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京集邮

初识邮票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启的。这一年的6月，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840年5月6日，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在英国诞生。伴随着邮票的发明、近代邮政的创立，集邮开始在欧洲流行，并逐渐走向世界。邮票和集邮作为舶来品也来到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集邮活动是19世纪后期从上海、天津、香港等几个通商口岸开始的。当时集邮者基本上是外国人，其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商人、企业家、银行家、传教士、教师、工程师等，有一些驻华外交人员和把持清政府海关、邮政、铁路大权的外籍官员，以及在华租界区的外国官员和侨民。他们对中国早期集邮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集邮家赵人龙少年时代身居杭州，他曾回忆道：“我在小学时期就收集邮票，那时尚称不上集邮。起因是老祖母清理杂物时从家里阁楼上多年未动过的箱子里拣出一小包清代旧邮票丢在墙角，被我拾来保存了。一来花花绿绿的有趣，二来听说过积满多少枚邮票就可以换到一辆自行车，于是从此之后就见一枚收一枚。”（《浙江集邮》1992年第9期）

在90多年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都很落后，集邮活动很少见的情况下，青少年集邮是需要特殊条件来启蒙的。这就是机遇加良师，在集邮者指导帮助下，新式学校为一批中国集邮少年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外国在中国的教会组织和学校也从事集邮知识宣传，因为当年在中国的许多传教士、教师都喜爱集邮。

集邮家赵善长在他的《邮事回忆》中写道：“我1917年进入法国教会办的汉口法文学院法文专校时，法国和意大利神父常赠予法、意等国邮票。当时不加分类地贴入学习簿内，课余赏玩，爱不释手。这也可以说是我集邮的开始吧。”（《中国集邮史话》32页）

集邮家梁芸斋曾经回忆起自己刚上小学时爱上集邮的情景：只要是喜欢的邮票，不论重不重复全贴在本子上，杂乱无章。另外，他还收集了许多火柴盒、香烟盒等。后来经英籍老师D的指导才真正入门。他在《新光》邮刊撰文说：“一日举所藏以示吾师，吾师笑谓如此集藏，他日非建仓库不能纳。凡集藏应有认识，宜具宗旨，尤贵持之以恒，予因请示指南，D君乃为予一一详论，至今言犹在耳。”“此外D君又常诏予以勿营买卖，以存邮人风格，宜有恒心，不可一曝十寒，不必志在必得，可省无谓苛索等等。D君所视为最著重者，曰集邮应从单枚集起也。”（《新光》14卷1期）

王纪泽的集邮启蒙也是来自教会学校——北京汇文大学的外国老师和同学。

当时学校里外国老师和外国同学很多，他们来自好多不同的国家，通信往来中，带来了不少五光十色的外国邮票。同学们也有喜爱集邮的，课余之暇，大家常常相互介绍，彼此赠送和交换邮票。这些邮票，使王纪泽眼界开阔，增加了许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自然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

王纪泽曾回忆说，因为自己是从私塾里出来的，地理知识非常缺乏，见到外国地名十分陌生。有一次，地理老师送他一些五颜六色的外国邮票，构图巧妙且印制精美，他看了简直心醉神迷。他将这些邮票和地图一一查对，结果这些国家的名称和位置都记住了。从这以后，他对地理课的兴趣陡然增加。

渐渐地这些邮票已满足不了要求，王纪泽开始到处搜集。有一次，他在东安市场的地摊上看到有好些邮票出售。于是他把早餐钱、车钱节省下来，不作别用，专买他喜爱的外国邮票。那时家在西城，学校在东城，每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星期日下午从家到学校住读，他总要在东安市场的邮票摊上盘桓，选购他喜爱的邮票。

后来王纪泽买到一本外国邮票专门贴票册，里面有印好的世界各国发行的邮票图案，他如获至宝。他将贴在原来本子上的邮票揭下来，按图一一贴在新邮册上，缺的空着，留待以后补进去。从此开始了如醉如痴的集邮生活。

邮票能集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知识于一身，既有欣赏和收藏价值，又有研究价值。集邮人人能搞，可简可繁，易于入门。集邮可以自成一个别有情趣的小天地，从这里认识大千世界实在引人入胜。

难得良师益友

北京曾为清政府国都所在。北京城里，前清遗老、民国新贵众多，不仅地上地下保存着大量历史文物，在一座座豪门富户的深宅大院中，还蕴藏着无数的珍邮佳品，可惜无人识之，任其毁散。清末，不少外国人以“客卿”身份杂居京师，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从事集邮，影响了一些与之交往的中国人热衷此好。但是，老北京民风淳朴、思想保守，具有搜藏癖好的人士多以古玩、金石、字画自娱；对洋人搜集邮票，多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而北平集邮风气兴起较上海等地晚得多。

