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朝诗人李贺作《梦天》诗，写下了“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千古名句。诗人驰骋想象，说人世间已经几度经历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世代的更迭和时势之变迁好似飞快奔驰的骏马；从月宫俯瞰人间，辽阔的神州大地（古人所谓“天下”）如同一个升腾着九点炊烟的村落，而浩瀚的大海则犹如从杯中倾泻出的一泓清水。可是，有谁能想到，这存在于古代浪漫诗人心中的奇幻想象，到如今已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世界和发达的交通而感受到的最平凡的事实，人类生活的世界真的成了一个“地球村”了。

所谓地球变小了，是因为人的眼光、视野和感受力变大了，这同时也要求人们具有更为“大气”的襟怀和文化品格。我们的文化心理素质能不能跟上迅速变化的时代，并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全球化、身份认同与超文化能力》一书，正是任裕海先生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一部学术专著，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跨文化能力研究》的结项成果。裕海先生将书稿发给我，并嘱我作序，使我得以先读全书，并由此真正感受到了“先睹为快”的乐趣。通读了该书书稿，有几个方面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该书在学术上的前沿性。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跨文化能力研究，是当今世界文化学学术前沿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推进，必将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化，“狭隘的、地域化的个人将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诚然，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又是具有民族性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这就带来了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的文化如何适应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需求、如何把古老的民族文化提升到新时代的水平，这又给各民族提出了人的“超文化能力”培养的问题。互联网时代或信息时代的来临，使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身份认同和超文化能力培养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而迫切。面对这一时代前沿的问题和世界学术前沿的问题，裕海先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其次是该书的学术视野之广阔和“大气”的学术品格。对于世界学术最新发展的了解，我国的许多文化学研究者往往由于外语水平的局限，或不能大量阅读外文资料，或只能借助于已经翻译成汉语的文献，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往往滞后于世界学术的发展。裕海先生作为外语学院的教师，具有很好的外文素养，加上他对学术前沿问题和最新成果的敏锐感受力，故能大量阅读并直接迻译、转述、运用最新的外文资料来从事科学研究。作者在书中广泛介绍、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学术前沿最重要的一批理论成果，足以使外语水平不高的文化学研究者有登临送目而四围群山尽收眼底之感，从而大大拓宽其学术视野。裕海先生不仅重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国内学者的文化学研究成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无论是学界名流，还是普通的研究者，苟有一得之见，都为该书所征引。这对于时下某些人或“言必称西方”、或根本不读同辈人之著述、自我设限、自缚其灵府的小家子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再次是作者富于开放性和创造性的探索精神。作者指出：全球化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呈现出“去地域化”的特征，它既是一种“所是（being）”的状态，也是一个“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一个从文化认同的原生状态到自我建构，从岛国心态到世界主义的文化超越过程。尽管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些同质化和普遍化要求对文化多样性提出了挑战，但全球化也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个体不仅可以在认识上和行为上超越特定文化认同的限制，克服与他者交往过程中由文化认同差异造成的障碍，增进理解沟通和建立良性互动，而且可以经由对文化认同的觉知和反思，汲取有益的文化资源，促进自我的精神成长”。这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任何一种世界意义上的文明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以民族文明为基础，并在各民族的互动中发展而来的，所以世界意义上的文明统一性也只是在包含着诸多的民族文明特质的形态中存在。对全球化的理解应当把握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这一双重过程的统一，全球化并不一定导致文化民族性的丧失，相反，民族特性在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会更加鲜明。为了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勇于接受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此，作者又着重论述了他所提出的“超文化认同”的概念及其相关原理。所有这些论述，都非常深刻并且富有启发性。作为序言，对于该书的观点不能详细列举，还是让读者通读全书吧。

最后，是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该书无论是迻译或转述海外文献，还是引用和复述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无不加以详细而准确的注释。所谓“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是学者最可宝贵的品格。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而在于它能够启迪人的思想，引发人的思考。裕海先生的著作正是这样一部优秀著作，它言有尽而意无穷，引发我思考很多的问题。

首先，关于全球化是不是所谓“西方化”或“美国化”的问题。裕海先生告诉人们，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全球化也被描述为“西方化”、“美国化”和“麦当劳化”。裕海先生是不赞成这一观点的，他说得很明白，全球化“是在各民族的互动中发展而来的”。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全球化进程似乎可以说从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了。虽然直接促成这一进程的现代科学技术——从蒸汽机到因特网——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中国文化人文理念之精华却对全球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西方学者都承认，中国文化对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有一位名叫Alfred Owen Aldridge的美国学者写了一本题为《龙与鹰：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风采》的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理念对美国建国者富兰克林、潘恩、杰斐逊等人的深刻影响。我国学者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一书，也通过引证杰斐逊的言论，揭示了孔子关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观念如何影响到美国《独立宣言》所体现的立国精神。所以，全球化绝不是所谓“西方化”或“美国化”。

其次，是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事实上每一种文化形态无论在共时性的存在还是在历时性的发展方面，都是极其复杂的。讲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至少要讲到英美经验论的价值观念系统与德国唯心论的价值观念系统的差异和对立；那么，西方人的文化身份认同，究竟是认同英美经验论的价值观还是认同德国唯心论的价值观呢？讲到中国文化，古有诸子百家和儒释道三教，即使是儒家，也有原始儒学、中古申韩之儒、儒学异端、明清启蒙之儒等等的区别，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是该认同孔、孟还是认同老、庄抑或佛祖，是该认同程朱理学还是认同顾、黄、王、方呢？如此等等，其实都是大有区别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最深厚的感情，但如果像当今许多国学研究者一样，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看作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体”，不承认中国文化自身也能发展出现代性因素的事实，那么就会逻辑地导致全球化无异于“西化”或“美国化”的错误结论。如果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却被说成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从自身中发展出现代性因素的民族，是一个思想文化早已僵化的民族，只能如某些西方人所说的“被现代化”，那么，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又如何足以支撑起我们的文化自信？

再次，是关于“超文化认同”和“超文化能力”的培养问题。

裕海先生服膺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并且非常强调“超文化认同”的共同的人性基础，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确立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化心态，激发我们的创造精神。但如果对于这个问题要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我们所面对的难点就实在太多了。人性既追求可信也追求可爱，但却常常发生“偏至”的情形。所以，托尔斯泰说离美越近也就离善越远，王国维说德国唯心论的形上学、伦理学和美学可爱不可信，英美实证论、快乐论和审美经验论可信不可爱。当今中国学者，或者对康德、黑格尔崇拜得五体投地，或者对英美经验论传统拳拳服膺。可是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却说康德、黑格尔见识不大，黑格尔理论实为西方人推行强权的工具；英美经验论传统的哲学家杜威、罗素和诺斯罗普也通过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深刻揭示了德国唯心论与纳粹思潮的关系，更认为中国哲学的精华有助于克服西方价值观的弊病，使这个世界更加和谐美好。总结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中所经历过的那些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的“超文化认同”和“超文化能力”的培养似乎应该建立在对“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做出深刻的揭示，并探寻出尽可能合理的解决矛盾之方式的哲学基础上。我以为这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纪世界哲学前沿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是文化学研究者和哲学研究者们大有可为的一个问题，裕海先生有志于此乎？

是为序。

许苏民

2015年6月2日夜于南京龙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