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逆全球化势头在全球范围内上升

一、经济全球化步入关键的十字路口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其未来趋势可能会继续，也可能逆转。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贸易萎缩、全球资本流动发生拐点性变化、新科技革命尚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全球产能过剩加大贸易摩擦冲突风险等消极因素冲击，未来全球化趋势值得关注。

（一）全球化发展处于十字路口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3个阶段的特征来看，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提高了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效率，为各国经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一阶段是1870—1913年，以殖民主义体系下的全球贸易为特征的传统的全球化模式。第二阶段是1950—1973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世界经济阵营跨国合作的二元化时代。第三阶段是1990年至今，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全球化时期。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也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1年，是以冷战结束、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标志的全球化高速推进时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第二阶段是2002—2008年，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的全球化高潮时期。第三阶段是2009年至今，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未来全球化趋势是去还是留，即未来全球化趋势可能会继续还是逆转，有待进一步观察。

1. 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减弱

通过比较187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可以发现，全球化时期，经济增长最快，贸易增长更快，贸易增速要高于经济增速；非全球化时期或全球化“退步”时期，经济增速放缓或衰退，贸易增速更慢，贸易增速要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这说明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例如，全球化第一阶段1870—1913年，全球GDP增速为2.1%，全球贸易增速为3.4%；全球化第二阶段1950—1973年，全球GDP增速4.9%，全球贸易增速为7.9%，全球贸易增速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全球化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的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也显著表明了这一特征。然而，非全球化阶段或者全球化“退步”阶段，贸易增速显著低于世界经济增速。根据IMF和WTO的最新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1%，全球贸易增速为2.8%，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速将连续5年（2012—2016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

2. 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资本流动发生拐点性变化。全球FDI在2012—2014年连续3年呈下滑趋势，2014年出现11%的降幅。2015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1.76万亿美元，但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962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7650亿美元，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规模首次超过发展中国家。全球资本流动的拐点性变化，带来了全球汇率、利率、价格的剧烈波动。

3. 世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

科技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新技术革命将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以“互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并未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未扩大有效需求，新技术革命尚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

4. 全球产能过剩加大贸易摩擦冲突风险

本轮产能过剩是全球性的问题，首要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崩溃引发的全球市场需求萎缩，造成了全球很多行业出现过剩。例如页岩油气，美国的库存在不断地增加；铁矿石，澳大利亚铁矿石开采能力已经过剩；全球汽车市场也在趋于饱和，等等⁽¹⁾。全球产能过剩加大贸易摩擦，导致以邻为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会引发贸易战、货币战，使疲弱的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轮换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世界经济格局处于动态轮换之中。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的分工模式、贸易模式和经济格局。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处于动态轮换之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经济体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为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年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再次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全球治理机制深刻变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出现了一些无序的和碎片化的现象。全球治理体系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需要进行框架外协调。包括推动G20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推动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发展，使发展成为主题。

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重塑带来机遇和挑战。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动态调整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艰难重塑，中国应科学地认识其变化特点，准确把握发展机遇，应对挑战，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

（三）中国如何成为开放型经济大国

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中国要发展，要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积极推动和参与全球化发展，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作为发展中经济大国应负起促进全球经济加速发展的国际使命，积极推动国际体系机制变革、联合国改革、G20机制建设、世行和IMF改革等，完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开发建设，如“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创建，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机遇，包括市场机遇、投资机遇、绿色机遇和对外合作机遇等。

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中澳、中欧以及亚太自贸区等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推进双向开放，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等。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社会对中国也充满期待，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发出中国倡议、提出中国方案。

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应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增强在贸易谈判中的主导权。

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经济发展趋势的分化与复苏的“不均衡”，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未来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呼吁各国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重回健康增长轨道。

二、未来全球化应走向包容

2015年，德国爆发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数十万人大游行，英国“脱欧”事件、美国“特朗普现象”等表明去全球化风险显著上升，全球化进程遭遇新贸易壁垒挑战，去全球化之势迅速发展。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应走向何方？

（一）现代经济全球化缺乏普惠性

全球化红利明显大幅下降。现代经济全球化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1年，全球人均GDP为4000～5000美元，年均增速为2.7%；第二阶段是2002—2008年，全球人均GDP为5000～9000美元，年均增速高达为8.8%；第三阶段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为9000～10000美元，年均增速低至1.1%。从全球人均GDP增速变化可以看到，这一轮全球化是从全球开放红利普遍享有，转变到全球非理性繁荣，然后转变到现在全球化红利明显大幅下降的新时期。