昔日北京的东安市场是个别具风格的小天地，各种风味小吃、民间玩具吸引着妇女儿童驻足，古旧书摊古玩店则令文人墨客流连忘返。1925年前后，由班子华在这里开设了北京最早的邮票店“华通邮票社”，其后陆续出现10余家，成为北京最大的邮市，吸引中外集邮者长期光顾。

有一天，王纪泽在东安市场的邮票摊前遇到了一位集邮者施秉章，交谈中得知，他原来还是汇文大学的老同学。他手里有一卷画报，画报上有各种邮票图案。他主动地向王纪泽招呼，并介绍说他参加了一些国外的集邮协会，还办了一个“寰球邮票社”，有许多邮票从外国交换得来，可以供应，约王纪泽星期天去玩。

以后王纪泽就常去施秉章家。施秉章收集有许多邮册，装饰精美，排列整齐，还分了许多门类。王纪泽看了大开眼界，不胜羡慕，不断地从施秉章那里选购了各种邮票，并仿照施秉章的方式把自己所集的邮票，也分成不同的国家以及风景、花卉和动物等好几类，自我欣赏，虽称不上洋洋大观，也感到小有成就了。

王纪泽在施秉章家又结识了北平早期集邮家汪子年，曾多次到什刹海北岸10号的汪子年家中去。他的藏品十分丰富，邮集按五大洲分类，用玻璃厨装着。每次王纪泽前往，汪都热情招待，不但将邮集一一展示，还详细地加以介绍。这时王纪泽才知道邮票中有精品和罕品，以前因邮识浅陋，搜集的几乎都是很普通的票品。王纪泽从汪处借来一本外国邮票目录，认真进行阅读，邮识大增，眼界大开。从此他常去汪家，每次都是兴致勃勃地向汪讨教邮识，看不完，听不够，流连忘返，风雨无阻，常常半夜才回家。

有一年冬夜，王纪泽从汪子年家出来，大雪弥漫，已完全看不清路途了。此时他脑子里还一味沉浸在与汪交谈的邮趣邮经，哪顾得天黑路滑，结果一不留神，他从岸边滑倒，掉进了什刹海。幸好河面结着厚厚的冰，但是堤岸相当高，路上已无行人，呼救无门。王纪泽只能靠自救脱险，他用手挖雪洞，好不容易才一步步地爬上了堤岸。遭此惊险以后，他再不敢深夜回家了。

由于受汪子年的启发，王纪泽认识到邮票是历史的见证，中国人应该收集中国邮票，于是他开始搜集清代早期发行的各种邮票。

汪子年(1885—? )，别名效庸，在北京税务监督公署工作。民国初期开始集邮，后开设世界邮票集成社。汪子年是北平集邮界的领头人物。1937年3月21日，在北平东安市场的经济食堂举行的新光邮票钱币会北平分会会员大会上，汪子年展出了他的邮集。

经汪子年介绍，王纪泽还认识了银行职员水泗宏，海关职员梁芸斋，育英中学教员崔显堂，电报局职员杨历清，爱新觉罗氏裔族裕崧庭，赵品三等。裕崧庭喜集中国邮票，有不少洪宪样票，使王纪泽非常羡慕。

崔显堂（1906—1981），祖籍天津，生于河北宛平，名德贵。北京育英中学地理教师。中学时代开始集邮，在集邮界被称为“怪人”。注重中国早期封片戳收集和研究，国内各种邮刊收集很全，兼集火花、钱币、烟标等。著有《清代邮政信笺》《中国近代片草目续述》《中国公用信封简目》《沦陷时期之纪念邮戳》等邮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抄家。根据1957年《人民画报》上刊登的崔显堂和三位邮友一起交流的照片，把他定为“北京四大集邮家”之一。他的全部藏品被席卷一空，藏书被烧掉大半。他晚年对“重整邮集已不存奢望”。

早年，集邮者多是重票不重封，曾留学法国的北京集邮家赵品三独具慧眼，以搜集民国早期票和实寄封、邮戳、明信片为主。著名的限新疆省贴用木戳航空票实寄封，就是他当年辗转托人收藏的，成为绝品。许多有历史价值的首航封能流传至今，赵品三都付出过心血。20世纪30年代，赵品三担任新光邮票会华北分会负责人，影响很大。可惜北平沦陷后，他失业在家从事邮票通信买卖，藏品逐渐散尽。

当年赵品三收藏有红印花邮票一册，虽然都是些普通散品，但整理得法，排列整齐。王纪泽看了心领神会，爱不释手。

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的集邮活动已有较大发展，尤其在银行海关、文化教育、工程、医学界的知识分子中，人数较多。随着王纪泽认识的邮友越来越多，他集邮的兴趣也越浓厚了。

