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由红印花加盖想起的
作为老北京来说，芒种就是个坎儿，过了这个坎儿，再无清凉可言。“艳阳辣辣”就是现如今北京的真实写照。怎么办？就一招，在家“猫着”。大蒲扇，喝凉茶。
日前，老友李毅民的一个电话，让我这个“猫着”度夏的散淡之人，颇为纠结。毅民是集邮界非常勤奋之人，他的著作几乎等身。近期，又一部大作即将问世。书名为：《情系红印花——邮坛伉俪王纪泽与张包平之》。
我还没来得及祝贺，一声邀约，却带给我纠结无限。毅民是邀我写篇序言，放在书的前面。同时，还有一篇序言，是孙老少颖先生执笔。为何纠结？原因有二：一是对前辈王纪泽和夫人张包平之，从未谋过面，了解甚少；二来对前辈把毕生心血归集而成的《红印花专集》义捐国家，成为轰动邮坛的善举颇为敬仰。对这样一位近代邮坛的红印花“巨擘”，我来写序言，有这个资格吗？能写好吗？
毅民的诚恳力邀，令我战战兢兢把写序言的任务接下了。怎么办？没有捷径，只有一招，认真读书。整整两天，尽管汗流浃背，书稿一气读完。
翔实确凿的史料，群星荟萃般人物榜，人生脉络之缜密分析，流畅娴熟的文字叙述，等等，都是这部书的特点，也是我一气呵成读完的助推器。
红印花及加盖票，已经毫无疑问成为历史，成为清末国家邮政，外夷当道，大权旁落，束手无策的历史记忆。尽管发行时间短暂，但在中国邮票的发行史上，却是试盖变体最多、珍邮最多的一套加盖票。红印花加盖票历来被集邮界所喜欢，为集邮界所津津乐道。自打了解红印花加盖票以来，对它的主图、颜色、印制工艺，无不啧啧称奇。
“中国人以红为吉征，‘红印花’邮票，色彩调和，鲜艳夺目，为红中之上品；而且雕刻精细，加盖简明，线条凹凸巧合，红黑相间互映；其内容无限含蓄，变化万千，象征着中国温文华贵的古典气派和深远的文化传统；加之版模、刷色、齿度、字体变异等等，无不引人入胜。”正是红印花的迷人之处，才引得中外集邮家从20世纪初开始，为之痴，为之狂，为之殚精竭虑，也为之呵护有加，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的大戏。
我作为曾主持过国家邮政局邮票发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职业习惯让我始终有一个疑问，1896年3月20日，光绪在总理衙门的奏折上御批“依议”。从此，海关试办邮政移交国家邮政。那么，新的机构诞生了，还不麻溜儿地把发行新邮票作为头等大事去办啊？为啥还要用红印花加盖作为临时过渡呢？从当年3月20日到年底，有9个月时间运作新邮票，从时间推算完全来得及啊。更可悲的是，国家邮政开办之初不仅为新邮票迟迟未到着急上火，还搞成同一套蟠龙邮票不得不在日本和伦敦两地印刷，两次雕刻制版，两次异地印刷，两次……不仅耽误时日，费用也必定要翻番啊？这中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差头，又遇到了哪些变故？
打开尘封的历史，拨开层层的迷雾，真相终于露出水面。很显然，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失误和缺乏监管，致使在不该发生的时间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一、1896年3月20日，光绪已经在奏折上御批“依议”，那么组建新的国家邮政机构应即刻启动。但遗憾的是，这个机构主事的邮政总办座椅却迟迟无人落座。史料显示，第一任邮政总办葛显礼于批示3个多月后的7月才履职赴任。当然了，邮政总办这个一把手未到，伙计们肯定诸事不宜。时间白白溜走了3个月。这期间是否发生了朝廷与海关之间就邮政总办人选事宜产生了分歧？按理说，大清国邮政理应由朝廷派国人任职，怎么又来了一位洋人戴上了大清邮政的顶戴花翎？目前，尚未有历史档案可以查证。
二、清代国家邮政在批准之初便规定“邮政局须制造信票（指邮票）”，并确定邮资以银圆为计费单位。葛显礼履职后，直到1896年8月15日，费拉尔才在首任邮政总办的授意下完成了国家邮政邮资票品的设计方案。此时，距3月20日皇帝御批已过去了5个月。新邮票供应中的时间因素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也影响到后来新邮票印制的各个环节。
三、在印制地点的选择上，葛显礼与总邮政司的赫德显然存在巨大分歧。赫德主张在英国印制，而葛显礼则倾向于在日本印制。葛显礼为了达到在日本印制的目的，曾三番两次地在来往文件中为在日本印制打保票，从而影响赫德在选择印制地点方面的决断。到1896年9月15日，赫德才通知葛显礼，授权他办理邮票印制和邮政物资供应，“如果你认为日本是办理各种事情的最好地方，你就从日本办”。拖拖拉拉又过了一个月。
四、承办新邮票印制的费拉尔，于1896年10月8日抵达日本。费拉尔在考察中，没有选择日本官方的印制机构，也没有接受日本递信省的邀请，却偏偏选择了不靠谱的意大利人乔索内。乔索内只是一个雕刻师，但他却以个人身份包揽下了不该他承担的印制邮票的任务。这个不该发生的合同到11月20日最终签署。然而，利欲熏心的乔索内不甘于只有一份印制合同，他的计划是要第二份、第三份……到1896年12月12日，印制邮票事还在费拉尔与乔索内之间扯皮。
