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比较学者的目的和境界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学者所追求的目的和境界是什么？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进行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现在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确定‘影响’，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精神力量所起的作用，集中于独特的、在文艺美学上可以把握的接受类型和方式，也就是说，集中于被接受了的促进因素所发生的变化。”^[1]荣格发现：“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触到外来文化，不是夭折于自己的盲目企图，就是沉湎于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热情。他们仅仅以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误，始终没有尝到它的真正好处，因而从未达到真正的心灵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249）这种心灵交流在巴赫金看来就是“对话”。“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就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这当然应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2]

我们今天对于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接触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我们是否达到了“真正心灵的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呢？是否实现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呢？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接触、理解和认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早已不再是盲目地“跟风”，或一味地批判，但是，我们距离荣格所说的“真正心灵的交流”以及巴赫金所说的“对话”目标和境界还很遥远。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目前所做的，更多的是借鉴西方观念、术语、写作方法和形式，对于那些心灵交流的内容，因为其不易把握、不易认识、不易量化、不易表述而往往搁置一旁，或干脆弃之不顾。

在荣格看来，卫礼贤的工作是伟大的，“他把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我们身上，能够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一种根本变化。我们不再被降低为崇拜的或批评的旁观者，而是不仅参与到东方精神之中，而且还成功地体验到《易经》的生机盎然的力量。”（250）荣格继而赞誉卫礼贤在各种意义上都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仅使古代中国的文化宝藏能够为我们接受，而且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文化的已经存活了数千年的精神之根，并且将它种植在欧洲的土壤里。”（257）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荣格说：“我确实觉得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258）

卫礼贤将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西方人身上，并进而对西方人的世界观造成了根本变化；他将中国文化的数千年的精神之根，种植在欧洲的土壤里，从而改变或者丰富了西方文化的品质。荣格高度赞扬了卫礼贤的这种超越欧洲人的狭隘偏见的精神：“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人性、一种洞察全体的博大精神，能够使他面对一种深相悖异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并通过以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为它服务来扩大其影响。”（249）卫礼贤昔日的成就显然就是今日比较学者的追求的目标。中国文化之与卫礼贤，恰如中国的比较学者所面对西方文化。如果说，卫礼贤的这种追求和境界在我们的前辈学者中似乎还隐约可见。但到了今天，这些已成为明日黄花，随风而去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越来越专业化和专门化，而读者则越来越少，往往在专业之外便无人问津。所谓学术几乎成了学术圈内极少数人的自说自话。这样的学术研究究竟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呢？这样的学术文章如何“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比较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在荣格看来，比较文学学者的最高学术境界就应该像卫礼贤那样，“他自由地、不带偏见地、不自以为是地对它加以考察；他向它敞开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他一任自己为它所掌握和塑造，因而当他返回欧洲，他就不仅以他的精神而且以他的整个存在，给我们带来了东方的真实形象。”（256）早在荣格的时代，“人们厌倦了学科的专业化，厌倦了唯理主义与唯智主义。他们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这种真理不是束缚而是拓展他们，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253）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是否也应当“以他的精神而且以他的整个存在”给我们带来西方的或者外国的真实形象呢？是否也“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并使这种声音“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之中”？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最高研究境界呢？

[1] 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2] 巴赫金：《巴赫金文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0-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