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家法与清代今文学复兴之统绪
在经学传统中，春秋公羊学明显地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的特点，而其真谛即为：阐发微言大义，拨乱反正，主张“改制”、进化。春秋公羊学者视孔子是政治家，《春秋》是一部政治书，是孔子寄托其政治伦理、政治理想，“为后王立法”的著作。又认定历史是变易的，社会是进化的，从短时间范围言，可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从长的历史范围言，可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时代在变易，各项制度也要随之相应改变，所以强调“变革”，强调“改制”。而且这些“为后王立法”“变革”“改制”的道理都是通过简略的文字来表达的，所以要究明“微言大义”，要把握书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每一时代的公羊学者都应根据自己的时代感受来发挥，注入新思想，阐发新道理。这就是“公羊家法”，它始于《公羊传》，历董仲舒、何休，一直贯穿到清代庄存与、刘逢禄等公羊学者。这套阐发“微言大义”，主张“改制”的家法，是今文公羊学派区别于重历史故实、重名物训诂的古文学派的实质所在；离开了它，就不成其为今文学派，更无从理解公羊学说的真谛。
元末的赵汸著有《春秋属辞》，清乾隆末年庄存与著有《春秋正辞》，我们判定此二人谁是揭起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复兴序幕之学者，关键即在于拿“公羊家法”来衡量。赵汸把被人们遗忘多年的《公羊传》重新提起，认识到《公羊传》重视《春秋》的义，这是应予肯定的；但是他不赞成公羊学家探究《春秋》的褒贬，反对“王鲁”“黜周”这些命题，这样就把公羊学的主旨掩盖了。庄存与则公开举起旗帜，要尊汉代董仲舒、何休的路数，求公羊学之正途。他能抓住本质性问题，对“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公羊学基本命题，作进一步阐释，并强调：“治《春秋》之义莫大焉。”这样，庄存与就把在儒学演变历程中千余年所失落的公羊学说之“微言大义”，重新拾起，并且予以推进，因而引起清代学者的重视，所以庄存与当之无愧地是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复兴之开创者。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判定在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之后，究竟是孔广森，抑或是刘逢禄，作为其继承者，评判的标准，也是这套“公羊家法”。孔广森作为乾隆间考证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上自有其地位，所著《大戴礼记补注》受到学者重视。但今文学说实非其所长，《春秋公羊通义》一书即因不通公羊家法而迷失方向。何休归纳的春秋公羊学“三科九旨”是一大贡献，堪称公羊家法的大纲要目，“三科”的每一科，都体现出“变革”、进化、为后王立法的观点，核心即为以经议政。孔广森抛弃了这一大纲要目，自立“三科九旨”，结果是事与愿违，不但没有推进公羊学说，反而混淆了今古文家法，成为经学史上一大教训。孔氏自立者，三科中有九目：天道科：时、日、月；王法科：讥、贬、绝；人情科：尊、亲、贤。这是形式上的齐备，而阉割了公羊学敢于借“微言大义”倡导变革、改制，推动社会前进的活跃生命力。有的学者认为，孔广森这样做，是将戴震哲学思想承认“人情”“情欲”的进步主张，引入公羊学，故应予肯定。诚然，戴震在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书中，尖锐地批判理学家将情欲与天理对立起来的谬论，他提出情欲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存在，保证人的合理情欲依照其自然的逻辑发展，国家才得安宁。如果禁绝性情、遏制人欲，就等于壅塞仁义，堵死社会发展之路。这些观点，揭露了理学唯心主义说教的荒谬本质，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辉。总之，戴震之“人情说”批判理学家的伪善说教、重新确定社会伦理原则，确有进步意义，但像孔广森那样搬到公羊学中，用“尊、亲、贤”来诠释《公羊传》中的褒贬手法，则是否定了书中的“微言大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抽掉了公羊学说阐释历史进化的哲理内涵和活力，而使之庸俗化。
康有为曾恰当地将公羊家法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的一套命题、则例，比喻为学习数学所必须掌握的一套定理、公式；离开了这些定理、公式，将对代数、几何一窍不通，离开了阐发微言大义的一套命题、则例，则公羊学说根本不能成立，徒然变成毫无思想意义的零碎史料。其论述至为精彩，云：“国律有例，算法有例，礼有升降例，乐有宫商谱，诗有声调谱，亦其例也。若著书，其例尤繁。而他书之例，但体裁所系，于本书宗旨尚不相蒙，惟《春秋》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以诸学言之，譬犹算哉。学算者，不通四元、借根、括弧、代数之例，则一式不可算。学《春秋》者，不知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无通辞而从变、诡名实而避文，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1]正是因为孔广森未能真正领会托王改制、张三世、变革观等“微言大义”于公羊学具有本质的意义，所以离开了公羊学的正途，陷入误区。而刘逢禄则与之判然不同。他以其历数十年寒暑的探索，重新发现公羊学“以经议政”的重要价值，故独具慧眼地提出“欲正诸夏，先正京师”，预示着公羊学说将发挥政治力量。他所著《公羊何氏解诂释例》是一部在例证丰富严整的基础上精当地发挥义理的出色之作，在此书的《叙》中，他即申明其著述的宗旨是大力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由庄存与首开其端的清代公羊学，到了刘逢禄手里，发皇成为一种有深刻哲学思想体系作指导、有多种著作形式形成坚实基础的学问。晚清著名学者夏曾佑的诗句：“璱人（自珍）申受（逢禄）出方耕（存与），孤绪微茫接董生”，所言清代公羊学复兴之渊源甚为分明。
