美学思想对《红楼梦》展开分析论述，开辟了中国红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途径，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伟大创举。《红楼梦评论》亦成为中国比较诗学的最早的经典范例。1908年王国维发表了《人间词话》。王国维运用了一系列西方诗学的概念和范畴，诸如“写实的”“理想的”“优美”“宏壮”等来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陈寅恪在《静安遗书序》中论及了王国维在学术上的贡献，提出了著名的三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便可看做是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阐发法”。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直接援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先驱。
1908年，年仅27岁的鲁迅发表了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是比较诗学的经典之论，收在鲁迅论文集《坟》中。鲁迅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他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41]在《题记一篇》中，鲁迅进一步指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42]鲁迅因为怀古而未有所获，因而“别求心声于异邦”，进而认为，“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裴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43]。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主要论及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
一百多年过去了，鲁迅的这篇有关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的论文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摩罗诗力说》在世界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双重背景中，以人类文明史和文化批判意识为视角，站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高度，以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系统评介了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并对中国诗歌发出了时代的呐喊。这就使《摩罗诗力说》当之无愧成为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和标志。”[44]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比较学者或外国文学学者撰写的论文，当下就鲜有人阅读，专业之外更是无人问津，何谈现实意义、百年之后？
1942年朱光潜的《诗论》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该书旨在寻求中西美学与诗学的共同规律。朱光潜的诗学比较意识是非常自觉的、明确的。他既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诗歌，又用中国的文论阐发西方的文学。在他看来，“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的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其方法只能是比较，“一切价值都由比较而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45]
钱锺书是中国现代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家。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清华上学时他用英文撰写了论文《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该文具有明显的比较诗学的意味。1948年《谈艺录》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虽然以中国传统的诗话的形式写成，甚至连语言也用文言文写作，但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又引证了许多西方诗学的例证，这使得该书别开生面，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典范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完成了巨著《管锥编》。1979年《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旁征博引，探幽索微，是一部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诗学学术巨著。
钱锺书曾经谈及比较诗学，他说：“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46]换句话说，钱锺书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47]他在《谈艺录·序言》中写道：“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气泽芳臭……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48]钱锺书相信，无论是东方西方，都该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本乎此，比较诗学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基础。这就是钱锺书所说的：“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49]钱锺书的学术追求旨在打通古今、融汇中西，“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50]钱锺书的论文《诗可以怨》《通感》《读〈拉奥孔〉》等均很好地贯彻了其学术理念，都是比较诗学的经典名篇。
自1949年至1977年，中国内地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几近于无。但此时海外及台港的比较诗学研究却在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起来。197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文学理论》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海外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的著作。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对艾布拉姆斯的诗学体系坐标图稍加改造，成了一个圆形结构。在此基础上，刘若愚将中国传统批评分成六种文学理论，分别称为形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以及实用论。他以这种方式便进入了他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这就是刘若愚以西方诗学体系为透镜，在适配与调整中所完成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分类，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所蕴涵的丰沛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文学理论思想，也正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互见与互证中澄明起来，且走向逻辑化与体系化。”[51]
1983年叶威廉的《比较诗学》在台湾出版，这是又一部比较诗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由作者的五篇重要论文组成。在该书的“总序”中叶威廉提出寻求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诗学”和“共同美学据点”的观点，进而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文化模子”理论。“比较诗学”属于叶威廉主持的“比较文学论丛”中的一册，其余的还有周英雄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王建元的《雄浑观念：东西美学立场的比较》、古添洪的《记号诗学》、郑树森的《现象学与文学批评》、张汉良的《读者反映理论》等。这些著作大部分涉及比较诗学研究，是台港比较诗学成果的集中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呈现迅猛发展并逐渐走向深入的势头。1979年10月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这是一部将《文心雕龙》与西方文论相比较的典范性著作。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出版，这是一部比较诗学，尤其是跨学科比较研究的独树一帜的成果。1988年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出版，该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系统的中西比较诗学的专著。另外涉及比较诗学的重要的成果还有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等。黄药眠与童庆柄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和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是20世纪90年代中西比较诗学的重要成果。
