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学家列维纳斯其人其事

在提供这样的线索之前,应该先说一下作者其人其事。列维纳斯,这位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介绍到法国,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不仅整个法国思想,而且整个西方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哲学家,也已经受到汉语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列维纳斯的本名原拼为“Emmanuelis”,后从法语习惯拼为“Emmanuel”。本书音译为“列维纳斯”的姓“Levinas”(亦音译为“勒维纳斯”或“列维纳斯”,故此译名尚待统一)主要见于立陶宛。列维纳斯即于1906年1月12日生于这一当时尚属于俄国的立陶宛的考纳斯(Kaunas),为家中长子。他的两个弟弟后来皆被纳粹杀害。立陶宛的文化对犹太人较为“宽容”。他的犹太家庭属于当地重要的犹太社区,据列维纳斯回忆,在那里“是犹太人就像有眼睛和耳朵一样自然”。列维纳斯学会阅读的第一语言是希伯来语,尽管他的母语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家里说的俄语。他也是在俄语中接受了最初的正式教育。他当时阅读的俄国伟大作家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的作品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本书中就有对其中后三位作家的引用(第165页,第186页,第142页)。本书中出现过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也经常被列维纳斯提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于1915年9月占领了考纳斯,列维纳斯一家遂迁居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Kharkiv或Kharkov)避难。他们经历了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动荡。1920年,全家迁回考纳斯,列维纳斯开始在那里的一所犹太高级中学(Gymnasium)读书。1923年,本拟去德国学习的列维纳斯最终选择了离立陶宛最近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在那里学习古希腊罗马经典、心理学和社会学,但不久即转而专注于哲学,尤其是柏格森和胡塞尔的思想。1926年,列维纳斯与刚入斯特拉斯堡学习的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对德勒兹、福柯和德里达等皆有重要影响)结识并成为终身好友。1927年,他开始仔细研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并选定其直观理论作为论文题目。1928至1929年,他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学习一年,在胡塞尔主持的最后一次研讨班上做了发言,并参加了胡塞尔的继任者海德格尔主持的第一个研讨班,又听了海德格尔讲的一门课,该课程内容后来以“哲学导论”为题发表。在这一学年中,列维纳斯精研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列维纳斯后来回忆说:“我因胡塞尔而去海德堡,但却发现了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回到法国后写了题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的博士论文,以此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于1930年获哲学学院奖并由巴黎Vrin出版社出版。将年轻的萨特引上了现象学之路的就是此部作品。列维纳斯后来带着不无嘲讽意味的幽默说,“正是萨特,以其在为梅洛·庞蒂所写的著名讣文中所说的,即他萨特‘是被列维纳斯引到现象学之上的’,而保证了我的永恒地位。”1932年,他发表了法国第一篇研究海德格尔的作品《马丁·海德格尔与是之为是论/存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维纳斯成为德国战俘。在高级战俘集中营期间(1940—1945),他开始构思和撰写于1947年出版的《从存在到存在者》(已有吴惠仪的中译本)。此书标题中的“存在”为“existence”, “存在者”则为与前一词享有共同词源的现在分词“existant”(提及此点是因为,在本书中,从标题开始,列维纳斯就已基本不再使用此二表述。这是值得读者加以关注的改变,但我们此处无法详述)。1948年,列维纳斯在让·华尔(Jean Wahl,1888—1974)创建的哲学院中所做的四个讲座以《时间与另一者》出版,其中关于时间与另一者的主题在本书中将“被重新发现”(第66页作者原注)。从50年代末起,列维纳斯开始更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发表于1974年的本书是列维纳斯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则是此前于1961年出版的《总体与无限》(已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朱刚译本)。两部著作的构思、写作和发表相隔十三年之久,尽管本书的若干章节在成书之前就已见诸刊物。1975年11月到1976年5月,紧接本书的出版,列维纳斯在巴黎索邦大学同时讲了两门课程:“死亡与时间”和“上帝与是之为是—神之为神论”(关于这一标题中的译名的解释,详见下文)。这是他退休前最后所教的正式课程。两课的记录由列维纳斯的学生和朋友雅克·罗朗编辑为《上帝,死亡,时间》,于1993年出版。此书特别值得注意之处是,其语汇和风格都与本书密切相连,因此可与本书相互阐发。1976年,列维纳斯70周岁时从索邦大学退休,此后继续以文章、讲课和访谈等方式不懈地阐发和总结他自己的思想,并发表了大量作品。

从1970年开始,列维纳斯陆续被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与汉娜·阿伦特同时,这是二人平生唯一的会面)、荷兰莱顿大学(1975)、比利时鲁汶大学(1976)、瑞士弗莱堡大学(1980)和以色列巴尔—伊朗大学(1981)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80年5月,列维纳斯在巴黎首次会见教皇让·保罗二世,随后又参加了教皇于1983年和1985年在其夏季寓所主持的会议并在后一会议上发表了论文《超越与可理解性》。1983年,列维纳斯被海德堡大学授予卡尔·雅斯贝尔斯奖。其子米歇尔·列维纳斯代为领取,因为列维纳斯发誓二战之后不再踏入德国。1995年12月25日,经历长期病痛之后,列维纳斯在法国巴黎辞世。三天之后,德里达在葬礼上以“永别了”(Adieu)为题致辞。[1]

同时代哲学家对于列维纳斯思想日益增加的重要性的肯定,我们可以从德里达在列维纳斯葬礼上的这一致辞中略窥一二。他说:我们可以自信地预言,在未来很多世纪中,读者都将会以阅读列维纳斯的著作为己之任。在远超出法国和欧洲的范围之内,在不同语言之中,列维纳斯著作的大量翻译以及众多有关列维纳斯思想的学院课程、学术会议和研究专著都表明,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后,列维纳斯的思想所产生的无数反响“将改变我们时代的哲学反思的进程,也改变我们哲学的反思的进程”。[2]今天,列维纳斯此书问世33年之后,我们呈献给汉语读者的题为《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的这一汉语翻译,将应会是对于德里达上述预言之前瞻性的又一佐证。鉴于此书所反映的思想乃是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完成之后的长久时间中的更深入的思考的结果[3],此书甚至可被认为是他哲学生涯中的总结之作,是他的思想的——当然,是某种意义上的——“最后之言”,尽管列维纳斯自己即使在本书之中也已经警告过我们,最后之言永远来自另一者,那必然会中断和打破我们的那些始终有意无意地企图成为囊括万有的、至大无外的哲学话语的另一者(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