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未能有效提升部分群体的福祉。现代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引导推动的，西方国家自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长期乏力，引发了各国对全球化利弊的反思。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利用全球化挤占了发达国家市场；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弊大于利，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向低成本的新兴市场转移加剧了本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并未有效改善西方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导致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金融全球化转移了发达国家的国内资金，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商品击垮了本国的中小企业。德国爆发反对TTIP的数十万人大游行，担心以美国为主导的TTIP将会使欧洲利益受损；英国“脱欧”事件的根源之一在于欧盟政策缺乏普惠性；“特朗普现象”反映了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后果，这些事件都反映了全球化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这种思潮下，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去全球化呼声高涨。

（二）去全球化风险显著上升

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风险加大。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呈现低速不均衡复苏特征，需求依然乏力，国际贸易增长前景不乐观，全球经济陷入“广泛停滞”的风险加大。IMF预测，201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仅为3.1%左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8%，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2.2%、1.6%和0.3%，均低于早前预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速下滑程度较大，2015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4%，连续5年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尽管2016年预期增长4.1%，但远低于2010—2015年5.4%的平均增速。巴西、俄罗斯陷入衰退，使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就业出现严重困难，推迟了结构改革进程，也使复苏势头蒙上了阴影。

英国“脱欧”加大去全球化风险。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苏格兰、北爱尔兰、伦敦等精英阶层城市明确选择“留欧”，英格兰、威尔士的其他地区等民众阶层基本支持“脱欧”，显示了明显的阶级和贫富差距。英国“脱欧”的主要原因是难民及非法移民问题和欧盟体制缺陷问题，根源则在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风险极度不匹配，可以说英国“脱欧”标志着全球化的倒退。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加大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深远影响，加大去全球化的风险。

（三）未来全球化应走向包容

全球化进入转型新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全球生产要素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全球经济、金融快速发展，国际分工降低商品价格，促进企业向成本更低的地区投资，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逐渐进入失衡状态。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动力减弱，全球贸易增速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全球投资规模仍然低于危机前的2007年，全球资本流动出现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新变化，造成很多国家货币贬值、美元债务上升、经济卷入结构性风险；全球新科技革命尚未有效提高供给端效益，全球产能过剩等，这些变化意味着全球经济进入全球经济调整的新阶段。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总的趋势没有变，而是进入减速转型新阶段。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不断拓展网络经济新空间，新型跨国公司形成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正在发挥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的新型微观组织互联网平台企业正在形成，人民币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取得一定进展，这些因素共同推动全球经济进入转型新阶段。

未来全球化应走向普惠贸易和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应让发展成果惠及处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不同位置上的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其未来趋势应走向普惠贸易和共享经济，而不是过度资本化、虚拟化，应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然而，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参与机会，发达国家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IP等高标准的全球贸易规则重构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能分享全球化红利，进一步加剧南北失衡。为此，一方面，应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高其自身的能力建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缩小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和全球规则重构应体现更多的包容内涵，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其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选择。大型的高标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发达国家的新贸易规则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应进行适应性调整以应对挑战，要更好地衔接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周边国家发挥重要作用。G20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首位，这对于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新进程。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全新尝试，其核心理念是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公平地参与全球化，使发展成果惠及沿线所有国家，强调无论是强国、弱国、大国、小国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三、本轮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及其根源分析

本轮全球化带来了资本逐利性、金融与实体的脱离等问题。究其根源包括利益分配失衡、外部性补偿缺失、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博弈、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等。未来全球化发展需完善国际规则。

（一）本轮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1. 利益分配失衡

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利益分配不平衡加剧。跨国公司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而中小企业获利较小。麦肯锡报告显示，全球10%的上市公司产生了80%的利润，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占全球企业营收的近60%，市值相当于所有企业的65%。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研究显示，中小企业占APEC经济体企业总数的97%，提供超过50%的就业岗位，在大部分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为20%～50%。但是，中小企业群体在APEC成员国直接出口中的占比仅为35%。

劳动与资本矛盾加剧。全球化优化了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但有失公允的经济金融制度扩大了资本与劳动收益的差距。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本质表现，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加大了普通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一方面，大资本以资本集中兼并和联合的形式剥夺中小资本，进一步加速资本积累，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国际投机巨头利用资本优势、金融衍生产品和制度法规空隙，获取大量附加值，加之合法避税，导致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全球不公平和贫富分化趋势仍在加剧。在全球化时代，开放、市场化、科技创新创造的巨大财富和福利，被华尔街、伦敦城的金融寡头以及房地产、建筑等相关部门瓜分，不仅普通百姓、年轻人、小企业未能从增长中得到公平参与和分享成果的机会，就是大跨国公司的实体部门、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公共部门人员从中获取的利益也很有限，全球不公平和贫富分化加剧。据有关统计，当前世界基尼系数为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