杨周翰在比较文学界享有盛誉，是中国比较文学奠基者之一。杨周翰的主要著作有《攻玉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镜子与七巧板》等，主编有《欧洲文学史》《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其中《镜子和七巧板》（1990）一书是杨周翰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在《镜子与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一文中杨周翰阐明了该书的立意本旨：“对比并简略概述当前中西流行的两种差异极大的批评方法或倾向：其中一种用镜子来标志，另一种则用七巧板来标志”。镜子说指的是“当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即文学反映论。七巧板指的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这种批评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西方现代批评家犹如一位手拿手术刀的外科医师，时刻准备切开作品的各个部分，以找出一部作品的组成零件，也可以说，如同一个面对七巧板的整套部件苦思苦想的人。“这两套批评术语的不同表明，中国批评家所专注的是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而西方批评家则关照作品本身，不屑于费心探究作品的‘外部因素’。”[52]从“镜子与七巧板”的说法我们分明能够看到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影响，但杨周翰这里论及的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批评，确切地说是中西文学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日益加快，研究和教学更加规范。有关比较诗学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更加沉稳、更加个性化。谈及此时中国的比较文学，盛宁教授指出，“比较文学的这片场地打从一开始就好像置于一面斜坡上，于是这球踢来踢去虽然也很热闹，却基本上总在自己这半场上滚动”。然而，有一本书的出版似乎稍稍地改变了这种现状，这就是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盛宁说，该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把比较文学这个球踢到了对方的场地上”。该书最初用英文写成，1992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经四川大学冯川教授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与当年刘若愚先生以英文写成的《中国文学理论》一样，是一种使中国古典文论逐步进入西方批评话语的努力”。“张隆溪认为，这里倒是平行比较一显身手的领域。关于语言和阐释问题的讨论将非西方文本也包括进来，不仅是一种视野的扩大，而且将有助于西方对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系统理解。张隆溪说，他就是要引入一种被西方批评传统认为是‘异己’的声音，为所谓‘另一种声音’说话，他认为这种做法便能超越西方文化中关于‘自我’与‘异己’的传统分野，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经验与知识的境界。对英美学界来说，‘道’与‘逻各斯’一番对话的价值亦在于此。”[53]毋庸置疑，《道与逻各斯》是近年来中国学者撰写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比较诗学著作。
2000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教授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举行每年一度的“韦勒克文库批评理论系列讲座”，题目即为“一门学科之死”。这里“一门学科”指的就是“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这门学科死亡之后，“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即将诞生。这门新的学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跨越边界”。“近期的发展业已对区域研究自身的某些假设提出了挑战。例如，认为世界可以划分出可知的与自足的两种‘区域’，这种观点已经开始受到质疑，人们现在更多关注的是各区域间的变迁情况。人口变化，族裔散居，劳务移民，全球资金周转与媒体运转，还有文化沟通与交融的进程，已经激励我们更加敏锐地解读区域的特征及其构成。”[54]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这种研究仍然是单语的、今世主义的和自恋的，而且也未在细读中得到充分的检验，更无法理解母语已经被积极地分割开来”。“我再次强烈地呼吁比较文学和区域研究这两股力量能够携起手来，因为时代似乎已经向我迎面而来。”[55]比较文学跨越边界，不再在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领地故步自封，不再囿限于文学关系的实证考据研究，将越来越注重和拓展比较诗学的研究。
[1] 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2]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3] 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4]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5] 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章燕、李自修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7年，第360页。
[6]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见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76、79页。
[7] 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09、225、238页。
[8]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9] 《二十五史·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94页。
[10] 《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扬州诗局本，第1701页。
[11] 参见蔡镇楚：《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2] 傅璇琮等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3] 参见徐新建：《比较诗学：谁是“中介者”？》，《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4期。
[14] 乐黛云等编：《世界诗学大辞典·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5]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
[16] 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17]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18] 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9] Rene Etiemble，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Herbert Weisinger and George Joyaux．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p.54.
[20] 参见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1]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22] Richard Rorty，Looking Back at“Literary Theory”，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by Haun Saussy，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p.63．
[23] 《孟子·告子章句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1页。
[24]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25]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9-150页。
[26]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5页。
[27] 钱锺书：《谈艺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8]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29] 杜国清：《中国文学理论·译者后记》，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30]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31]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32]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33]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页。
[34] 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5、6页。
[35] 哈钦森·麦考莱·波斯奈特：《比较文学》，姚建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0、72页。
[36]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6-192页。
[37] 同上书，第125页。
[38] 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9-180页。
[39] 安东尼·泰特罗：《本文人类学》，王宇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
[40]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 页。
[41] 鲁迅：《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42] 鲁迅：《题记一篇》，《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43] 同上书，第68页。
[44] 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5] 朱光潜：《诗论·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46]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47] 钱锺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见《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86页。
[48]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页。
[49]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50]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9页。
[51] 杨乃乔：《路径与窗口——论刘若愚及在美国学界崛起的华裔比较诗学研究族群》，《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52] 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53] 盛宁：《思辨的愉悦》，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230、235-236页。
[54] 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55] 同上书，第2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