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唐关中门阀为首的政治势力统一中国，重演了各政治力量消长变化的历史过程。重婚姻门第的山东旧族渐被重官阶爵禄的关中军功贵族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选官制度的变化。科举取士，扩大了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仕途之路，在现实的秩序中突破了门阀士族的权力垄断，强化了广大知识分子入仕参政的愿望。他们带着不懈的热情去建功立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学作为反映现实最敏感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诗歌更是先声夺人。总观盛唐诗歌，是对现实人生的乐观感受和充满青春昂扬热力的执着。带着这种情感去观照自然，同时便是一种移情于自然，歌颂自然的强烈情绪体验，它少有一种沉重悲切的现实内容，更多是一种抒发内心欢快、充满健康生活情趣的审美感受，这是盛唐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这是将内在的本质力量与优美的自然景象，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刚健的时代精神。这是先秦以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融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这是《诗经》以来比兴手法的圆熟运用，是南朝诗歌韵律形式的极致发展，是极盛的时代精神所显现的生命力的外化和对象化，是民族强盛时期社会心理的最佳表达方式。

罗宗强著《唐诗小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记述了以唐诗为表征的文化繁荣。唐诗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作者的众多和作品数量的巨大上，而且表现在有鲜明风格、有巨大成就的诗人的众多和千古传诵的名篇的数量巨大上。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唐代那样，留下了那么多家喻户晓的诗人和诗篇。唐诗正是以它高度的艺术成就，经受了漫长岁月的考验，保持了它永久的艺术魅力。

唐代的诗人们，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反映领域。士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他们的理想向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哲理思索、他们的爱情和友谊、他们的愤慨不平等等，无不见之于诗。唐人在此基础上，不仅传神写景，而且在景物的传神描写中融入了浓烈的感情，使景物和情思成为不可分割的境界整体；不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且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写出了多层次的境界和多层次的情思，写出了意境的氛围和画意。唐人创造的诗歌境界，是一个层深渺远、容量很大的艺术天地。他们在意境创造上的成就，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唐代社会经过了九十余年的安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开元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文化发展的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大，反映到精神领域里来，产生的那种壮大气魄。这时的士人，有一种昂扬的精神风貌，一种强大的自信心，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幻想着建立功业，或跻身显宦，或立功边塞，扬名不朽。这种精神风貌，反映到诗歌上来，使这时的诗歌有着一种独具的昂扬、明朗的基调，一种被后人称为盛唐气象的壮大明朗的浓烈情思。这种感情基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是这个时代给予诗歌的独特恩赐。盛唐诗歌的这种独特风貌，是它以前任何时代的诗歌所无法比拟的。

又由于近百年的繁荣发达，唐朝文化在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先进文化的长期哺育，到了一个产生天才的时代。长期的诗歌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唐初以来九十余年间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又为这时诗歌的发展准备好了很优越的条件，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这些，遂使此时诗坛群星涌现，诗歌艺术达到了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峰，在创造兴象玲珑的诗的意境方面、在创造我国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律诗方面，盛唐诗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罗先生以王维、李白、杜甫为例加以阐发。王维最主要的成就，最有特色的、反映了他自己独特风格的，是他的山水田园诗。他的山水田园诗，往往在宁静明秀的境界中，表现一种平静的心境，把自然的美和心境的美融为一体，在自然的美的体验中，把精神升华到一个明净的境界，使人在其中得到巨大的享受与满足。他的这方面的诗，很典型地反映了盛唐士人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李白的诗，可以说是集盛唐精神的精华；也可以说是奇妙地凝聚着盛唐诗歌的艺术风貌，兼有它豪壮和明秀的美。说他的诗集盛唐精神的精华，是说他的诗充满昂扬的精神力量，充满理想主义，充满自信，有一种巨大的逼人的气势。他的奔放的热情，坦荡的胸襟，率直的性格，豪侠式的行为，可以说也是典型的盛唐式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他个人气质性格方面的这些特点，全都反映在他的诗里。使他的诗如长江大河，奔泻直下；如天风海涛，不知自何而来，自何而去。追求理想，抨击黑暗，感慨人生，幻想神仙，纵情山水等等，凡是他要表达的，都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隐瞒。出口之后，便滚滚滔滔，不可遏止。他的诗情是爆发式地倾泻出来的，而不是流淌出来的。他的诗，既是空前的，也是难以模拟的。他一生充满非凡的抱负，一再想到要建立不朽功业。在他的一些诗里，便表现出强烈的追求功业的愿望，真是激昂慷慨。这完全是一个充满理想时代的豪情壮志，也多少带着浪漫色彩的抱负。