五、国家邮政原本计划1897年1月开始启用在日本印制的银圆面值的蟠龙邮票，彻底泡汤。乔索内承办的邮票印制居然延后达10个月之久，才陆续将蟠龙邮票交上。邮政管理监管工作的缺失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这一连串的失误和监管失察，造成国家邮政开办之初无新票可售。直到1896年年底，也就是大清邮政官局正式营业的前夕，邮政主管部门才不得不另辟蹊径，以解燃眉之急。于是，先将海关试办邮政时期的小龙和万寿邮票加盖银圆面值。1897年1月，又将海关库存的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于1897年初陆续发售使用，以应急需，这才演绎出了一台红印花加盖的大戏。
试想：
——如果当初光绪御批之后，首任邮政总办能够立即走马上任；
——如果赫德坚持在英国印制邮票，而否决了葛显礼在日本印制邮票的动议；
——如果费拉尔在日本放弃与乔索内的合作，直接与日本官方合作；
——如果邮票发行管理完备，监管措施得当；
等等。
结果会是什么？当然，结果已毫无意义。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我是个头脑不太安分的人，常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1897年初蟠龙新票如期发行，你是愿意出现这样一个结果，还是愿意出现新票不能按时发行，以红印花加盖票过渡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红印花加盖票。
红印花加盖票，是清代第一个在非邮资票品上加盖大清邮政暨银圆面值的邮票，也是唯一的一个。它的出现，充分地把国家邮政成立后，大权旁落、管理缺失造成的后果明白无误地留给了后人，任凭历史评说。国家积贫积弱，朝廷腐朽至极，列强独霸邮权那一页已经永远翻过去了。但作为邮票发行管理方面来说，这种教训，也值得汲取。扛大任者，必有斯人也。把重要工作交给有智慧、有能力、有品德的人，一句话，交给靠谱的人！同时加以监管。即便是当下，也有普遍意义。
红印花加盖虽然仅发行了短短的9个月。但是红印花加盖邮票发行之后掀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涟漪，却延续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研究红印花加盖的邮文，简直数不胜数。为红印花出版的文集，用连篇累牍更觉得恰当。追逐红印花加盖、拥有红印花加盖、研究红印花加盖逐渐演变成为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60年代经久不衰的“红学”热潮。在这股“红学”热潮下，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大家，红印花加盖过程中一个一个谜团被逐步解开，珍重国宝，守护国宝，也成为那一代人的共识——周今觉、郭植芳、王纪泽、黄光城、林文琰等等等等。他们创造的历久弥坚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或许，不是或许，这个故事必定还会延续下去！
致敬，红印花“巨擘”王纪泽和张包平之伉俪！
致敬，所有为红印花加盖的研究、传承、守护、传播的集邮界人士！
刘建辉
2017年7月18日于北京
刘建辉，1949年生，北京人。曾任邮电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秘书长。国家邮政局成立后，任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司长，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全国邮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时空邮学院名誉院长，集邮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常务理事。
领导、组织并具体参与了《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等多部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中国珍邮》总策划，撰稿人之一。出版《见证跨世纪重大事件——我亲历的邮票发行与变革》《情系方寸责所寄——原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司创新探索追忆》《邮史钩沉寻初心——邮票发行工作的实践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