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广移民入川，机杼之声盈耳

麻布在四川的荣隆地区被当地人称为“夏布”，荣昌和隆昌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夏布之乡”，据重庆市博物馆专家考证，其苎麻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夏布的生产当由葛、大麻演变而来，因“古时无今之木棉，但有葛布大麻而已”。《说文》：“麻，细布也。”《盐铁论·本议篇》有：“齐阿之缣，蜀汉之布。”而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竟还有“广汉八稷布”的记载，这就说明蜀布其时已在西北边郡广为流传。《汉书·张骞传》也记载有张骞通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蜀布，大夏国人向他说，这些蜀布来源是当地的“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即印度）”。因其“黄润细布”之特点，西汉的扬雄称道：“简中黄润，一端数金”。据史载，蜀地精细的苎麻布可与丝绸媲美，因而又有“麻布”或“蜀布”之称。可见，早在西汉之前，蜀布甚至已远销至南亚一带。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先生介绍，在蜀地战国考古中，可以见到一些麻织品，一般出土于墓葬内，因为残朽，已难窥全貌。这种麻织品，很可能就是以苎麻纤维为原料的蜀布，因为冬天粗麻布衣服可以御寒，夏天细麻布衣服可以散热，在当时使用很多。

夏布在唐代发展成“斑布”、“筒布”，所谓“筒布”，即中细布也，因为它往往卷成筒形，装入竹筒，便于运输，故称“筒布”，又根据它的形色特点，称为“斑布”。夏布不但成为当地的特产，其上品还成为贡品，据《新唐书·地理志》上载，昌州辖四县：“大足、昌元、静南、永川”。而这四县中独昌元（今荣昌县）产麻布。这种麻布“轻如蝉翼，薄如宣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成为皇室和达官贵族喜爱的珍品。《元和郡县志》有“昌州贡筒布、斑布”的记载，《太平寰宇记》也有“昌州产斑布”的记载。

在清初年间，许多官府文书、私家文集、地方史志、金石碑刻、氏族谱牒以及民谚歌谣，都有“湖广填四川”的记载和传说。明末清初，因为四川地区连年遭到兵祸，大批群众外逃或死亡，民寡土荒，几绝烟火，时间长达30年^[1]。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康熙六年（1667年）官府正式上报：荣昌全县只有143户，男妇286人。直到康熙二十一年，清廷派史彰来县担任知事，才建立起有效统治。朝廷下诏“招抚流民”，实行“移民实川”的政策，人口开始回升。按照“移民实川”政策，朝廷规定：凡他省人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或少地农民入川开垦荒地，“插占为业”^[2]。从康熙年间开始，《移民填蜀诏》掀起的移民四川的高潮，一直延续到雍正、乾隆时期，时间长达100余年。移民主要来自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浙江、安徽、江苏等省。据专家统计，各省移民纷纷来荣昌落户约90%。据调查，有湖北麻城迁入荣昌的有肖姓落户今安北乡鸦山；海姓回民落户今清流乡香炉坝马草坡一带；王姓落户今仁义乡、盘龙乡一带；甘姓落户昌元镇、清升乡一带。康熙三十六年，傅姓落户昌元里赵家嘴……直到乾隆年间（1736～1795年），先后来荣昌入籍的还有湖南颜姓、刘姓，广东的林姓、饶姓、张姓、李姓、范姓、黄姓、郭姓、陈姓、朱姓、徐姓，江西信丰县的康姓、杨姓等。同治《荣昌县志》中有记载：“县境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梭之声盈耳，富商大贾，购贩京华，遍递各省”。

