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李毅民先生2016年刚刚完成老集邮家传记《郭润康的百年人生》，接着又为邮坛伉俪王纪泽与张包平之立传——《情系红印花——邮坛伉俪王纪泽与张包平之》。我真佩服他的热心、执着与笔锋快捷。
二十余载，李君毅民先生，以对老集邮家的崇敬之情，一位一位地为他们撰写传记，使我国的集邮先贤，以更立体、更生动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激励着一代代集邮群体，接力前进。
放眼邮坛，像李君这样勠力为集邮家撰写传记的人，还不多，李毅民是最突出的一位，是一大功臣，功在有利于中国集邮文化事业的传承。
2005年我去西安时，见到李毅民的儿子李欣宇。他喜欢集藏古书、善本，已有所成。欣宇陪我去游汉茂陵、唐昭陵。这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汉唐史事，有不少中肯的评点，但不妄言，不卖弄。对此后生，可畏、可亲。李毅民教子有方，也使人叹服。他不是按自己设计的模式“逼子成龙”，而是审听其所思，肯定其所长，壮其志、助其成。此次由父子合作完成《情系红印花——邮坛伉俪王纪泽与张包平之》，虽为一臂之力，足见后继有人。
想不到，他们嘱我为这部王纪泽贤伉俪的传记写篇“序言”。
这却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自思，我实在无力为此书写序。王纪泽先生生前，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在书面上知其大名。对张包平之先生也仅仅是一面之交，也谈不上了解。
我一再婉谢，他坚持力荐，并说邮界不少朋友认为我写，最为合适。
却之不恭，只好勉为其难。要我写，我只能回忆、唠叨一些陈年旧事。
（一）老一代集邮家是我的良师益友
看王纪泽年谱，我比王老整整小29岁。未见过面，这固然由于年岁差距，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我踏入集邮这一领域时间过迟，王纪泽先生辞世过早。
与王纪泽同庚的革命文艺老人夏衍，与王纪泽年龄相近的马任全、张包子俊、黎震寰、赵善长、居洽群、林崧等，从改革开放初期，都是我经常亲聆教诲的集邮老前辈。我在奉命组织、编纂馆藏集、大辞典、集邮史与邮票史等项工作、活动中，经常向这些老集邮家请教。包括比马老、张包老稍逊几岁的郭润康、陈印白、沈曾华、吴廷琦、刘铭彝、张芝繇、徐星瑛、赵人龙、杨耀增以及春秋鼎盛的常增书、刘广实等，我们都是共同参与集邮学术研究、共同编纂史著图典的同事与好友。郭润康、陈印白、杨耀增、徐星瑛等，还亲自动手撰写了不少词目与章节。
我对他们尊重，他们对我信任，合作得很好。我们在集邮联、原邮电部领导的支持下，所以能够用八年、十年之功，完成那样多的集邮大事，这些集邮老人厥功甚伟。他们心情舒畅，以身作则，并乐于奖掖后进，老中青协同，克难攻坚，甘苦与共。
（二）国家珍藏与社会共享
中国邮票博物馆（现更名为“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启动伊始，查点库存，使我震撼不已。从清代试办邮政、发行大龙邮票100多年来，历代邮票，包括战争时期的邮政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邮票原稿、档案以及通过万国邮联双边交换来的外国邮票，都有比较完整的收藏。历经那样多的内忧外患，能够有如此丰富的庋藏，实属不易。
其中，不可忘记的馆藏来源有：国内外不少著名集邮家的珍贵捐献。这里包括马任全、王纪泽、居洽群、周煦良、姜治方、史济宏、港澳人士孙马录方等。改革开放以后，还接受了美国等海外友人的捐赠。邮博馆藏的红印花邮票两大珍品：小字“当壹圆”的新票与销盖旧票各一枚，就是王纪泽、马任全两位老前辈的爱国捐献。
对这些邮票邮政文物，博物馆的职责，首先是要珍重保护，绝不能发生丢失、损毁，要对祖国、对人民负责。不然，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历代精心守护者，对不起那些爱国人士的重托，是失职，是犯罪。
