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的论题涉及全球化、身份认同和超文化能力。如果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一简单的描述，可以说全球化为身份认同与超文化能力的研究和运用提供了一种全新和特殊的语境，而包含超文化认同在内的超文化能力的多维建构，则是结合全球化这一语境而对人类个体之所是与所为在超越既有文化境域之外的可能性建构的探索与尝试。

身份认同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关于自我的意义，是对“我究竟是谁？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回溯人类文明史，我们发现伴随着人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人们对其自身奥秘和自我本质始终进行着不懈的探求和追问，产生了种种思想、信仰和学说。在古希腊，那条镌刻在德尔菲神庙入口处的神秘铭文“认识你自己”，启示了人类对其身份认同的认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易经》云：“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同样强调了“返复求身，自知得失”的重要性。《圣经·创世记》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在希伯来原文中，“安息”有其更加深层的释义，它通过将“灵魂”一词作为反身动词使用，而具有“灵魂向内自我反观”之意涵。而守安息日的意义，也不仅是从繁忙的劳作中得以歇息，还意味着人需要转向内在灵魂本质的自我，明白自己究竟是谁。

研究身份认同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正如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所指出的，回答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们的忠诚和认同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让我们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决定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而所谓“认同危机”，则代表了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人们常用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表达，处于认同危机的人缺乏可以让事物获得稳定意义的框架或视界。(1)身份认同是主体对自己的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认识与定位，人们对自我的定义来源于身份认同，并且人们对意义的组织常常是围绕其自我认同而进行的，因此身份认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于身份和角色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类个体的群体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为某种共享的经验，同时也赋予人的存在一种意义感和归属感。

应当承认，个体自我观的形成过程同时伴随着文化相对性。不同文化相关联的社会结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以影响制约该文化成员自我观的形成。文化通过对自我的形成、结构、功能等发生作用，进而影响人们的认知、动机、情绪和行为。文化作为群体成员所习得和共享的意义系统，其差异具体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信念、交流方式，反映到心理过程的层面则体现为心理表征的差异，其中包括对自我的表征。不同文化环境中教养子女的方式存在差异，这势必影响到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影响到自我的形成与发展。人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如何做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道德的”、“合乎要求”的人，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标准。(2)如笔者在书中所描述的，西方传统中的个体灵魂观念、亚洲传统中的儒释道学说，以及非洲文化对自我的理解，都表明在“我究竟是谁”的问题上的确存在着文化多样性。

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理解和阐释既然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不同文化相互接触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自我观的文化差异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文化与身份认同关系的研究不仅需要静态的比较，还需要结合文化交流的动态语境考察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身份认同与跨文化交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跨文化语境中，当我们面对文化他者，如何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如何构想自我、希望被文化他者怎样感知和评价；人们如何通过彼此间的认同协商与文化互镜调整和重构其自我观；跨文化交际者当如何避免由定型观念和偏见造成的彼此间有关身份认同的认知偏差。这些都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需要涉及的核心问题。

身份认同包含自我认同、关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等诸多不同的维度。从其动态建构的可能性和过程来看，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又是伴随着人际和社会交往的过程而发生的。人类个体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中形成并发展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复杂的联结”，是社会关联性在全球的扩展。全球化形成了一个差异相遇的场域，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和自觉，促使人们对于如何选择和建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行深入的探究。

全球化时代关于个体与文化关系的显著特点是：个体所吸纳的文化不止一种，所学说的语言不止一种，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群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与之交往的其他个体往往具有不同的族群和国别身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跨国移民、跨种族婚姻的日益普遍，使得社会文化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呈现出“去地域化”的特征。文化经验流动性的增加，超越了社会地理区域的限制，促使人们的态度、信仰和行为方式发生迁移和改变。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所描绘的那种由单一文化传统作为个体的成长环境而导致的“一位姑娘的生活和另一位姑娘的生活一无二致”(3)的情况在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在多元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尤其是当个体以移民或旅居者的身份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意义和符号系统的差异往往形成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个体需要对新的经验、价值观和符号意义进行重新整合，以保持自我身份认同的一致性。