2. 金融与实体脱离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进一步偏离是导致各种危机的根源，这一矛盾内生于资本的本性，也内生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随着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创新加速全球金融投资和虚拟资本的膨胀，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居于全球主导地位，金融资本自身的增值效应及其获利空间和速度远远超出实体经济，大量资金投向股市、房地产等领域，推升股指、催生房地产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和实体严重脱节，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抽血”加剧了金融和实体的矛盾。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和重要支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为刺激经济复苏，美、欧、日等主要国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采取多种方式向企业注入流动性。然而由于缺乏优质企业和新的实体产业，实体经济并没有吸纳到所需的充裕资金，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与实体经济缺乏资金的情况相反，金融和房地产两大领域出现资产泡沫，非实体经济聚集过多的发展资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现象严重。资金持续“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使得金融并未对实体经济实现“输血”，反成“抽血”，严重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和实体的矛盾。

（二）全球化问题的根源分析

1. 资本逐利性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不平等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扩张相伴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追逐利润或剩余价值是资本全球化的内在根本动力。在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法则驱动下，资本运作具有高度选择性，资本逐利的特性使得资本选择那些利润丰厚的“全球城市”周围，影响着就业和收入分配，进而形成积累的自行增值。这种积累过程与政府的债务危机和削减公共支出的压力相结合，导致国与国之间、一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在经济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分化，两极分化的矛盾、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世界格局的多极与一极的矛盾、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也应运而生，导致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

资本逐利扩大南北差距和全球失衡。资本逐利性使得发达国家将资本投向经济发展潜力大、资源禀赋丰富和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一方面，把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自身制造业萎缩、工人失业；另一方面，迫使发展中国家压低工人待遇，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得到了发展，通过勤劳致富有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储蓄，但为寻求资本保值增值，发展中国家又将巨大的财富投向发达国家。这样，世界发展的利润大部分被发达国家带走，实际上形成储蓄和出口在发展中国家，利润和福利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从而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加大全球分配不公，整个社会出现巨大失衡。

2. 外部性补偿缺失

经济全球化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外部性的国际化。经济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这种“搭便车”行为导致正外部性产品的供给不足。例如，科技成果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公共物品，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会导致这种产品供给不足。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对外部性造成的损害没有赔偿，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短缺、人口与贫困、经济危机以及恐怖主义。

当前全球层面的外部性治理存在四种困境。一是面临全球外部性补偿机制缺失引致全球治理激励不足的困境。二是面临世界政府困境，国际社会没有超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不能统一实施外部性治理。三是面临全球税困境，没有世界政府或国际机构可以征收全球税，例如，碳税的征收至今仍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四是面临全球产权困境，全球公共资源的产权无法明晰。

探索建立外部性补偿制度。负外部性损害了全球利益，导致全球公共产品缺失和公平缺失现象，需要国际合作探索建立外部性补偿制度。具体来讲，国际制度改革方面，应改革现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制度投票权、成员资格以及人事配备等方面的代表性，以解决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制度供给不足这一全球性问题。国际组织应充分发挥促进国际合作与协调的作用，管理全球公共产品，调解国际争端，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非政府组织应发挥其对各国政府决策和国际组织决策的影响力作用，引导公众舆论，监督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行为。大国合作应充分利用影响力和执行力及示范效应，实现全球负外部性的自主治理。在国家层面，外部性治理手段包括政府管制、法律手段、一体化等措施。

3. 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博弈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利益集团为赢得更多利益，利用自身的财力和经济影响力，通过政治捐献、游说、公开运动、影响选举、停止合作等各种方式和途径对政府施加压力，进而使本国政府做出有利于自身集团利益的决策。

带有利益集团色彩的民主制度与自由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在本轮全球化进程中，突出特点是，带有利益集团色彩的民主制度与自由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例如，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有明显的“金钱政治”和集团利益色彩，这与其标榜的自由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尽管欧洲实现了人口自由流动，然而欧洲没有实现财政和福利政策的统一，导致福利留在本国，加重了本国负担。希腊人去德国工作，税收和消费留在德国，部分社会福利责任却留在希腊，给希腊政府带来负担。

4.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各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跟上全球结构变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合作，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依存度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西方民众反全球化思潮高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重构，各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分工发生变化，然而各国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跟上全球结构变化的步伐，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分化加剧。

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产业将根据生产成本梯次进行转移。各国应根据各自产业发展情况和生产成本高低，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但有些国家因受自身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难以及时调整，未能跟上全球结构调整的步伐，造成经济减速或发展停滞，进一步拉大国与国之间的分化，加剧全球失衡。

