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社会分析

一　中国人印象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人幽默、婉约、含蓄，他认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是永远镇静的。在艺术上，中国人讲究美妙，中国的音乐优美而宁静，宁静得几乎只隐约可闻。在生活上，中国人讲究合理，他们不喜欢残酷的、强有力的人，也不喜欢不婉约的热情表现。在习惯于西方的喧哗之后，最初看不出中国人所寻求的效果，但是渐渐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美丽和尊严变得明显，因此，在中国住得最久的外国人是最爱中国的人。

罗素的观察太贴切了。许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感情是随着居住的时间而同步增长的。对拉贝来说，也是如此。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也就越是理解中国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久，对中国的爱也就越深。

在多年的中国生活中，拉贝通过对中国人的仔细观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商业习惯都有了了解。他认为中国人善良、温和、礼貌、合群，对中国人身上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他都能用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也理解欣赏中国人的这些特点。他认为中国人最大的一个优点是祖先崇拜，他们重视家庭，家庭成员齐心协力，患难与共。部族和家庭是中国人统治的基础。但他又认为，随着中国政府权力的逐渐削弱，这种优势也在削弱。⁽¹⁾父母的意志必须得到尊重，儿女的婚姻取决于父母的意愿，这点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当父母年迈不能劳动时，儿女们必须关心照料他们，谁养了许多孩子，谁就可以对未来放心，因为孩子是父母的生活保障。在北京，他亲眼看到一位老妇，因为认为儿子没有好好孝顺她，就手拉着她那儿子的辫子去找法官，头发花白的儿子乖乖地跟着母亲走。谁不尊敬父母和祖先，谁就会蒙受耻辱。

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让拉贝十分感慨，他认为这是中国凝聚力的表现，而这种为家庭牺牲的精神，有时达到极致，时常让拉贝觉得震撼，感到不可思议。

由于对父母的尊敬，对家庭的关怀，以至于可以替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去死。条件是只要杀人犯的家人向替代者的家人提供经济方面的帮助，给予他的父母或妻子儿女较好的生活条件，他就会心甘情愿承担起杀人犯的罪责。有关于此的证明我不能出示，但我相信这样一个故事：义和团骚乱之后，中国政府命令某一个省长，在某个确定时间内抓到一个杀害某个欧洲人的凶手，并把他绳之以法。真正的杀人犯没有找到，却处决了一个付给了钱的替代者。⁽²⁾

有些人为此评价中国人愚昧，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拉贝的朋友K先生也曾愤愤地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义和团起义时，K先生是德国占领军的上尉，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战争结束后，他辞职在北京开了一家商店，生意做得很好。他又在青岛开店，获得了一大笔财富，于是打算返回家乡养老，慢慢花掉他挣的金钱。回家之前，他来到北京打算买些珍品、稀罕之物带回家。说到做到，K先生在他的好管家、多年来忠实的中国佣人陪伴下来到了北京。K先生去了所有有名的老店，买了东西，然后他把买来的东西和一张德国亚洲银行几百美元的支票交给管家，叫他兑付支票后在银行等自己，因为K先生还想赶着去拜访一位朋友。中午12时整，K先生到了银行，被人告知，他的管家已兑付支票，拿着钱和他的珍宝溜之大吉了。开始，这位上尉先生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他忠诚善良的管家，为K先生他愿意赴汤蹈火，就这样逃走了。怎么办？送他去使馆警署！德国警察长T先生立刻赶到现场。K先生托付他说：“我的管家，立刻给我抓住那家伙，请与中国警方取得联系，我许诺奖金，请叫人搜查全城！”

“上尉先生，可以告诉我那个中国人的名字吗？”

“名字？当然！弗里茨！我从不问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我从不关心管家的家庭事务！”

警察在北京100万的居民中没有找到“弗里茨”。这令上尉很恼火。从那以后，他对中国的印象就糟糕透了。

但是，拉贝认为对中国人不能一概而论，这样的人在哪个国家都有。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人性格中刚毅勇敢的一面。

义和团运动首领的死显示了中国人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女皇（即慈禧太后，作者注）送去黄丝带、鸦片球或金粉——执行了处死命令。

最近，日本人炮轰上海，从闸北人英勇抵抗的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³⁾

他认为外国人若想弄明白中国人的特性，不可避免地要有较长一段时间呆在中国，便会对中国人产生不同的评价——温和、合群和朴实。他的看法常常与那些在这里短期逗留的同胞看法截然相反。

他的独特见解，源于他对中国人的深深同情，尤其是对下层劳动者。他们勤劳，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他甚至对中国人身上许多让外国人深恶痛绝的举动，如“回扣现象”，也表示了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善良，他富于同情心，最根本的是他看到了中国社会不公正的症结。他熟谙社会底层，深知其间人们的苦难，尤其是心灵的悲惨状态。他以锐利的眼光，对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做了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