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课题研究的现状

从声音进入电影之后，文学与电影的结合成了历史必然。随着电影改编实践的发展，关于文学和电影及电影改编的理论研究也相继出现。苏联导演M.罗姆在详细解读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后指出，必须从文学中找寻材料来构成电影的形式。苏联电影理论家B.日丹在此基础上找到了电影最重要的语法基础——蒙太奇和文学的逻辑关系，构筑起文学与电影之间合法关系的理论基础，也为文学的电影改编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在《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中认为在银幕上应原样对原著进行转换。德国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继承巴赞的观点，在其名作《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中论述了电影和文学的异同，认为两者根本的差异在于电影是“物质的连续”，文学是“精神的连续”。

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出现大量探讨文学与电影关系和改编问题的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人乔治·布鲁斯东的《从小说到电影》，对小说和电影的相关美学原则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指出小说和电影的界限所在，并以许多实例分析了电影改编者在改编小说时应注意的各种问题。苏联电影理论家都强调从文学转换为电影时改编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现代观念的介入，如E.格布里罗维奇的《长篇小说与电影剧本》，蒂·莎赫-阿兹卓娃的《契诃夫与电影——关于契诃夫作品的电影改编问题》等。⁽³⁾

中国对文学与电影改编的研究，第一个重要的研究者是夏衍。夏衍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将易于改编和不易于改编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区分。依据文学原著的性质，夏衍也确立了两种不同的改编尺度，即忠实于原著和较大自由地删改原著，并认为尽管改编不是创作，但也必须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因为不同的艺术样式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方法，而且还存在一个改编者对原著的看法（包括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和改编者的功力的问题。在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史上，夏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电影改编理论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它在对文学原著亦步亦趋的盲从和摒弃原著、一味追求“再创造”的两种倾向之间维系着某种平衡，并为同时代的中国电影改编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

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编理论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凸显于著名编剧和导演张骏祥提出的“电影就是文学”的观点，呼吁电影创作者们“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关于“文学和电影”的论争。他将电影定义为“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并把国产片艺术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归咎为“作品的文学价值不高”。他认为，电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和完成“文学价值”时，“只能突出和丰富这些文学价值，而不能创造它”。⁽⁴⁾这一观点很快引起广泛的关注并产生强烈的反响，一场关于电影和文学关系的大论争就此展开。一些电影研究者从典型化、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甚至具体的拍摄技巧等方面切入，寻求理论与实践的支持，力图维护电影的文学性。而更多的电影人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意见：一方面，他们对“文学价值”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学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艺术之上，不符合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将文学和电影简单等同，认为电影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规律，如果以文学性取代电影性、以文学价值取代电影艺术价值，那么也就无异于取消了电影存在的价值。当时重要的论文有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在一次导演总结会上的发言》、张卫《电影与文学的交叉点和分歧点》、郑雪来《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兼与张骏祥同志商榷》、邵牧君《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萧草《电影文学、电影艺术及电影的文学性》、汪流《探求和小说相适应的电影形式》、孟森辉《电影性、综合性》等，后集结成册为《电影的文学性讨论文选》。由于论者各自立论的角度不尽相同，这场规模空前的论争并未得出关于电影的“文学性”、“戏剧性”等问题共识性的结论，但是论争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电影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当时许多看似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既从不同的层面促使电影研究者和电影人对电影艺术本性及其文学价值加以重视，又启迪着致力于电影艺术本体探索的电影实践。

新时期以来，对文学与电影改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转换的研究，多为论文形式，探讨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的异同及转换、文学叙事和影像叙事的异同和转换等，多从微观角度出发做具体的个案分析，呈现零散化、即时性的批评式特征：如臧焱辛、张媛《红色幕布下的人性思考——论电影〈菊豆〉对小说〈伏羲伏羲〉的二次创作》，杨引琴《“被吸引”和“被包围”——浅析〈孩子王〉的改编》，吕萍、周海波《〈祝福〉小说及电影文本的叙事比较》，韩鲁华、马茹《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以〈红高粱〉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刘瑛瑛《单纯至美的爱情绝唱——浅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改编》，梁振华《文学与影视：“暧昧”的遇合——由〈手机〉小说与电影说开去》，陈兴丽《从〈妇女生活〉到〈茉莉花开〉——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的比较》，潘磊《从凸显苦难到消解苦难——论〈高兴〉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安静《精神的流失与真实的回归——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与失》，张文红《与文学同行：从文学叙事到影视叙事》，陈墨《缺少那一声茨威格式的叹息——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电影改编》，龚金平《善良和正义的艰难守护——作为改编电影的〈天下无贼〉》，全炯俊《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等。⁽⁵⁾

二是对特定作家的作品被改编的情况或某些导演的电影改编实践的研究，有论文的形式，也有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类研究理论性大大加强。论文有班玉冰《张艺谋电影改编的主题策略》、张剑鸣《美学追求：张艺谋电影改编中的多元探索》、胡玲莉《论池莉小说的影视改编》、傅明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第五代电影改编》等。⁽⁶⁾专著有冯果的《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困境——对电影与文学关系的一个考察》，以第三、四、五、六代导演的电影改编实践为线索来研究1980年以来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李红秀的《新时期的影像阐释与小说传播》，以《芙蓉镇》《红高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来来往往》四部小说的改编个案来探讨影像阐释对小说的再现、提升、融合与推动传播。龚金平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历史与实践的中国当代电影改编》，以电影改编简史的体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电影改编分为“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新时期、“后新时期”进行论述。陈林侠的博士学位论文《叙事的智慧：当代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新时期以来的电影改编，理论性较强，对电视涉及很少。此外，梁振华的博士学位论文《影视艺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互动研究》、赵慧娟的博士学位论文《新时期文学思潮对电影的影响》也涉及对新时期文学与电影改编的关系探讨。

三是对电影改编的理论探讨。《电影艺术》杂志从1983年第8期开始，设立“改编问题探讨”专栏，刊登电影人和电影研究者对改编问题的研究文章，这轮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电影与文学、戏剧的关系，为电影彰显自身的艺术特性做了有力的铺垫。后结集成册《再创作——电影改编问题讨论集》。其他的重要论文有，孟中《文学改编：一次特殊的电影心理活动》、皇甫可人《关于影片改编中的电影意识问题》、桑地《电影改编与审美转换》、李军《媒介转换与意义差异——从现代发生学的角度论文学的电影改编》、许波《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周志雄《论小说与电影的改编》等。⁽⁷⁾专著有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赵凤翔、房莉的《名著的影视改编》等，姚凌燕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新时期以来电影改编观念的嬗变》从电影改编的内部创作手法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入手，归纳和分析新时期电影改编在改编思维、电影作品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对电影改编的影响等层面所表现出的内涵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