馆藏文物，在珍重庋藏的前提下，同时必须考虑它的社会共享，使其在社会学术研究、宣传教育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辩证两方面，不可偏废。
为了充分发挥邮票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社会教育功能，除在适当时机，举办专题展览与纪念性展览外，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分卷出版了《中国邮票博物馆藏品集》（简称“馆藏集”），翻译出版了《费拉尔手稿——清代邮政、邮票、明信片备忘录》。
“馆藏集”选载的票品、文档，都是由我与吴凤岗、杨启明等人一件一件地研究、确定的，交由保管部提取、拍照。定稿后，影印成插册样本，再由我和吴、杨，带到上海，征求老集邮家意见，审核、裁定。
到上海后，先请张包平之把张包子俊先生从杭州请到上海一起审议。
马任全等老集邮家，极其重视这一审定举措。就在马任全先生的寓所小客厅，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马任全、张包子俊、徐星瑛、刘广实、唐无忌、邵林、谈佐麟、傅湘洲、俞鲁三、傅德霖、乐锦祥、屠松鉴等。
《中国邮票博物馆藏品集》就是在这样多的集邮界精英共同参议、审核下，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分卷出版的，并请原邮电部首任老部长朱学范题词，请书画界领军名家吴作人题签。
《费拉尔手稿——清代邮政、邮票、明信片备忘录》（简称“费拉尔手稿”），是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第一件成文档案历史资料，极其珍贵。
对“费拉尔手稿”，集邮界早有传闻与片段披露，但未现全貌。中国邮票博物馆藏有唯一的一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有一两次展出，观众只能见其封面，不得其详。为满足集邮界的渴望，经领导同意，决定组织翻译、出版。包括几道手续，首先请翻译者识别百年前手写的英文原稿，再把他译成中文。因而这个版本包括三部分：原色原貌的影印原件；印刷体英文；全面、精确的中文。
这样，三版合一，可以互相参照，对集邮者阅读、使用，带来极大方便。出版后，大受欢迎。初版由于估计不足，印数太少，很快脱销，集邮界求购迫切，一书难求。
费拉尔，是中国邮票史上至今知道姓名的第一个邮票设计绘图人，他设计绘制了万寿票、蟠龙票与中国最早的邮政明信片，以及一些地方的商埠邮票。同时，他还是一位中外邮票邮品的积极收藏者，他的遗集中，珍品不少。1904年他于上海病逝后，他的中国籍太太，1942年才去世。因而费拉尔的藏品，包括红印花邮票，都是经他的遗孀之手流入邮市。
中国邮票博物馆收藏的“费拉尔手稿”，当然也是从费拉尔遗孀手中流出的珍贵文档。精装封面上，大字题名“大清国邮政”，并有他的中文名字“费拉尔”与中国式印鉴，一方一长，篆字“费拉尔”。
（三）平易待人，热情处事的高尚品德
我接触的老一代集邮家，都非常热情，平易待人，办事都很热心。
比如张包平之的胞兄张包子俊老先生。1982年后是全国集邮联第一、二、三届的副会长，常来北京出席各种会议。我们接触多，遇有比较大的学术活动，都主动请他参加，听取他的意见。除“馆藏集”初稿的审核，请他到上海参加外，1988年举办大龙邮展的前夕，为陈湘涛先生的遗集参展事，我和吴凤岗到上海后，也是先到裕德路张包平之家中，请她通过电话，把其兄张包老从杭州请到上海。在雁荡路陈湘涛夫人陈秀月寓所，共同研究了陈湘涛大龙邮票的参展事宜。有他出面，陈夫人信得过，放心邮集的安全，因而顺利办成了这项重要的大龙邮集的参展。
我同张包老每次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像个老小孩儿，常说一些令人发笑的幽默话语。问他：“你的自行车，要骑到哪一年啊？八九十岁的人了，还骑车。”他答：“有限期。车子丢了，我就不买了。”他的自行车，又老又破，小偷不光顾，车子没有锁，也不会丢。因而他一直骑到90岁高龄。
1987年，我在安徽歙县参加完解放区邮票史编纂启动会议之后，绕道杭州，去看望张包子俊老先生。一见面，他说：“这次得听我安排！”“好，一切听您指挥。”
