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较学者的资格

比较文学学者的资格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谈论比较文学？荣格承认，谈论理查·威廉和他的工作，对他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彼此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具体地说，理查·威廉的毕生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在荣格的研究范围之外。荣格说到底是一位医生，一个精神分析家，而理查·威廉却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神学家。荣格没有去过中国，也不熟悉汉语，但这些最终并没有成为他谈论理查·威廉的障碍。非但如此，荣格甚至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接触，就超越了学院的疆界，他们在人文研究领域相遇，“心灵的火花点燃了智慧的明灯，而这注定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此他发现了理查·威廉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持续了数千年，也许注定要永远消逝的文化珍贵遗产，给予了西方”^[8]。看来，经常能够切中肯綮地谈论比较文学或文化问题的学者，并不总是那些专业的比较文学学者，而常常是那些“业余爱好者”。

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学科，而跨学科这一特征自然需要跨学科的学者来使之成为现实。在论及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时，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异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9]跨学科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类型，它也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正是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的飞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本身。这使得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已经成为了比较文学学者所应当做和必须做的工作。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单就英国文学而言，哲学与科学跟许多伟大人物都是有关的，科学的间接影响尤其可观。”^[10]英国文学如此，世界文学亦如此。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并不总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反而常常来自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等。这一点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理查·威廉就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全名为理查德·威廉·青岛（Richard Wilhelm-Tsingtao）。卫礼贤原是德国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在德国占领青岛后到中国传教。在华期间，他曾创办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他因为酷爱中国文化，便自取中文名字卫礼贤。从1903年起，卫礼贤开始发表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论文，并着手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他翻译出版了孔子的《论语》（1910）、《老子》、《列子》（1911）、《庄子》（1912）、《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和《易经》（1914）等。他通过办学、讲学、翻译中国经籍和解说中国文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格于1922年结识卫礼贤，随后他们成了好朋友。1923年卫礼贤应荣格之邀，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作了一次有关《易经》的学术讲演。此后卫礼贤常到苏黎世去看望荣格，探讨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和《易经》。1925年荣格在远赴非洲旅行之前，决定请教《易经》，并为自己算了一卦。结果荣格得到了“渐卦第五十三的九三条”^[11]。该卦为“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冦”。虽说“渐卦”有“逐渐进展”的意思，似乎是赞同荣格的非洲探险，但“夫征不复”意思为“丈夫出征不回来”，又有不祥的意思。但荣格有意选择前面的含义，而忽略了后面的含义。

作为医生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荣格，谈论作为汉学家的理查·威廉，这里就涉及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资格和身份的问题。谈论理查·威廉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并不仅限于那些汉学家，那些非汉学家的谈论也许更有创见和洞见，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意义和魅力所在。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真知灼见的探索和发现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狭窄领域内的专家和学者，某种跨学科的研究也许更能给人以启示并引发更多的思考。美国学者韦勒克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强调了专家的‘权威’，其实他们可能只是比较了解出版物的情况，或有一些文学以外的知识，却不一定具有非专门家的鉴赏力、敏感和眼界，而后者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12]就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其先驱者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朱光潜、钱锺书、王元化、宗白华等，他们中间没有一人是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者。

因此，荣格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很好地谈论比较文学的问题。荣格认为自己是人类心灵的探索者。一旦他开始探索原始人的心理，便必定会探讨原始人的宗教和神话，这样他就必定会关注和研究东方古老的宗教和神话。荣格去过印度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在那里他考察和研究了东方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神话原型，写出了大量有关东西方个性差异的著作。荣格正是通过与卫礼贤的交往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由此他认真研究了《易经》，这对于他日后写作《心理学与炼金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循此发展路向，荣格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心理分析学，走向了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诗学。荣格曾经说过：“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纯粹的自在之黑暗中点燃光明之焰。”^[13]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家与比较文学学者可谓殊途同归。

[1] 余虹：《立场·前言：虚无与立场》，余虹、徐行言主编《立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 同上。

[3] 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黄德先译，《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4] Bernheimer Charles，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7.

[5]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6] 刘象愚：《比较文学“危机说”辨》，《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7]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2页。

[8] 荣格：《纪念理查·威廉》，《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48页。因为该文引用较多，以下只在行文中注明页码，不再另注。

[9] 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0]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4页。

[11] 芭芭拉汉娜：《荣格的生活与工作》，李亦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12] 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13] 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张月译，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