从历史发展来看，客家人经历了一个不断迁徙、融合的过程。在重庆的朝天门和荣昌的路孔古镇迄今尚保留有较大规模的湖广会馆建筑群，详细记录了当时“湖广填四川”的一段迁徙的历史。直至今天，荣隆地区的部分居民，仍然保留有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特别是客家方言，更是识别客家民系的重要标志。据史料研究，广东最初迁徙荣昌县的客家人仅100多户，到清朝乾隆年间，增加到3670多户，15800多人。到清朝嘉庆年间最鼎盛时期，更增加到33381户，93598人。史学专家将这些内地的客家人群落称作客家“方言岛”，这样的客家“方言岛”在川渝两省共有30多个，而荣昌盘龙镇则是川渝两地最大的客家“方言岛”。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客家学研究大师罗香林，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到乾隆年间，客家移民四川的迁徙路线是：从大迁徙入蜀的客家人是取道湖南再到湖北恩施，进入三峡、川东到重庆，由重庆到荣昌^[4]；当代学者孙晓芬也对清初“湖广填四川”入蜀路线作了描绘，也把荣昌作为一个重要的集散地^[5]；西南民族大学学者李全中认为：有两股大移民，都先先后后，从东向西，或由南而北，奔向荣昌，在荣昌寻找安身之命、落业立籍的地点，或者在荣昌暂时立脚，生存下来，然后养精蓄锐，再继续向西，向北寻找理想的立业之地^[6]。根据众多史料表明，荣昌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川中集散地、转徙站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是地理位置优越，是川东、川西、川南、川北的结合部，也可以说是四川的中心地带，对移民来说颇有吸引力；二是交通十分便利，明代就有三条古道干线，同时还拥有五条古道支线，水路交通也十分便捷，往来十分方便；三是清初荣昌人口稀少。由于劳动力缺乏，因此为移民“插占”到土地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为在荣昌“谋生”容易，“糊口”不难，所以人们愿意来荣昌休养生息或再寻转徙之道。

外省移民与劫后余生的土著遗民一道，从事农耕活动和手工业生产，经过五六十年的辛勤开发，经济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不断恢复并有突出的创新，荣昌夏布、陶器、折扇和白酒的制作工艺在当时有了很大的改进，新的集镇逐渐形成，烧酒坊、路孔场、盘龙场、吴家铺等地的商旅往来也开始活跃。

盘龙场被认为是川渝最大的客家“方言岛”之一。《重庆晚报》的记者曾在盘龙场调查采访发现，在那里生活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湖广移民的后裔，而其中颜氏是客家人中的大姓。据那里的老人讲，他们的祖辈是在公元1711年从广东迁徙来的。

盘龙场颜氏客家人，一向以勤俭朴素、聪慧能干、吃苦耐劳著称；对新事物敏锐，能与时俱进。他们从银器的加工业，逐渐转变到开染房、糟房和行医等，多业并举。随着银器业的衰落，颜氏族人又纷纷转向麻布编织业。其原料为从广东带来的苎蔴，麻布市场原料充裕，且销路极广。颜氏族人选择附加值高的织布为业，并很快占领了盘龙、周兴两镇麻布编织业的半壁河山。

颜氏族人为方便生意，以清明会名义集资，在盘龙场下街土地堂上首购得房产一处。店堂有百余平方米，楼上楼下摆满了颜氏各家各户的大木柜，里面装的就是收购麻线的器具：秤、算盘、口袋、箩筐和扁担。这个店很自然地成了颜氏宗亲内部交流商情、联络亲情的场所。

当时，各省的移民来到荣昌后，为了联络乡人感情、协调同乡事务、维护乡人利益、调理商业活动，修建了不少会馆。“会馆”的“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会馆就是聚会和聚居的场所，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作为移民群体的活动场所，它既是同乡会性质的组织，又是本籍同业商会的组织。会馆内都设有客房，可以承担来荣昌的本籍官绅和过往客商的食宿接待。除进行商业事务外，它还根据原籍的习俗并结合本地的特点，举行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或办理逢年过节的会酒、或祭祀乡贤和神明、或举办宴会、或进行有不同特色的乡俗游戏和娱乐，起到“颂乡贤、聚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的作用，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根据史料记载，荣昌县城就建有各省移民会馆多个，其中有广东会馆（南华宫）、湖广会馆（禹王宫）、两广会馆（文昌宫）、福建会馆（天上宫、天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湖北会馆（帝主宫），还有湖广省永州会馆（濂溪祠）、四川会馆（惠民宫、川主庙）等。