其实，关于孔广森的公羊学著作应当如何评价，前贤中对清代今文学有深刻研究的梁启超、杨向奎都早已有过恰当的评论。梁启超说：“清儒既遍治古经，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2]杨向奎教授论孔广森自创“三科九旨”：“所谓时、月、日之例，讥、贬、绝之辞，尊、亲、贤三议都是公羊学原有义，但以之为《公羊》中的‘三科九旨’，却是以小作大，不能发挥《公羊》在政治和历史上应有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所谓公羊学是指自公羊学开始直到东汉何休。何休之总结《公羊》虽然和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脱节，但却是公羊派应有的总结，这种总结保存了公羊学丰富的内容，也保存了公羊学优良的传统。这种总结在清朝末年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孔广森的《通义》，是以朴学精神治《公羊》，不本何休，而出自他本人的归纳，这是一种平凡的归纳，缺乏公羊学原有的闳肆见解和富于理想的开阔议论。虽然他就《公羊》而论《公羊》，免于‘反传违戾之失’，但无与于学术思想的发挥。”[3]值得注意的还有陈寅恪教授的评论。陈寅恪以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名家，一般人不大注意他对公羊学的看法。实则陈寅恪因家世关系，祖父陈宝箴于清末倡办湖南地方新政，父陈三立协助，当时湖南集合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派人物，他们或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骨干，或是喜爱公羊学者，故陈宝箴父子对于作为维新运动理论指导的公羊学说绝不陌生。陈寅恪自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加上他学识渊博、颖悟过人，故对于这套学问自然也有独到体认。他曾对清末学术风尚评论说：“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公羊今文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间变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学，殊有连系。此稍习国闻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4]清季公羊今文之学是学术所尚，流被深广，影响近代几十年，这个看法是积陈氏三代人的观察感受得出的。对于孔广森之《春秋公羊通义》的评价，则见于以下所引一段话：“今日平心论之，井研廖季平（平）及南海初期著述尚能正确说明西汉之今文学。但后来廖氏附会《周礼》占梦之语，南海应用《华严经》中，古代天竺人之宇宙观，支离怪诞，可谓‘神游太虚境’矣。至若张南皮《劝学篇》痛斥公羊之学为有取于孔广森之《公羊通义》。其实撝约（按，孔广森字）为姚鼐弟子，转工骈文，乃其特长。而《公羊通义》实亦俗书，殊不足道。”[5]由此可见，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一书不通公羊家法，将公羊学主张变革、干预政治的富有活力的学说庸俗化，这是梁启超、陈寅恪、杨向奎三位先贤的一致看法。
讨论公羊家法的核心“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等问题，还应当提到美国艾尔曼教授所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一书。作为一位外国学者，能够对专门性甚强的中国经学史进行探讨，确属难得。作者抱定的著述意图是把思想史与社会史打通研究，其前提无疑也应肯定。不过，书中的社会史探讨是指对常州庄、刘二家族的研究，则有明显的局限。将清代乾隆末年以后的由盛转衰和嘉庆、道光年间社会危机的深重二者联系起来考察，方能对公羊学说复兴的脉络分析得更清楚。刘大年教授在其长篇论文《评近代经学》中，曾对艾著作了评价。他认为，就对常州庄、刘两大家族的“个案研究而言，艾著引人入胜”。“全书确实是做了对清代今文学‘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对此应当充分肯定。”但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论点，表示不能认同。一者，艾著所持“清代的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同和珅的政治斗争说”，仅是一种假说。“庄存与身为朝廷大臣，在位时，对和珅的贪渎弄权缄默旁观，而在事后则利用私人著述暗中攻击。堂而皇之的经学著作被变成了含沙射影的伎俩。这不像个以道德文章育人的有道之士的行为。何况讥刺和珅，间接也就是指责乾隆。在当时的文字狱高压下，艾著也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凡此数端都说明，今文经学起源于庄、和矛盾斗争，存在极大的疑问。”二者，“仅仅凭对某些特殊的大家族的研究，显然不可能达到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断裂’的目的。家族纽带并不等于儒学‘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结构’。家族内部是分裂的，它不是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基础结构。儒学依赖的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结构，只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基础结构。……这说明要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断裂’，必须对社会基础结构进行研究”。三者，艾著认为，“庄存与和刘逢禄站在帝国晚期政治世界舞台的中心”，此一看法“无凭无据”，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由于他对庄刘过于偏爱，不自觉地走到了极端。”[6]
