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

在经历了后现代的解构大潮后，“立场”成了人们争议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人没有了立场，或者说以没有立场当作了自己的立场；有些人选择了多元立场，他们根据现实的需求或自己的需要随时变换立场；少数人则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学术与道德操守，但他们不得不一次次、一点点地放松自己坚守的底线。“‘立场’在今天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又十分晦暗。由‘立场’所启示的问题氛围不仅笼罩着全部的学术灵魂，也笼罩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1]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天命响应，2005年余虹先生创办《立场》辑刊，“为有立场的思想学术实践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场地”。然而，2007年余虹先生突然去世，有关立场的思想学术讨论还未真正展开，就戛然而止，这实在令人叹惋遗憾。比较而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原本就立场不够坚定，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下，其立场就更加飘忽不定，随风摇摆。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亟须重新思考和关注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并循此路线进一步探讨人文学者的立场问题。

所谓立场，就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你的立场就是你所处的位置，你的位置决定了你的视角和眼光，决定了你的兴趣和态度，决定了你的“所见”和“不见”。立场决定视角，视角产生认知，认知影响判断。“立场问题其实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价值’，借尼采之言，乃是人类生存非此不可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人生就没有方向、目标和意义。”^[2]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中指出：“视角的转换必然激发其观点的改变，但作为欧洲的学者，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这也很重要。”^[3]作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时代“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是否更为重要？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与生俱来、鲜明突出，比较文学从创建之初就缺乏独立而稳固的位置。1995年，伯恩海姆在《比较的焦虑》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这个专业目标不清，方向不明，学生就业前景暗淡，陷入了焦虑重重的困境，亟待寻找出路。^[4]“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5]“它的研究对象的这种‘居间性’（inbetweeness）本身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显出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而且也使它从问世之初便没有一个确定的时空位置。”^[6]任何比较都是有目的的：为什么比较？为谁比较？谁在比较？另外，任何“比较”如果可能，都会涉及以下问题：比较的基础、标准是什么？站在什么位置，以什么眼光，用什么方法比较？对以上问题的不同回答，比较的结果或结论就不会是相同的。比较文学学者如果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如何能拥有自己的立场？比较文学学者自身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他又如何能跨越这种关系？任何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化身份上最终必然隶属于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他们都会拥有各自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的文化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明断意味着要采取立场。”^[7]

当然，讨论比较文学立场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很多，最近笔者在认真研读了荣格撰写的纪念卫礼贤的文章之后，觉得或许可以通过荣格的立场来思考我们的立场，也就是说，通过西方人讨论东方文化的立场，来思考和探索中国人对待和研究西方文化的立场。荣格的文章名为《纪念理查·威廉》，写于理查·威廉逝世的1930年。文中荣格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立场或文化自觉，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