在荣昌、隆昌历史上，农民种植的粮食、经济作物品种比较单一，有资料表明，在清初，大批移民从湖南、广东、福建来荣隆“插占为业”定居时，带来了各个省区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大量的农耕经济作物种植技术，丰富了荣隆地区的农产品。

荣隆有悠久的种植麻类和编织麻布的历史，但在明末清初，经过30年长期战乱以后，种麻织布几乎消失殆尽，直到清康熙、雍正年间，始由移民，特别是广东客家移民从原住地带来苎麻的新品种并率先在荣昌县盘龙镇一带进行种植，他们引入麻布编织的新技艺，加以改良创新，才使荣隆的苎麻种植和夏布编织技术得以复兴，夏布的生产又开始兴旺起来了。另外，大量湖广移民入川，百业待兴，新的集镇形成为麻布从商品性生产进入到市场交换领域提供了集中贸易的场所，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晚上赶场买卖夏布、白天织布的习俗。到清同治年间荣隆麻布已远销海内外，大量的外地商客常驻荣昌和隆昌经营夏布生意，甚是一派繁荣景象。由于“湖广填四川”的客家移民将种麻、绩麻线、织麻布的技术传入蜀地，与当地纺织技术结合，织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荣昌麻布，此后统称“夏布”，清代康熙后期形成商品生产。到了光绪九年（1871年）《荣昌县志》记载有二县“各乡遍地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富商大贾，购贩京华，遍递名省。”（陈业松主编，《四川客家》）。县内“妇女勤绩成布，白细轻软较甚于葛。山陕直隶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远至京都发卖。”说明当时种麻织布在荣昌的农村已是产销一条龙。荣昌夏布由于布纹细密平整，色泽莹洁润滑，且坚韧耐用，穿后易洗易干，熨烫后有棱有角，显得古朴雅致。其质量比葛更细软轻白。山西、陕西富商大贾，每岁必来采购。

在荣昌的盘龙场，数家门前挂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灯笼的客栈里，多住采购麻布的商家和挑夫（俗称麻布脚子）。赶场次日，天色微明，那些挑夫在老板吆喝下上路了，将收购来的麻布，直运荣昌、隆昌。在荣昌县城的濑溪河畔，有多家麻布漂洗作坊，坯布经加工精整，简洁包装，最后贴上夏布商号的标签，运往重庆、成都等国内城市以及转销朝鲜、日本及东南亚一带。

当时，同业商会组织积极引领当地各类手工业行会组织的规范发展。行会俗称“帮会”，新中国成立前是城镇手工业、商业、自由职业从业人员的同业组织。这些从业者为了立足社会谋生和保护本行业利益而通过行会制订了一系列的行规，组织定期集会活动来切磋技艺^[7]。荣昌新中国成立前夏布编织业的行会有“机仙会”，还有专门负责印染、浆漂业的“二仙会”，负责缝纫、纺织的“轩辕会”等^[8]。每个行帮都以尊奉的祖师生日或忌辰为名举行定期集会，祭祀祖师、宴饮议事、调解纠纷。发展到民国24年（1935年），陈祝丰等商人筹组成立荣昌夏布商业同业工会，民国年间，各工会行帮大部分均由地主、资本家所把持，新中国成立后，各行业也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各行帮行会自行消失。

隆昌夏布的起源时间与荣昌基本一致，据《四川省情》第六章中记载：宋朝时泸州斑布已成贡品（斑布又名麻布、夏布，隆昌那时尚未置县）。明末清初，大量的湖广移民迁移到四川，廖、李、石三姓移民带来了湖广麻布的生产经验，与当地生产技术交流，融合而成就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隆昌夏布，约在1850年左右逐步形成商品性生产。隆昌县从清康熙年间夏布形成商品性生产后，苎麻常年种植面积为3000亩左右，产原麻25万公斤。

综上所述，明清移民对引进、改良荣隆地区苎麻种植及夏布织造技艺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夏布的生产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