以上刘大年所作评述，均为确有证据的中肯之论。庄存与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仕途最高职务是礼部侍郎，刘逢禄卒于道光九年（1829），比其外祖父晚三十一年，任职为礼部主事，两人这样的官职，与“帝国晚期政治世界舞台的中心”相差何止千万里，更何况二人任职时间相差二三十年。艾著有这样的论断：“今文经学的崛起，是士大夫们为消除危害儒家政治文化的和珅之害努力的一部分。”又说：“魏源对庄存与在和珅当政时期的愤懑不满的记述表明，公羊学在18世纪80年代兴起时，只是一层反对朝政腐败的经学面纱。”[7]艾著提出如此异乎寻常的论断，根据即魏源在《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中的一段话：“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8]庄存与与大权奸和珅同朝，不满其贪婪和擅权，不与之同流合污，保持正直官员和学者的气节，这是可以肯定的。魏源序言中所强调的，也是他愤恨邪恶势力的气节，但这里点明的庄氏引《诗》《易》两部典籍中的话恰恰未及《公羊》。因此，魏源的这段话不能拿来作为艾著论断的证据，其他也找不到足以支持的根据。
近年来，有些海外学者在论及清代常州学者时，常爱用“庄氏之学”或“外家之学”一词。乍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庄存与本人，还有其从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均有著述，述祖曾称誉其刘、宋二甥，从治学路数言，刘逢禄的著述是直接为庄存与开创的公羊学说张大其军，而宋翔凤治学亦兼讲“微言大义”，故从表象上看，由庄存与以下，似乎其家族之学术渊源，可构成一“庄氏之学”或“外家之学”的独立的学派或家法。然则，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是须经周密的考辨、论证的。究竟有无一个如这些学者所理解的、统一的“庄氏之学”“外家之学”存在呢？此实在大可怀疑。其最明显的证据有：（1）庄氏学术之开创者庄存与，固然著有《春秋正辞》，主今文经说，但又著有《周官记》等，仍主古文经说。可见从源头起，即不存在统一的“庄氏之学”。（2）庄述祖治学范围为《夏小正》《逸周书》等，未及春秋公羊学。那么，从庄存与到庄述祖，究竟有何一脉相承之“庄氏之学”呢？（3）至龚自珍撰《庄存与神道碑铭》一文，此碑铭系受庄绶甲之请，如自珍言，“绶甲为予言其祖事行之美”，且又遇见宋翔凤，“翔凤则为予推测公志如此”，而后才撰成的，足见代表了庄绶甲、宋翔凤之内心感受。然而此铭文重点所述者，乃庄存与原先是传阎氏辨“古文尚书之伪”之学，而后来却力言《尚书》伪篇之中“有圣人之真言”，故而“功罪且互见”，伪古文不可废，“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全篇铭文未言及庄存与治春秋之学。由此数项明显证据，可证明即使在嘉庆、道光年间，在两位庄氏后辈及常州学派传人龚自珍心目中，也不存在一个被认同的“庄氏之学”。如今研究者以“庄氏之学”“外家之学”作为“两大学术体系”之一，以此为主要立论之依据，其证据之薄弱和牵强是显而易见的。
学术史演进的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尤其是公羊学的复兴，学者治经从事的是探幽阐微的工作，它又经过千余年消沉后重新被提起，其时又处于考证之学盛行的学术环境中，社会的、政治的、学术的因素必然对公羊学复振的历程造成诸多影响，以致情形纷纭难辨。唯有紧紧把握公羊家法“阐发微言大义，以经议政”这一根本宗旨去分析，方能理清今文学复兴的统绪，概括言之，即为：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他著于乾隆末年的《春秋正辞》注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上接董仲舒、何休，求公羊学之正途。但因他所处的年代清朝统治尚号称“盛世”，他的公羊学著作也就具有“拱奉王室”的特色。刘逢禄继承了庄存与的事业，将之发皇壮大，由于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故其学说核心，是阐发一套反映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变”的哲学。刘逢禄潜心研究几十年，为公羊学撰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争得了足与“正统”的古文经学相抗衡的学术地位，因而成为复兴事业的关键人物。至龚自珍、魏源的时代，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公羊学说在他们手里更得到大力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呼唤时代大变动的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
（原刊《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
[1]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春秋例第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3]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7页。
[4]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5]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见《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6]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8页。
[7][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8页。
[8]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