（三）未来全球化发展需完善国际规则

全球国际规则面临重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和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应对新挑战；为加强自身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争取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全球经济秩序进入结构重塑、规则重构阶段。

国际规则制定权中的博弈将长期持续。近年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经开始通过新的超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构建新型贸易投资规则，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开展了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任何当前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这可能导致它们进一步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之外，对发展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权中的博弈将长期持续，高标准的对外开放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仍是大势所趋。

四、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五个特点

当前，全球化进程遭遇了波折，主要是由当前的治理体制和经济结构同全球化深入发展不相适应造成的。这仅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和回调，未来5～10年全球化仍将处于调整期。在此期间，全球化将呈现一些新内涵、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未来全球化应走包容共享道路

缺乏普惠性是当前全球化问题的最大软肋。一是全球化红利明显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中，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1990—2001年的年均增速为5.0%，2002—2008年为5.8%，2009—2015年为3.6%。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全球人均实际GDP增速在这三个阶段分别为3.2%、4.5%和3.3%。这一轮全球化是经历全球开放红利普遍享有，转变到全球非理性繁荣，然后转变到全球化红利明显下降的新时期。二是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未能有效提升部分群体的福祉。现代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引导推动的，西方国家自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全球化并未有效改善西方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导致西方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西方兴起反全球化思潮。

共享包容应是未来全球化的新方向。全球化发展应让发展成果惠及处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不同位置上的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其未来趋势应走向包容共享，而不是过度资本化、虚拟化，应努力缩小贫富差距。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中国在全球化发展中扮演着积极的建设性角色，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响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严肃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2017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较上年提升了3.5个百分点。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未来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全球化多边体系面临改革和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出现了一些无序和碎片化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停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方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将制约多边贸易体制的快速发展。

区域化规则对全球性规则有更多替代。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以来，区域性贸易协定成为大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以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为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迅猛，各种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一体化机制与安排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区域性大国的主导下，超大型区域集团如TPP、TTIP与RCEP正在塑造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近年来，各大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虽然有英国“脱欧”影响，但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仍在进一步推进。2016年东盟共同体建成，成为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新起点。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这两大拉美区域组织不断加强合作，推动拉美经济一体化进程。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简称“科迈萨”）作为非洲成立最早、最大的次区域经济组织，在推动非洲区域一体化和成员国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在推动海湾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力军

新兴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的分工模式、贸易模式和经济格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2007年的28.4%上升到2016年的38.72%，2016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汇率法）为65%，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假设新兴经济体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20年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翻一番。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可能会逐渐丧失领导的地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新的趋势。

新兴经济体多方面参与全球化实践并不断发挥影响力。新兴经济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变了由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主导的格局，二十国集团（G20）机制、金砖国家机制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以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与制度安排，如“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创建，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四）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

服务贸易较快发展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随着全球经济服务化进程加快，服务贸易发展推进了全球自由贸易的进程。一是全球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2005—2015年11年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贸易增速1.5个百分点，全球货物贸易的30%是服务贸易带动的。二是服务贸易规模和占比不断提高。目前服务贸易增加值实际已占到全球贸易的50%左右。三是服务贸易发展拥有巨大潜力。新兴经济体的加快发展，将进一步释放服务贸易的潜力。

服务贸易对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影响加大。服务贸易将影响和决定全球和区域自由贸易的进程及格局。一是服务贸易成为多边、双边贸易协定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中日韩自贸区等多边自贸谈判，还是中美、中欧等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服务贸易。二是自由贸易进程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双向市场开放。当前自由贸易主要障碍已不是或主要不是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而是服务贸易投资领域的监管、非关税壁垒以及市场的开放度，直接影响全球投资及相关联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三是服务贸易对全球形成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前服务贸易在双边区域贸易投资谈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最大难点也是服务领域对等的市场准入等问题。

（五）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化新动力

数字经济有望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增长点。在传统互联网基础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加速兴起，可以预见，以信息化与产业化深度融合为特点的数字经济，将引领新一轮产业创新，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目前全球22%的GDP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发明显，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

数字企业巨头将成为未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数字企业在推动全球经济融合和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贡献巨大。如美国的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5家公司总市值合计达3.33万亿美元，占美股市值总额的7.8%，包揽2017年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前5位，阿里巴巴位列第9位。

跨境电商向下一代国际贸易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了全球贸易体制重构，阿里巴巴提出的eWTP（全球贸易平台经济）适应了这一需求，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贸易平台，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和包容发展。2017年中国“双十一”一天内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额高达254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