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1]

古之学者必有师[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3]。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4]？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5]；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6]？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7]。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8]。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9]；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10]！

[1]师说：论师之说；说是论说文体的一种。

[2]学者：志学之人，治学之人。

[3]传道：指传圣人之道。受业：教授艺业。受，通“授”。解惑：解除疑难。

[4]意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孰，谁。

[5]固先乎吾：本在我之前。固，本来。

[6]庸知：谓怎能计较。庸，岂。

[7]以上意本《吕氏春秋·劝学》：“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

[8]师道：为师、尊师之道。

[9]出人：超出一般人。犹且：尚且。

[10]出于此：由于这，指“耻学于师”。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11]。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12]。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13]。

[11]童子之师：指孩童启蒙、教授读写的老师。句读（dòu）：指断句，这是幼学的基本功。读，通“逗”。

[12]或不焉：不，同“否”。

[13]小学而大遗：学其小者而忽略大者。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14]。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15]。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16]。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17]。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18]。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14]巫医：上古巫、医不分；语本《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百工：各类工匠。巫医、乐师、百工被看作是士大夫之下的低贱之人。

[15]族：类。

[16]相若：相类似，不相上下。

[17]位卑则足羞：谓所师者地位低下则从师者感到羞耻。官盛则近谀：谓所师者官位高则近乎谄媚。

[18]不齿：不与等列。

圣人无常师[19]。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20]。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21]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22]。

[19]意本《尚书·咸有一德》：“德无常师。”又《论语·子张》：“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20]郯（tán）子：春秋郯国君主，郯国故地在今山东郯城县，据《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孔子从学“少皡氏鸟名官”事。苌弘：春秋时周敬王大夫，后以晋公族内讧被杀，据《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至周，“访乐于苌弘”。师襄：春秋时卫国乐官，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又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聃”，但孔、老关系多有不明处，“问礼”不一定是史实。

[21]语本《论语·述而》：“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韩愈取其前半，突出学无常师义。

[22]术业：技艺学业。专攻：专门致力处。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23]。不拘于时，学于余[24]。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25]。

[23]李蟠：旧注谓贞元十九年进士。六艺经传：《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的经与传，概指儒家经典。

[24]不拘于时：不受时风（不重师道的风气）所拘束。

[25]古道：指古代从师之道。贻（yí）：送，给。

据旧注，李蟠贞元十九年进士，这篇文章作于他十七岁的时候，应是在他登第以前。文章中关于尊师重道、人非生知、学无常师等议论，本都是历来的常谈，没有太多新意。本文的意义在于其强烈的针对性，而其感染力则得自高超的表达技巧。

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江南士子纷纷从学，他以“系囚”身份力避师名。他写《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这里说到韩愈居长安、挈挈而东，是指他早年奔走幕府时情形。从前面所选《此日足可惜赠张籍》等作品可以知道，他当时就已极力团结后学，以师道自任。这是因为师道乃是传播圣人之道、教授古文之业的保障，也是他从事儒学和文学“复古”事业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他作《师说》，提倡师道，就表现出强烈针对性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至于他在文章里把“道”与“艺”并举，“传道”与“受业”并重，抨击士大夫间耻于相师，批评他们不如“巫医、乐师、百工”，笔墨更显得相当尖锐。

文章表达清通简要，无一冗言赘语。开头使用韩文习见的先声夺人笔法，开门见山地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树立论点，作为前提。然后条分缕析地论述师的作用、从师的必要、谁人可为师、师道的现状等；再用古今对比做转换，提出“爱子择师”、“巫医等不耻相师”、“圣人无常师”三项加以具体发挥；最后点题，说明写作缘起。短短四百余字，结构精严，波澜起伏，有尺幅千里之势。而作为提倡“古道”的具体体现，文中多处引用经典，但点化如己出，不露痕迹，则显示了使典用事的高度技巧。

还值得提出的是，文中提出“年相若”则耻相师，他和张籍等人的年龄正不相上下。可能在这点上他颇受非议，文章有为而发，也可见他“好为人师”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