杜甫诗歌对于唐诗发展的巨大贡献，便是拓展了诗歌的题材，把诗从个人怀抱发展到写生民疾苦，并且把抒个人情怀和写生民疾苦融为一体。杜甫写生民疾苦的广度与深度，虽非绝后，却是空前。创作题材的这一巨大转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像杜甫那样深刻而生动地反映唐代那个转折时期的社会生活。

与这盛唐之音同一气象，反映同一时代风貌的便是草书、音乐、舞蹈的盛行。书法作为“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艺术手段，借助草书特别是狂草的盛行，而达到了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艺术境地。张旭、贺知章、怀素等人的草书，流走飞逸，迅疾骇人，将人生的喜怒哀乐痛快淋漓地倾注于笔墨之间，成为当时书法的时代风貌。唐代的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长安已成为国际的大都会。不同区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等纷纷涌来，在长安这个中心舞台上表演展现。“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唐人广泛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精华，予以再现和创造。玄宗朝，由于前代的积累和玄宗本人的好尚，音乐、舞蹈格外发达。广泛吸收各族乐曲和乐器，并设左右教坊和梨园，掌乐舞之事。当时乐师（音声人）有10027人，散乐艺人也有千余人。我们从《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三大舞所表现的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唐代由创业到巩固政权和安定后的享乐、歌舞升平的变化。多样化的舞姿和群舞的盛行表达出欢快喜悦的心境，而少有伤感哀怨失落悲愤的愁绪。

至于盛唐的绘画艺术，“亦一变陈、隋、初唐细润之风尚，以成雄浑正大之盛唐风格，而见空前之伟观”。玄宗本人擅以墨色画竹，也为一时之胜。盛唐绘画特点有二：一是佛教绘画，脱去外来影响，渐具民族风格，以“吴带当风”为其代表，偏重写实，向风俗画发展；二是山水画法渐独立，且分南北两派，分别以王维和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王维的南派艺术风格融解禅意，渐发展为后代的文人画。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诗画中关于马的题材甚众，如曹霸、韩幹、陈闳、韦偃等皆是画马能手，诗人杜甫更与几位画家过从甚密，画家们每有新作必请他鉴赏题诗，留下了多首咏马之作。这主要是由于唐代开拓边土对外战争的需要，十分重视马匹的畜养，开元初年的御厩养马二十四万匹，开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万匹。正是这种开拓疆土、边塞立功的现实需要，才有诗画题材大量地反映这一时代内容的现象。

在盛唐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由于时代的需要，每一种都得到了极致的发展，且大都表现着反映着大致相同的时代内容：这就是讴歌自然、状写人生、感叹人世间的欢乐、伤感和憧憬，借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内心的情感和现实体验，构成一幅浑厚雄壮的艺术画面和充满壮美的艺术意境。

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以唐代碑志文字所反映的唐代文学与文化繁荣景象为例证，为我们拓宽了观照视角。

盛唐碑志文以张说、苏颋等为代表，行文追求叙事记功，其气势恢宏，笔力雄浑，字里行间透露出刚健明朗、宏阔大气、乐观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显示出泱泱大国的强盛气象。其他如颜真卿、李邕、张九龄、李白等，作碑文也铺陈排比、夸饰丰富，追求颂美铭功、润色鸿业，充满着对生命的礼赞，对英雄的讴歌，对时代的咏叹，呈现出雄奇壮丽、浩博大气、清新刚健、伟岸多姿的审美风尚。

有唐一代，张说和韩愈对碑志文发展的体例定型功不可没。张说以其大手笔的才华和地位，为盛唐颂美体碑志文的创作建立范式。其碑文以骈俪为体，铺陈排比，铭功颂德，歌颂帝皇的文治武功，赞扬士子将士的丰功伟绩，塑造时代性群体英雄形象，称道其积极入世的奋斗精神，进而展现唐王朝君臣一心、共同致力国家建设的政治格局，颂美唐王朝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大国之威。张说的碑文充满着清新刚健、雄奇壮丽、蓬勃进取、奋发有为、昂扬大气的审美风貌，篇幅浩博，气势恢宏，可谓盛唐气象、盛唐风骨，成为当时碑志文创作的范式。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云：“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尤其是唐代前期，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社会比较安定，成为我国石刻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现存唐代石刻数量较多，达一万件以上，分布地域也很广泛，大部分省市，甚至中原地区的许多县都有唐代的石刻保存下来。这一时期的石刻形制丰富，制作手法也很成熟。……唐代的碑不仅形制庞大，雕刻精美，而且文词宏丽，书法高超。”