构成全球化的现代性时空模式不仅消解了传统时空模式的地域内涵，而且全球化的去地域化作用也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单一的地方，成为个体身份认同的新的参照框架。同时，全球化还是一个自反性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参与者们需要检视那些影响生活的变化因素，认清自己在此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从而能够以更加广泛的、全球的方式理解和构建其身份认同。虽然身份认同具有一致性，可以提供给个体一种相对秩序化的叙述方式，但它毕竟是动态的；它既是一种“所是（being）”的状态，也是一个“成为（becoming）”的过程。文化认同虽然有其历史本源，但是就像所有历史性的事物一样，它们也在不断地经历变化。由于身份认同具有的社会性、动态性和多元性，个体一方面需要表明其历史的、原生的所是，一方面又要具备在社会交往和跨文化语境中转换其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显然，全球化场域中的文化多样性可以为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必要的资源；但是当差异相遇时，个体在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化认同亦可能成为其认同发展的障碍。如爱德华·霍尔所言：“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要素是认同作用，认同是文化与人格的桥梁。变迁缓慢时，认同的效用很好。然而，在变革迅猛的时代，认同作用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我们目前经历的就是这种迅猛变革的时代。毫无疑问，对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有效交往，认同是一个主要的障碍。现在，人类必须踏上超越文化的艰难历程，因为世间最伟大的分离业绩，是人逐渐摆脱无意识文化对自己的钳制。”(4)毋庸置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原生文化的范围对于人类个体的身份认同而言已经过于狭隘，需要发展新的超文化维度。全球化语境下，各种文化元素互渗交融，文化形态生成演进，使当今世界的文化构成和文化关系日益具有“超文化性”的特点。(5)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性和全球化所具有的超文化性，笔者提出超文化认同的概念。超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超越对原生文化模式的固定、单一的认同，它体现了一种非归属的状态，强调个体拥有独立于他们原生文化的权利。概括而言，超文化认同的生成发展是从文化无意识到文化觉知和超文化意识，从文化认同的原生状态到自我建构，从身份认同的固定归属到动态居间，从族群中心论到族群相对论，从文化的岛屿心态到世界主义，从文化分界到文化跨越再到文化超越的过程。人们在寻求身份认同稳定、安全和归属的同时，也在对“我究竟是谁”的问题不断进行着探索和发现，因此超文化认同也是一个超越时空和文化界限的体验存在之旅。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促进了文化元素的交流和播散，同时也使愈来愈多的个体超越其原生文化的范围和特定文化的界限，置身于种族、传统等观念形态和分类“之外”。这种外在性启示我们，不仅需要发展超越特定文化范围的超文化认同，而且有必要具备包含多重维度的超文化能力。总体而言，超文化能力可以看作人类从自然和文化环境的限定性机制中获得自由发展的尝试和努力，而全球社会为个体以其独特的方式组合文化元素和建构身份认同构筑了多样性的超文化空间，全球文化网络的建立为超文化能力的生成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此外，超文化能力的构成也和全球意识的深化密切相关。全球化最具普遍性的特征之一是它加深了全球意识的程度。所谓“全球意识”，这里并不是指关于整个全球局势的意识，而是指特定地点的居民超越他们的地方性而思考“世界”的更广阔的语境介入。(6)将全球意识和全球思维作为构建超文化能力的维度，意味着需要通过文化视野的拓展和文化自觉能力的提升，逐步超越族群地方性和原生文化模式的限制，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场域中发展超文化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超文化能力的概念内涵并不等同于文化多元论。与文化多元论相比较，超文化能力主要关注的并非族群和文化群体间的平等和谐关系，而是人类个体所应当拥有的超越原生文化的限制、穿越特定文化的疆界、获得更高程度的自我发展和互通交流的自由。如艾普斯坦所言：“从一个标准一统天下到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多元文化主义做了铺垫的工作。超文化主义则更进一步，从文化多样性到个体更大程度的多样性，超越了他们固定的文化认同。”(7)并且，超文化能力也不等同于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延伸和拓展则势必要涉及超文化能力。显然，“跨越”不同于“超越”，能够跨越文化和交际的障碍不等于能够超越文化的局限。按照高一虹的归纳，“‘跨越’与‘超越’代表了关于文化与交际的两个层面和两种认知取向。‘跨越’是将文化作为稳定的知识、技能、行为和价值系统，认为文化具有固定不变的疆界，文化学习是目的语交际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的增长，能力培养以知识和行为为中心。‘超越’则是将文化作为经验和自我认同建构的可能性，其疆界具有可变性，文化学习是整体的个人成长，能力培养以意识和态度为中心。‘跨越’可以是‘超越’的准备。在学习和接触一个全新的文化时，学习者不免会从某些文化定型开始。随着对目的文化的了解增多，具有开放心态和反思意识的学习者会逐渐认识到文化系统的层次性和复杂性。他们会从众多的可能因素中做出选择，整合到自己的自我认同中去”(8)。

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以文化间性作为理论基础，将功效性和适当性作为构成该能力的核心目标。超文化交际能力并不否定功效性和适当性，而是关注寻求功效性与适当性的超文化建构，即如何在超越特定和既有文化模式的层面（如通过“第三文化”动态建构）实现交际活动的功效性和适当性。从动态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将跨文化交际看作超文化交际的预备阶段。交际者对这两种交际方式的选择和进入，取决于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取向究竟是跨文化的，还是超文化的；究竟是专注文化间性，注重稳定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关联，还是关注超文化性，重视对文化和交际的反思、超越和创造。

本书所讨论的超文化能力，除包含认同和交际层面外，还涉及认知、伦理、创造等诸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场域、文化交流语境、文化资源和价值参照的多样性，为发展上述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超文化认知能力关注如何将我们对文化本身的感知去自动化，揭示它们的人为建构和偶然性，从而超越它们的自动作用。因此，超文化认知的过程能够将我们与经由濡化而对其产生归属认同的文化疏离出来而与之产生距离，显化我们作为认知和文化主体的地位。超文化伦理能力主张个体的价值判断应当是一个超越既有文化框架的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它关注个体如何与文化他者通过对话、反思和协商，探求建构超越既有文化伦理框架的价值空间和伦理共识，以及个体如何通过汲取整合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的伦理资源，不断提升自己的伦理境界和道德修养。超文化创造能力强调在创造性生产过程中对不同文化元素的选择、组织和融通，进而创发出新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可能性。在艺术创作中，它强调突破特定文化传统和领域规范的限制，融汇吸纳不同文化的艺术元素、风格和技艺，体现超文化艺术创新的个体化和普遍化取向。在跨国企业中，超文化创造力表现在各参与方能够化解彼此间因文化身份可能造成的隔阂，超越企业文化传统模式的局限，提高资源使用的流动性和经营管理的有效性，探索发现不同文化管理方式融合创新的可能。

 

————————————————————

(1)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9—40页。

(2) 朱滢：《文化与自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84页。

(3) 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2—33页。

(4) 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1—212页。

(5) Welsch, Wolfgang．“Transculturality：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In Mike Featherstone and Scott Lash（eds.）, Spaces of Culture：City, Nation, World．London：Sage, 1999, 194-213.

(6)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王宁：《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9页。

(7) Epstein, Mikhail.“Transculture：A Broad Way Between Glob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2009, 68．

(8) 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