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关联：关于江南区域史的反思

回顾全球史的前世今生，我们发现，如果将其主要特征概括为突破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整体史的观照、反欧洲中心和跨学科方法的话，它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范式、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以及文化—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知道，从布洛赫到勒华拉杜里，大都是做区域研究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虽也是区域研究，但是也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到1979年，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他写道：“我立足于长时段，根据过去和现在的辩证关系，从时间上进行比较。这种方法从未使我失望。我还从地域上进行尽可能广泛的比较，因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全世界，使之‘世界化’。”^[12]而在20世纪的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中，文化源地、文化扩散、文化区，空间、地方与文化，以及文化景观，就是最为核心的主题。至于人类学的研究，用最为概括性的话来表述，就是它“力图解释世界上各种社会和文化的不同，但将各种各样的社会系统和人类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形成概念并加以理解”^[13]，要达到这个目的，微观的个案研究以及比较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具体来说，人类学是研究异文化的，或者是意欲通过理解异文化来理解本文化的，因此，跨文化的视角（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是贯穿始终的，同样因此，整体的视角（holistic perspective）也是贯穿始终的。在这些领域，20世纪上半叶就已有大量经典性的成果，那么，分享上述观念的全球史的意义在哪里呢？

全球史的意义在于建立关联。

几乎从一开始，江南区域史的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王家范在一篇序言中“寄语‘江南史’后生”说：“在更大的中国历史网络中，‘江南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网络区域，它外与其他区域（甚至世界）有经纬线相连，而内部又是由东西南北许多小网格联体组合。”因此倡导一种“立体的、多线交叉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性’思维”^[14]。这当然是有感而发，而本文的主题，也是对王家范呼吁的响应。

把江南区域史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是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来说，这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中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由此延伸到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在国外，森正夫、滨岛敦俊、岸本美绪的江南史研究——无论是早期的具有“革命史”背景的土地所有制研究、民变研究和乡绅研究，还是最近的关于16—17世纪的秩序问题的研究，都把江南视为时代变化的地区缩影；众所周知，彭慕兰的《大分流》也以江南或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比较研究的中国一方代表。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江南市镇、士绅、商团等城市组织的研究，也基本上是沿着现代化研究的脉络。

谢湜的新著《高乡与低乡》试图超越这一延续了40年的问题意识。当然，他的研究起点还是对“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反思。他在处理11—16世纪600年左右的历史时，找出了11世纪、13世纪后期—14世纪和16世纪这三个“重要时段”，分别描述了太湖流域以东地区区域结构的三次整体转变^[15]。但是，他并没有回应最初反思的问题起点，对这些转变过程进行新的理论概括。甚至，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时段与传统的“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些重要的转变过程中，外部因素如海外贸易的影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倭寇”问题也只是一笔带过，这似乎暗示自11世纪至16世纪这里的结构性变动基本上可以在一个区域内的、原有的历史走向中加以把握。但由此他对“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潜在回应就只是针对其中的“断裂—延续陷阱”，只是更强调论断的弹性和整体性，而放弃了讨论上述问题的历史分期内核。他所做的是告诉你这里是怎样的和为何如此，似乎要将概括这些变动的工作留待日后。

当然，简单地套用某种社会理论是不可取的，对区域历史过程的具体而整体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做出某种宏观判断往往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区域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的区域研究究竟应有怎样的理想？大约70年前，费孝通先生曾写道：“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述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工作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表现出来的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16]最近，科大卫先生也重申：“我们的目标远远不止撰写一村一地的历史，我们的目标更为远大，但要达致这些远大的目标，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不应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合研究的一部分。”^[17]我们当然不是靠做简单的加法来达致这种整合研究（这一点刘志伟已经指出过），历史学者的工作其实就是发现和建立关联，即按照某种历史逻辑，对特定时空中的那些看似无关的历史碎片建立关联，然后，对这些关联做出判断。从区域史研究到全球史研究，就是从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

我依然觉得傅礼初（J．Fletcher）的概念有启发性。他的概念由于“新清史”以及“内亚研究”受到重视而日益为人所知。在讨论一种“整合的历史”，也即全球史的时候，他使用了parallels和interconnections这两个概念。前一词的意思是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的相似现象，傅礼初也把它称为horizontal continuity，就是说不一定是谁影响了谁，而可能是由同样的原因造成的、不约而同出现的类似状况，与后一个概念“相互联系”有所区别^[18]。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除了寻找和建立关联之外，发现和探讨这种“异地共生”现象，对于把握全球史与区域史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傅礼初说，“在1500年时，我只看到了相互分离的历史；但到19世纪下半叶，人人都看到了相互联系”。他正是基于这个从分离到联系的全球史认识，将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这300年视为一个过渡性的“早期现代”。按照他当时的认识，在这300年中，第一，虽然不同时期有所起伏，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一，但总体上存在一个人口增长的趋势；第二，城市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市镇和中等城市的数量、规模以及重要性都增长了；第三，长途贸易在继续发展，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性的短途贸易，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大为增加；第四，城市商人阶级兴起，在文学、艺术等文化生活方面，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第五，宗教复兴和传教活动凸显，这是城市阶级重新审视宗教和社会的宗教价值观的结果；第六，农民暴动，这既有气候的因素、人口增加的因素，也普遍由于税收的加重，而这又与商业的发展有关；第七，游牧势力的衰落，不只是火器，而且是包括火器在内的现代战争手段所提出的新的财政需求，营造了一种新的帝国体制，是游牧势力所无法匹敌的。

傅礼初描述的这七种在全球普遍存在的表现，无疑可以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印证。但问题是这说明了什么？在1500—1800年间，在英格兰、莫斯科、撒哈拉非洲、伊朗、印度、布哈拉、中国江南、南岛岛链、北美、墨西哥和巴西，共性更大还是差异更大？或者说，由于上述“异地共生”现象，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是否在逐渐缩小？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始终持有全球史视野或建立关联的问题意识之下，对区域史的深入探讨是极其必要的。在这样的方法论意义上，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等研究，既是传统的江南区域史的终点，又是新的江南区域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