一是，先到严衙弄他的旧居。这里是当年新光邮票会原址，也是《邮票新声》邮刊出版地。我们闲聊中，他谈了当年新光邮票会成立时的情况。我们走出来，边走边谈，也谈到了他当年的旅馆事业经营情况。二是，到杭州老街吃了一餐传统小吃，谈到了他这个“张包”姓氏的来源、趣事。三是，他陪我乘公交车到虎跑，去品龙井茶。5月，正是新茶上市时节，虎跑水，泡原地龙井茶，别有一番风味，嫩绿透黄的杯中茶水，洇洇水雾飘散出阵阵茶香。
茶后，我们又从龙井村漫步走到“云栖竹径”。这西湖背后的山间民居与石径溪水，极其幽静，令人心旷神怡，忘掉了时间。
就这样，一位85岁的老人，陪我这个58岁的中年人，说说笑笑地一整天，毫无倦意。
再说到与王纪泽同庚的夏衍老人。
20世纪80年代，夏衍住在北京大六部口一座传统的四合院。离邮电部很近，离中国邮票博物馆也不远。举办清代邮史与大龙邮展前夕，我常去登门求教。他是革命文艺界的老前辈，又是电影、新闻战线的先驱与内行，也是一位集邮终生爱好者。因而对如何搞好博物馆，如何把邮票展览、文物展览搞好，他都能说出非常中肯、非常实际可用的意见。
他非常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爱好文史的中青年，很爱护，很亲切。1988年大龙邮票展览的整体策划方案，以及陈列内容要点，都是我在他亲自指点下，拟订出来的。这次邮展，先后在北京、天津、营口、烟台、香港、澳门等地，巡回展出，都获好评。这次邮展的成功，背后也有夏衍老的心血。
夏衍在谈话中，随意提道：“我的岁数好记，生于1900年，我与20世纪同龄。新旧世纪之交，是我的百岁，我也该走了。新世纪，是你们青年人的世纪，切盼你们有志气，有作为。21世纪的中国，大有希望。”
他一生经历了许多大事，也遇到不少挫折。“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折磨，他的身体很消瘦，走动也较困难。但精力仍很旺盛，思路清晰，说话很有条理。
（四）历经劫难，更显金贵
为王纪泽先生的传记写序，有必要简述一下国家邮政主管部门库存红印花邮票的经历与劫难。
1953年，上海海关在清理原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档案时，发现一铁箱内有清代邮票与明信片图样，有邮票校对样张。还有三分面值的印花票，红色的776枚，黄色的400枚。
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致函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抄送外交部与邮电部。9月24日，邮电部及时复函海关总署，提出，清代邮票档案史料，应由邮电部存档。10月14日，邮政总局邮票处派科长王安国及职员吴凤岗去验看原物。经海关同意后，11月，邮电部派员到海关总署点收了这批邮品资料。计有红印花原票776枚，以及清代邮票、明信片的设计图稿，万寿票无水印样票等。
1965年，王纪泽先生把红印花邮票正集捐献给邮电部后，统由邮票发行局资料室保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印花邮票与其他珍贵的邮票档案资料一起，遭到了空前浩劫。当时说，过去的邮票邮品，是封资修毒品，必须全部销毁。“集邮”更成了里通外国的反动行为。
1969年10月23日，邮电部军管会对邮票资料的库存，完成清查，登记造册，听候处置。原则是：①清代邮票，每种除一枚贴册保存，一枚送历史博物馆外，其余全部销毁。②民国邮票，每种留少量，大部销毁。③解放区票，不销毁，但以反动票券为底票的加盖邮票，要销毁；④外国、伪满邮票，除少量作历史资料，其余销毁；⑤新中国邮票，亦是只留少量存档，大量销毁。
经这次浩劫，邮票发行局所存的红印花原票，除送历史博物馆的一份，邮票资料室只留下一个单枚，两个横4连，其余700余枚，已全部销毁。
这次劫难，对国家邮票档案资料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永远无法挽回的。1985年中国邮票博物馆成立，继承了邮票发行局的资料室全部库存，人员也已转入博物馆。大家每谈及此劫，无不痛心疾首。同志们的话题，集中在当时送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份邮票。邮博馆成立前，资料室曾多次与历博交涉，未获结果。历博强调，那是邮电部的正式移交，不是暂存，更不是运动中的查抄暂存文物。此事一直悬了几年。