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藏有多种变体票专集。当时北京邮人都乐于听他纵谈邮经，王纪泽与他既是老校友又是好邮友，交往很密切，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

陆志韦(1894—1970)，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名陆保琦。语言学家、心理学家、集邮家。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15年冬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毕业归国，1927年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心理学系主任，1950年任国立燕京大学校长。

陆志韦在国外读书期间开始集邮，以收集、研究中国邮票为主，兼集外国邮票。1929年秋加入上海中华邮票会，1935年入新光邮票会，1936年甲戌邮票会聘其为顾问。他邮识精湛，藏品十分丰富，有中国早期邮票新旧各1套，其中有大龙邮票70多枚；万寿全套销“1894.11.19”上海海关蓝色小圆戳票。变体票有蟠龙票中缝漏齿多种；北京新版帆船1分全张无齿，以及新疆帆船木戳加盖“航空”票实寄封多件；贴1元面值票销“留守营”邮戳1枚等。陆志韦的集邮活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较为活跃。在国内外发表的邮学文章有《帆船新版半分直缝漏齿票之发现》《谁是先烈？》《三分暂作一分票之小变体》《新疆帆船木戳加盖航空票之注释》(与Dean合写)等。

1949年10月1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1年毛泽东任命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1952年在抗美援朝中，各学校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陆志韦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同年夏，燕京大学撤销，大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陆志韦调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以后相继任汉语史研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会长。

1952年姜治方持王纪泽的信在北京登门拜问了陆志韦。其藏品不久全部售予姜治方，姜将其中的大龙邮票全部转让给夏衍。由此陆志韦中断集邮。“文化大革命”中，陆志韦再遭凌辱批斗，身心受到摧残，70多岁高龄还被迫下放河南劳动改造。当生活不能自理方获准回京时，方知夫人已不幸病逝，家中亲人也被迫流散四方。1970年11月21日，陆志韦含冤病逝，终年76岁。

见识北京邮市邮商

每到星期日，王纪泽总是奔走于北京各处邮市，搜求心仪的邮品，并借此会见熟悉的邮商和邮友。北京饭店设摊的闪杰臣，东安市场的杨启明父子，还有分别开设邮票社的韦诚起、韦景贤、沙伯泉等相继成为王纪泽的邮友。

说起让王纪泽流连忘返的老北京邮市与邮商，还真有不少的逸闻趣事值得一提。

北京白纸坊曾设有造纸作坊，收购大量废纸做原料。从清代起数百穷人在此拣卖烂纸为生，烂纸中旧信封很多。集邮在北京出现后，这里一下成了老票旧封藏龙之地，被誉为“邮票之乡”。

昔日的“废纸”成了宝贝，于是逐渐地出现邮市活动，并有了分工：有些人常去富庶人家挨门逐户收购废旧杂品；有些人专对收购来的废品进行挑选，将其中旧邮票、信封整理加工；有些人则专在出售废旧品的晓市上，摆地摊做起卖邮品的生意来。清末起，牛街出现了5个回族家庭20多人经营邮票，这里又被称为“邮票之街”，成了一些邮商和老集邮家经常用心察访之处。

牛街对从事邮商业者来说确实是个理想的地方。这条街上不仅有很多废纸商店，还邻近北平财政部印刷局，民国时期邮票大部分由这里承印，时常有一些试印样票流出。这里距离晓市也不远，摆摊或收购都方便，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

20世纪20年代起，北京牛街居住的5个经营邮票回族家庭，纷纷在北京、天津开设邮票社。其中的杨永福、杨启明父子，世代经营收购出卖烂纸行业，人称“烂纸杨”，后改经营邮票生意，改称“邮票杨”。

1932年，杨启明开始和父亲一起串街收买旧信封。天天与邮票和邮商打交道，谈论各种邮票知识，使他的邮识与日俱增，对各种邮品的印刷特点、版式区别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杨启明兄弟5人全部经营邮票。哥哥杨启增在北京东安市场摆邮票摊，弟弟杨启亮和杨启勋在天津劝业场开设东亚邮票社。杨家的邮票生意越做越大，转而向收烂纸的人家去收购。

杨启明，1918年生，北京人。杨氏父子创办的天津东亚邮票社于1956年公私合营。1958年北京东亚邮票社被并入中国集邮公司，杨启明成了国家干部，由此从“邮票杨”变为“集邮杨”了。

