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日经济与金融

第一章 全球变化及大国关系

第一节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

当前全球化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去全球化的风险在显著上升,本轮复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全球格局的变化可能是10年期结构性变化,或71年期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甚至是500年期现代化模式的变化。

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的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谋划发展所要面对的时代潮流。2015年中国提出要继续开放发展,融入世界经济,提出要牢固地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推动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是风险与挑战不容忽视。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是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二是世界经济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但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严重,国际经贸规则出现政治化、碎片化的势头,世界经济还没有找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三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四是中国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

在这样一个大格局、大变局之下,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结合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何把握机遇,在新的格局下发挥好中国作用,既为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的发展发挥作用,那就是习近平同志讲到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中国反而被认为是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的最大推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做斗争,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二、去全球化风险显著上升时期的中国经济

全球化红利明显大幅下降。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2001年,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速为2.7%;第二个阶段是2002—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为8.8%;第三个阶段是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可以看到,这一轮全球化是从全球开放红利普遍享有转变到全球非理性繁荣,然后转变到现在全球化红利明显大幅下降的新时期。国际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全球投资规模仍然低于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拐点性变化,造成很多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上升、经济卷入结构性风险,全球新科技革命尚未有效提高供给端效益,全球产能过剩等,这些变化意味着全球经济进入调整的新阶段。全球化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其未来趋势可能会继续,也可能会逆转。

经济全球化总的趋势没有变,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生产力最重要的生命力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产生的分工体系是扩大交换、推动国际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上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细化已经接近尾声,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加速器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导致全球经济贸易减速。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不断拓展网络经济新空间,新型跨国公司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正在发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的新型微观组织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形成,人民币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取得一定进展,这些因素共同推动全球经济进入转型新阶段。

要更好地衔接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全球化并没有结束,多边的、高标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会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一种主要方式。发达国家新的贸易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应进行适应性调整,要立足长远谋划未来应对全球化重要的战略和政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培育新的增值功能动力。

世界经济也需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全球化表现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贸易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生产一体化的全球循环系统出现中断,由过去的贸易管制进入资本管制。新科技革命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供给侧的技术进步,凯恩斯主义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全球经济也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未来全球化应走向包容。前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缺陷是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利益分配不均衡,新一轮全球化未来转型趋势是要走向普惠贸易和共享经济。全球化走向包容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彻底的翻盘。全球格局的变化至少是71年全球治理与改革长周期的变化,甚至可能是500年这一轮现代化的反思和重塑。重新构筑以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理念,对世界治理体系、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是一个重大挑战,需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下一步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才能解决。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周边国家发挥重要作用,与周边国家奠定重要的制度性框架,如中国东盟“10+1”、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自贸区等,这是中国走到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世界历史上复苏最缓慢阶段下的中国经济

这次危机复苏是历史上最缓慢的一次。导致全球经济复苏长期乏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全球劳动参与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速,削弱了全球劳动力供给;新技术革命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化步伐相对放缓;全球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全球范围分工弱化等。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贸引擎动力削弱。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提出多种因素,包括英国“脱欧”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季度除美国增长1.6%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表现艰难,欧元区增长1.6%,低于第一季度增速,日本微弱增长0.2%,巴西、俄罗斯分别为-0.5%和-0.9%。根据2016年1—7月的统计数据,中国仍然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且比重还稍微增加,但是进出口总值按照人民币计价是-3%。这与过去外贸增长高于全球增速1.5~2倍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确实反映了全球的需求低迷、保护主义抬头等一系列因素,导致外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动力大大削弱。

全球经济掉入长期停滞陷阱的风险加大。全球经济增速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最低水平并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性,贸易额下降幅度之大历史少有,跨境直接投资不容乐观,不足以支撑经济回升,世界经济掉入长期停滞陷阱的风险上升。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既有结构性也有周期性因素。经济危机过去8年,全球经济复苏如此乏力的因素如果是周期性的原因,最好的策略就是等待,等待经济从谷底走向复苏、走向繁荣。然而全世界已经等待了8年,经济仍未有显著起色,全球GDP的增长2016年按照IMF的数据是3.1%,相比2002—2008年的4.5%,1/3的外需消失了。如果是全球结构性的原因,结构性的原因是不会随着周期性因素变化而变化的,谁等,谁就会走向死亡;全球等,全球经济就会一步一步走向“硬着陆”。也可能存在一些其他比周期性、结构性更加复杂的原因。全球油价大幅度波动、政策隐忧、全球债务率上升,全球经济系统性、区域性、制度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导致全球经济恢复乏力,全球缺少有效需求,全球潜在增长乏力,全球的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中国应积极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应坚持鼓励创新,为世界注入新动力。加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方合作,以加快全球范围内技术扩散进程,加快全球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提高全球范围内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四、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可能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10年的全球结构性调整变化的影响,也可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71年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变化的影响,甚至可能是前工业化或工业化以来持续近50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重大历史性变化的影响。

英国“脱欧”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和格局演变的一个新变数。英国“脱欧”自身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增长迟滞和失业增加的代价,欧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遭受重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经济而言,短期影响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但从长期来看,英国“脱欧”对英镑、欧元的地位都会造成较大冲击,这对于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一个重要机遇。

今后的全球经济格局仍将加快演变。全球化以来,新兴经济体比重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则相对下降,这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上一个500年,西方主导世界经济规则、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历史,已经开始走向结束。未来500年,可能是东方或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共同推进全球发展。英国“脱欧”将对全球格局演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欧盟经济地位下降,中国地位相对提升,对中国的长期机遇远大于可能受到的损害,但全球经济格局加快演变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采取渐进方案解决全球经济格局重塑问题。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位次发生重要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塑,需要构建合作、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对全球经济格局所出现的问题,建议采取渐进的方法、有限的目标来解决。

中国成为负责任全球大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要努力取得全球市场和全球规则的领导力或主导力、全球经贸调整责任的担当者和领导者,可能需要两个一百年以上的时间。在全球进入风险可能大于机遇的情况下,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其次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地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积极地推动深度融入世界的两个“轮子”:“一带一路”和全球自贸区战略。通过这些有限的目标和能力,逐步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强劲、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这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面向未来的变化,中国应充当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或者“火车头”,要强调创新式的改革和开放,包括制度上、文化上、技术上和理论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