中国邮票博物馆成立后，我决心解决这一问题。1987年初，我和吴凤岗亲自找到当时历博馆长于伟超。他说：“我刚从北大调来不久，过去是搞考古的，对博物馆事务不熟悉，这一历史问题，需同保管部的同志研究。”过后，仍是不能解决。
此路不通，走另一条路。在与邮票发行局长赵永源商量后，我以中国邮票博物馆的名义，直接向薄一波与万里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那批邮票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非正常情况下，交给历史博物馆保管的。他们是综合性国家博物馆，邮票藏品并非必备之物。我们是专业博物馆，视此就是珍贵馆藏。特别是“红印花”的小字当壹圆，全国博物馆藏品中仅此一枚。
信发出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电话，让我们派人去接收邮票。“红印花小字壹圆”历经17年后，回到邮票博物馆。历博同志说，你们的信件，转给了国务院李鹏总理，李鹏批给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去办。历博是在国家文物局的决定、指示下，同意把邮票还给中国邮票博物馆的。
谈及“红印花”邮票资料的经历，不能不提这几位同志：
王安国，是新中国邮政总局的一位科长，接着是邮票发行局局长。他是从海关接收红印花等邮票资料的经手人，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销毁邮票举动，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
宋兴民，从20世纪50年代就是邮票发行局分工负责邮票设计室、邮票资料室的副局长。当年他是接受王纪泽、马任全、居洽群、姜治方等人向国家捐献邮票的当事人。
吴凤岗，是跟王安国一起从海关接收红印花等邮票资料的具体办事人员。他在民国邮政时期，便与王纪泽、张包子俊等集邮家有交往。退休前，他是中国邮票博物馆的筹备处主任。
沙子芬，是“文化大革命”后的资料室主任，他与杨启明、吴凤岗等人一起，整理劫后混乱的库存邮票档案，对资料室的家底熟悉。后来也是我负责撰写集邮史典工作中的得力助手。
杨启明，是王纪泽先生的集邮老友，是邮票资料室、邮票博物馆保管部的历史票品专家。
上述五位，除王安国已于80年代初去世外，宋、吴、杨、沙，都是与我同事多年的师友。经管邮票档案资料工作，远早于我。可惜，他们都在新世纪的十几年间，先后辞世。
这几位同事，任何一位如果尚在，谈起王纪泽先生，都比我有更多的话要说。现在提到他们几位，一是追思纪念，二是替他们向王纪泽、张包平之先生的英灵表示谢意。
现在中国邮票博物馆的红印花藏品，数量不大，品种还算齐全，有完整的“红印花邮票”八个品种，其中，加盖小字“当壹圆”，有新、旧各一枚，红印花原票有单枚和横4连，有红印花小字二分绿色试盖直双连，以及倒盖、复盖等变体。贴有红印花邮票的“汇银执据”、实寄封、片等，也有一些。
这些，无疑都是中国邮票博物馆的珍藏之宝。
孙少颖
2017年6月7日
孙少颖，1929年生，祖籍山东茌平。1964年调入邮电部政治部工作，1979年任邮票设计室主任，1985年任中国邮票博物馆第一任馆长，1990年离休后被聘为博物馆顾问、邮票鉴定室专家。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主编出版《中国邮票博物馆藏品集》（4卷）、《大龙邮票与清代邮史》《中国解放区邮票史》（7卷8册）、《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中国邮票史》（9卷）。策划主持《费拉尔手稿——清代邮政、邮票和明信片备忘录》译著出版。出版《山外集——孙少颖邮文选辑》《柽柳集》《大步流星——孙少颖的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