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求学之路

故乡的蒙学

镇江位于江苏南部，古时称“润州”，民国时期为江苏省省会，现在是江苏省所辖地级市。镇江是长江三角洲北翼中心，长江和京杭大运河在此汇就中国“江河立交桥”坐标，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镇江港通江达海，是长江流域第三大港口。

镇江是全国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市内有众多名胜古迹。历史遗存建寺1500多年的金山寺，建寺1400多年的焦山定慧寺，建寺1500多年的宝华山隆昌寺，建院近2000年的茅山道院都是重要的佛教、道教寺庙，流转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百年如流水，一剧看浮云。

王纪泽1900年农历六月初一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职员的家庭。祖父王欣泉，为清江浦盐店店员。父亲王善徵，15岁时出门谋生。曾在小轮船上和京绥铁路上做过小工和职员，后来到北京金城银行东交民巷分行管外库，当了20多年的办事员。退休后迁居上海，直到74岁去世。

作为世纪同龄人，王纪泽生逢内忧外患的乱世，他未来的人生之路将会伴随着无数的艰难和坎坷。而出生在镇江一个开明的职员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将会有哪些与当地青少年相同或不同的经历呢？

王纪泽从小在镇江一个私塾和补习学校里读书。

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私塾是高低程度混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先认方块字，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句子短，句式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儿童很容易读，朗朗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

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强调读熟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一些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私塾的教学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

王纪泽的父辈虽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在那个经济落后、教育落后的社会大环境中，也只能把他送进当地的私塾求学，使他获得识字、背书、书写等最基本的文化知识。由于王纪泽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语言表达逐渐领悟，这为他以后的文化情怀与写作功力的养成颇有裨益。

考入燕京大学

北京历史悠久，是一座有3000余年建城史、1000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有6个朝代在此定都，以及数个政权建政于此，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拥有众多历史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

说来有趣，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有，数千年来北京的名称变化无穷。北京市初称蓟，春秋战国时为燕都。辽时为陪都，称南京、燕京。金、元、明、清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为都城，先后有燕京、中都、大都、北平、北京等称呼。有人统计过，北京城的各种名称达60多个——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曾有这么多名称。

明朝洪武元年，即1368年9月12日，大都更名为北平府，取“北方安宁平定”之意，北平第一次成为北京的名称。后于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与南京对应，此为今名之始。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0日，民国政府设立北平特别市，相当于今日的直辖市。尽管日伪政府于1937年l0月12日又将北平改为北京，但实际上并未得到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承认，北平的名称在此阶段仍在沿用。直到1949年9月27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在北平后，才又将北平改为北京市。

综上所述，1928年6月20日到1949年9月26日这段时间，称北京为北平才是准确的。

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1917年，17岁的王纪泽随母亲葛氏从镇江来到北京，定居在西四牌楼。

西四牌楼是西四的全称，它与皇城以东的东四牌楼相对称，是北京城两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繁华商业街。西四牌楼处是东、西、南、北相同的十字路，每个路口各建一座四柱三楼式描金、油漆彩画、木结构的牌楼，檐下有如意斗拱。牌楼是城市的装饰物，这种布局使北京城更加雄伟壮观。城市牌楼对老百姓来说，也是行路辨别方向的标志。1954年该地区拓宽马路时，将这四座牌楼拆除。

1949年，罗兰在《“红印花”巨擘王纪泽》一文中写道：

这条巨擘（指王纪泽），是以出产醋、酱萝卜、肴肉著名的镇江人。今年齐巧是“知天命”之年。早年随家人久居北平，自己承认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性格与态度之温雅，以及喜爱古典气氛，故都风水的多年陶冶当不无关系。（《近代邮刊》第4卷第4期）

王纪泽自称北京是他的第二故乡实不为过。1917—1928年他在这里生活了12年——正是一生中形成人生观和人生目标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学业，步入了职场，而且经历了“五四”，开始了集邮，接触了社会，北京的风土人情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此，他的思想、阅历、学习、工作、生活、爱好以及待人接物都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1917年，王纪泽进入北京汇文学校读书，当时汇文大学、中学在一起，可以选修各种课程。他按自己的程度，有的课程在大学读，有的课程在中学读。

实际上学校此时已改名为燕京大学。说来话长。

汇文学校是北京最早的近代学校之一，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清同治九年（1870年），美以美会建立北京卫理公会教堂，即亚斯立堂，并于第二年（1871年）附设一所蒙学馆，名培元斋，随后学生逐渐增多，馆内加建宿舍，学生可以寄宿。

光绪十年（1884年），在蒙学馆的基础上又成立“怀理书院”，设博学、备学、成美、蒙学诸馆，并将英语及基本科学增入课程，重要课程皆为英语授课。光绪十四年（1888年），怀理书院更名为“汇文书院”，分设文、理、医、农、神学等学科。光绪十九年（1893年），更名为“汇文大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汇文书院被义和团烧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教会又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扩大校址，重修校舍，改名为“汇文大学堂”，学制为四年。

1916年1月31日，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在华北地区办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在北京成立新的大学——燕京大学（初期名为“北京大学”）。其中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聘请教员，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

燕京大学初成立时设文理科，未分设学系。学制初为本科三年，预科二年。后改为本科四年，预科一年。初设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社会科学三学院，后改称为文学院（设8个学系）、理学院（设5个学系）、法学院（设3个学系）。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

1717—1921年，王纪泽在北京汇文学校、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读书，毕业。

在王纪泽就读的几年中，燕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其校训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每天清晨的全校早操上，学生们齐声高唱校歌：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正是在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的影响下，王纪泽受益匪浅，学业有成。他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和英语能力，而且在中文写作方面也颇见功底。

投身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

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就此，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

此时，19岁的王纪泽正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在爱国热潮中，他加入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有一次在北大骑河楼开会，军警来抓学生，大家跳楼撤离，王纪泽匆忙中摔伤了腿。他还参加了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在天安门举行集会，进行爱国宣传。

当天，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大会散发的《宣言》中写道：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

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随后，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汝霖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曹宅，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

王纪泽被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谈判代表之一，到新华门与北洋卖国政府谈判。军警对学生请愿予以镇压，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学生代表就有王纪泽。

后来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行动。北京政府迫于舆论，才释放了被关押的谈判代表。王纪泽虽然被释放，因关押被殴打以致咯血，生了一场大病，只得在家休养。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斗争对象直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前所未有的。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还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的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王纪泽的学生时代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暴风骤雨的洗礼，不屈不挠、忧国忧民、敢于奉献、敢于斗争，以及爱国、自救、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中。此后，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一生，并不断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予以诠释，予以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始终坚持的理念。1919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这其中有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