唐代书法的发展与碑刻的繁荣紧密相关，碑刻的发展，为书法提供有力的书写载体，而书法的兴盛，使得碑刻在审美形式上更为考究精美，提高其礼制装饰功能和文化艺术价值。

此外，唐碑所涉及内容之丰富广泛，涉及地域之辽阔，也是空前的，如唐碑中有不少反映对外交流、宗教传播、商旅往来等内容，这都和当时唐代的政治形势、社会生活和综合国力相符合。

唐代还重视书法教育，《唐六典·门下省》：“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国子监中国子学、太学和四门馆学生研读儒经之外，不论所修何经，皆须学书，日纸一幅。”《唐六典》卷21还记载唐代国子监中设有“国子”博士和“书学”博士，专门教育、培养书法人才，主修《说文》、《字林》、《尔雅》等字书。唐代书学兴旺，书法艺术发达，其中不少碑志文名家便是书法大家。诸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以书法名重天下，自不论。像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张籍、杜牧等，也擅长书法。叶昌炽《语石》云：“书学至唐极盛，工书而湮没不称者，尚不知凡几。”而王维、李白则以诗笔人文、谈玄说理，写景状物，其碑文更多具有诗情画意、风致神韵之美。唐代碑志文气势充沛、视野开阔，写人记事刚健有力、笔法多样，呈现出强烈的事功致用的价值取向。唐代碑志文包容广阔、涵盖博大，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的思想内容，庞杂浩繁而实用精神突出。

有唐一代，碑志作家始终充满着大国之民的情怀，其推崇儒道、关心国事、张扬自我，对入仕参政有着积极的态度，这种文化心理在碑志文创作中多有表现。自初唐到晚唐，尽管时代正当风云变化，但弘扬孔孟儒道思想、倡导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碑志文主题精神始终不变。

唐代碑志作家们始终以尊奉孔孟儒道思想为中心，关注现实政治，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士人命运走向及大一统政权建设的进程，这就奠定了唐代碑志文鲜明的主题思想和价值取向。

李浩先生认为，关中民风尚武崇力，在隋唐时表现更为明显。这种对力量的美学追求和对英雄人格的崇拜，与文学的雄深刚健互为表里，和谐一致，对唐代文学中崇尚风骨、追求恢弘大气、刚健有为的精神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李唐王朝的定都关中，使得这一地域性的精神气质辐射扩散全国，最终成为唐代文学的总体特征。

唐人碑文，从初期的王勃、杨炯到盛唐的张说、苏颋等，写人记事，议论抒情，其雄浑大气、恢弘刚健，思想内容上描写大国之治，抒发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充满着开拓进取、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显示出昂扬豪迈、雄浑博雅、质实壮丽的美学风貌；盛世的出现，为文学的描写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和政治经济基础，也激发了文人的时代自豪感。

这一时期的文学，也更多关注现实社会的盛况和民间性的盛世感受。文人发挥儒学政治教化的功效，把盛世的面貌转变为社会性的、民间性的风俗之美和富足之感。

伴随着时代政治的需求、文人的盛世心理感受及文体自身的发展流变，文学润色鸿业的传统功能在盛唐被进一步延伸和扩展，成为时代文学的思想主题。

如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通过描写玄宗皇帝登临大宝以来的种种祥瑞之景，特别是通过与周秦汉魏以来历史的对比，描写大唐马匹名目众多、神骏纷呈的壮观气象，借以赞颂其马政的繁荣兴旺，字里行间透露出物质财富积累雄厚的盛世豪情。

这一时期的碑志文多夸饰军功，炫耀武力，歌颂唐王朝武力开边及对外战争的胜利，宣扬其大国雄风，颂美圣君盛世、贤臣良将的伟大时代。歌颂唐王朝诗文取士、以礼治国、文化昌明发达的气象。

盛唐时代的作家，多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与者，立志效命明君圣主，服务苍生社稷才是其毕生的誓愿。张九龄宣称：“致君尧舜，齐衡管乐，行之在我，何必古人。”李白则抱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愿望。杜甫更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一时期的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入世之心，乐观自信，傲岸狂放，热衷于仕途经济。

