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此鸭头非彼丫头”：19世纪中叶的宁波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埠的东部沿海城市之一，即所谓“条约港口”（Treaty Port），这里应该属于近代以后“变”的那个世界。但它之所以被列入首批开埠城市，不仅是因为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位置，还因为它已有很长的“开埠”历史。地理位置上，宁波“北接青、徐，东洞交、广”^[6]，处于南北洋的分界处，成为南北洋干线和长江干线的水运交叉点之一。这里早在唐代就有通商日本的记录，而自宋元以来浙江沿海市舶机构反复撤建的过程中，宁波市舶机构却基本上一直独立建置，成为辽东半岛至浙江海域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开埠之前，已有欧洲人来到宁波，进行贸易^[7]。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仅把它放在1842年以后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即使是从海上贸易——无论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出发，也是同样^[8]。我们在一般的叙述中提及首批五个开埠口岸的时候，往往将其作为自然而然的、相对同质的事，相对忽略了它们之间在区域历史脉络和传统上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了它们在开埠这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动中的不同反应。

故事发生在咸丰初年。这时距开埠已经过去了10年左右的时光，太平天国运动已轰然爆发。咸丰四年，这里发生了所谓“渔镖之争”的事件，将海商、官府、由海盗转化而来的水师、洋人全部牵连其中。事件的起因在于沿海的货物运输长期以来极为繁荣，清初以来，宁波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嘉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而大量的外地人口也纷纷涌入宁波，“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9]。由于海禁政策的缘故，海上走私活动也十分猖獗，伴随而生的则是劫掠海商和渔民的海盗。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传统运道受阻，浙江漕粮只好通过海运入京，经营北洋贸易的宁波“北号”商帮觉得有利可图，运漕商船大增，江西、两湖的货物也转道宁波集散。这样，水道的安全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这时，纵横宁波洋面的来自广东潮州的“广盗”被地方官府招安，编为“广勇”，力图使他们为商船护航。但海商根本不相信这些亦兵亦盗的人，双方也频频发生摩擦。这批广勇又转而向渔民勒索保护费，使渔民也深受其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个别渔民因遭受海盗危害而获得了英国领事的帮助^[10]，后者介绍他们去寻求葡萄牙人的帮助，由葡萄牙人出力护镖^[11]。但后来葡人及其华人代理也经常遇事生风，指商船为盗船，然后将船上货物尽行干没，官府稍作惩处，葡人即出面抗议^[12]，渔民不得已恢复受广勇的保护，或另与英法水手签订护镖协议。而广勇又与一家法国商行合作，后者则雇有欧洲不同国籍的水手，这样，就此事形成了复杂微妙的局面。但之所以酿成以广勇和法国水手等为一方、葡萄牙人为另一方的武力纠纷，其实又不仅在于每年数万串钱的护镖酬劳，而是在护镖过程中“合法”地大肆进行走私活动获得利益的机会。同时，“西夷本不在互市之列，因历年渔户及南北商船资其护洋，遂得停泊鄞港”^[13]，表明为商船护航也是一个利薮^[14]。这显然说明，五口通商初期，洋人通过“规范”的贸易活动所得利润大大少于他们的预期，需要靠其他途径加以补充。

于是，咸丰四年五月，以广勇、当地“游手”及法国水手等一二千人为一方，以葡萄牙人及其西班牙帮手为另一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后者阵亡二十余人。葡萄牙人派舰队前来报复，却在外洋被广勇水师击败，被击沉战船三艘，俘获六艘，击毙三人。事后，葡萄牙驻上海领事要求赔偿，官司一直打到浙江巡抚那里，后者建议采用“羁縻”的手段解决，地方官便“移诸领事书，往复排解。以二国本非互市，出资作赆，劝令西归”^[15]。葡萄牙、西班牙人由此退出这场利益的争夺，此后也很少来此贸易，这也或可被视为老牌殖民势力衰颓的一个缩影。

从事件的规模及其后果来看，此事并不比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晚清中外纠纷之起始事件更微不足道，但却显然完全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影响更大的交涉，甚至地方志只是在其《外国传》中记载此事，仿佛与本地毫无干系。究竟是因为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际事务中过时的角色，还是因为太平天国事件使列强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因为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军在宁波曾经交战，地方官府希望避免烽火再起，而葡、西两国也无力与广勇背后的英法列强争斗？无论如何，这次事件悄无声息地解决，固然是与当事的洋人一方无意追究有关，但也是由于此事的起因本属于不同的洋人利益集团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与其说是中外纠纷，不如说是外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否则，主要角色之一的广勇不会这样轻易地脱离了干系。

我们可以在这个事件中看到新的变化：这些洋人卷入此事当然是因为有了开埠这个背景，但又不仅是因为这个背景，因为故事的主角之一葡萄牙人早在明代就在宁波活动，他们，以及英国人和宁波地方的关系并非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所以在这个事件中，第一，不仅是洋人把中国或者宁波牵连到了“他们的”历史、“现代化”的历史，或者所谓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中，同时也表现为洋人被卷入了宁波本地的海上贸易的历史脉络中，被牵连进了一个已经形成多年的复杂的地方权力关系网络中；第二，虽然这些“外夷”已经换成了西洋人，但对于宁波人来说，在上千年的对外贸易史中，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他们对于来自异域的洋人及其生活方式已经并不陌生，也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当地的一些士绅早已成为熟悉夷务的买办，曾凭借自己的力量劝退前来报复的葡萄牙军队。这样，“变”便被消解在了“不变”之中，或者说，今变乃是昔变之延续。相反，几年后各自有地方大族著姓为后盾的本地渔民与钱庄之间的武装冲突，倒被称为“萧墙之祸”而更受重视。因此对于宁波来讲，同样是“条约港口”、开埠城市，但由于其悠久的“开埠”传统，它又与另一些“条约港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里，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虽产生了相当震撼，但它却成为——至少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具有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和讲求经世的文人传统之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