所以盛唐文人的心理是外放而非内敛的，自信乐观，张扬个性，显露才华，渴望能为时关注、才尽其用，以展现其宏图壮志。

盛唐时期的碑志文，无论写战争军事、写人物经历，其对乡关的眷恋，对战争的畏惧，对人生苦短的感伤与无奈，都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所代替，信心代替感慨，壮大代替悲凉，离愁别绪让位于建功立业、显扬功名以成就人生价值的慷慨高歌。所以其写牺牲，写边愁，写思乡，写治乱，境界都是壮大辽阔而非哀怨抑郁。

盛唐文人对于风骨的追求，为文章的特征所决定，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品中追求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和慷慨激昂、悲壮博大的心理感受和生活场景。

无论写景写人，还是叙事记功，都有一种昂扬乐观、明快豪迈的情思和情怀，充满着博大壮丽、刚健遒劲、清新英朗之美，正如袁行霈所云：“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中的昂扬情调。”

在盛唐作家的心中，充满着欣逢盛世、时不我待、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情怀。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求取荣华富贵，实现人生三不朽的政治理想和终极价值，这才是他们为人处事的根本目的，也才最足以抒发他们的襟抱，表现他们的气概。几乎每一位盛唐文人，都在碑志文中表现这种襟抱与气概。

玄宗开元时期，是唐代盛世形成的标志。李隆基当政后，文治武功，勤于政事，特别是重用文儒，逐步革除高宗武后以来的政治流弊，实行清明稳定的统治政策，使得社会安定，百姓和乐，国家也向着繁荣昌盛的方向进步前进。《大唐新语》卷1《匡赞》载裴耀卿入库观书后赞美说：“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统治上层以礼治国，崇文尊儒，唐代的政治文化风气自上而下，都在开元年间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由于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也由于科举制盛行而带来的广大知识分子的仕进愿望十分强烈的社会氛围，唐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与客观外界接触时，产生了主体本身的需要和对客体价值的一种新的积极的肯定判断，这表现在盛唐时期的人们大都把帝国的命运同自身的前途作为一个同构体来看待，普遍地眷恋世俗生活。《太平广记》中有关李林甫不愿放弃富贵享受去学仙道、秀才李俊二十余年未曾及第仍不肯放弃仕禄追求的例子便是明证。“仕”、“婚”，成为唐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主要的人生追求。《太平广记》及唐人各种笔记小说，为我们展示了唐代文人和一般百姓世俗生活的各种场面和多幕剧。诸如嗜酒豪饮、挟妓歌吟、郊游远行、击鞠下棋、占卜相面、品茗赏花、斗鸡走马、杂耍百戏等，不胜枚举。与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依恋相关联的是唐人重信用和倡导侠道忠义的行为准则，少有魏晋时那种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喟，这是由于对现实的满足而引发出的对人事交往的重视和肯定。这与强盛时汉朝人的一般心理颇相契合。

徐俪成认为，最早以汉唐连称并将之作为政治理想的是宋真宗。有了“汉唐故事”专书。“甲戌，苏颂等奏撰进《汉唐故事分门增修》，诏以《迩英要览》为名。”《宋史·艺文志》有“《汉唐事实》十五卷”，可能就是同一书。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固然需要共同的语言与习俗，同时也需要有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所谓盛唐之音、大唐气象，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记忆。

唐人也总爱自比于汉人，以汉代的贤主名臣来比附当朝或者对比切近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方式。这里面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唐代是关陇贵族建立的政权，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建立一统王朝。南方自东晋始就一直被看作同时自认为是华夏汉文化的正统。唐统一全国后，急需标榜正统，因此，一方面推出老子为远祖，同时文化上承继南方，唐初一切制诰文体皆用四六文，使人们承认自己是汉文化的正统继承人。这是一种深层的归属心理，同时亦是民族自尊的表现。古文运动反对宗教迷信，去豪华见真淳，汲引西汉乃至先秦文辞，变革儒学，以道统与佛学抗争；由四六文而古文，更由形式到内容，正反映唐人对民族自尊认识的深化。这种变化客体以认同自我的心态正是唐人逐渐确定了的价值观念。

前期唐人的婚嫁观念也有变化，不似南北朝重门第，离婚再嫁之事屡有发生。尤其在公主的婚姻上反映最为明显。唐嫡亲公主211人，代宗以前99人，其中三嫁者4人，再嫁者23人，占四分之一强。民间改嫁离婚之事笔不胜书，而且由女方提出离异的也不在少数。说明唐皇室作为西北胡化较深的贵族，统一中原后一时又未尽汉化。他们抑制山东士族，对婚姻礼法观念也产生影响。同时各族间融合频繁，也难有统一严格的规定，因而造成前期在婚姻关系上较为开放，少有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