邮商在旧中国集邮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很值得重视。邮商们每日从事的邮品经营活动，无形中都是在宣传集邮活动，联络集邮同好，交流集邮学识，传递集邮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纪泽在集邮的成长过程中是幸运的。他起步于文化积淀厚重的北京，这里蕴藏的中国早期邮品资源丰厚；有见地的集邮家见多识广，庋藏宏富；有渠道的邮商人数众多，眼光不凡。王纪泽身处这样难得的集邮环境，自然如鱼得水，心想事成。经过他的长年与邮坛良师益友密切交往，虚心求教，不懈努力，不但实现了邮品丰硕，而且获得了邮识精进，更重要的是保持了友谊长存。直到晚年王纪泽仍与京津地区的集邮家和老邮商交往不断，因为他深知，没有众多邮友邮商的鼎力相助，他无法取得一生集邮的业绩，更何况他自己也曾做过邮商，深有体会。

邮友难忘，好邮商可贵，永远值得怀念。

加入北京邮票会

1921年王纪泽在北京大有银行工作时，与北京海关工作的梁芸斋经常见面。那时梁芸斋对中国早期发行的邮票深有研究，其华邮收藏除正票新旧皆备外，对各种变体票的收集研究也非常精到。不仅如此，他对画片、古泉、纸币，以及代价券、电车票等都有丰富的收藏。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下，王纪泽更热衷于收集中国早期邮票了。

王纪泽有感于局限在一个地方集邮，范围太窄，开始寻访更多的良师益友。1925年3月由上海陈复祥、周今觉发起的中华邮票会创立。同年冬杭州张包子俊、钟韵玉等发起的新光邮票会成立。王纪泽闻讯先后加入成为会员，并订阅了《邮乘》和《邮票新声》。之后又加入了郑州赵善长、阎东魁和郑汝纯等发起的甲戌邮票会，获得了《甲戌邮刊》。

1925年7月11日，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立，周今觉被推选为会长兼出版部主任。1925年10月，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创刊。“乘”音shèng，是书刊或史书之意。见《孟子·离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注：“古者列国皆有史，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修记册书之名也。”

《邮乘》由周今觉主编，注重研究中国和远东邮票。至1927年7月停刊，累计出版三卷九期。《邮乘》的学术价值既显示在它本身的质量上，也体现在它对后人的影响上。作为我国较早的一份邮刊，其中又保留了部分集邮活动的史料，加之其印数不多（每期约1000本），成为中国早期邮刊中的著名珍本。

《邮乘》当年在中国为数不多的集邮者中，确实起到了指导交流和宣传鼓动的作用，因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集邮家陈志川曾说过：“如果没有《邮乘》一书，也许现在中国的集邮家仍会迷恋于美观大形的杂俎西邮。而今日国邮之能被国人所注意者，《邮乘》一书可居相当之功绩矣。”（《新光》15卷2期）

此时的王纪泽通过加入邮票会，阅读邮刊，集邮理念和集邮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与各地邮友通信联络越来越多，他的邮识也越发广博了。这时，除前面提到的邮友外，王纪泽还与天津黎震寰、宋慧泉、范兰如、陆逵九、房庭祯，上海张赓伯、钟笑炉，杭州蒋伯勋、张包子俊，无锡孙君毅等，经常在通信中相互研究邮识，传递集邮信息。

范兰如（1903—1976），天津郊区范家庄人，经营裕丰永酒店。喜古玩、字画，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集邮。担任天津邮票会首席理事。每遇早期中国邮票珍罕之品不惜重价收集，除红印花小壹元和大龙阔边黄5分银新票外大体齐备。此外，还有样票、试印票和变体票、废模票及一些民国时期未被采用的试模样票等，搜集得相当完备。

王纪泽曾说：能把节省下来的钱，收集中外各国邮票，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邮刊，无异周游各地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它们的自然风貌，是多么怡情益智啊！

当年北京的集邮爱好者虽未组织集邮会社，但相互间的往来、晤叙还是经常不断，一些人还不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提倡集邮活动。

1926年，在施秉章的倡议下，北京邮票交换会成立，这是北京的第一个集邮组织，先后吸收了50多名北京和外地的会员。北京邮票交换会由艾德敫（jiǎo）担任名誉会长，王翰祥为会长，施秉章为书记员。每星期日下午2时至5时在青年会楼上开例会并交换邮票。会员们谈邮研戳，互通有无。还编印出版了两期《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上面登载了几十位早期集邮家的姓名住址，成为方便邮友联系的通讯录。

梁芸斋和王纪泽几乎每会必到。梁芸斋经常津津乐道地为王纪泽讲述中国早期的邮递历史和各种邮递信戳，并经常带一些新的票品和实寄封与王纪泽赏玩或交换。他既是王纪泽的良师，又是王纪泽的益友，直至王纪泽垂暮之年，还经常感念着他。

施秉章（1904—1970），福建长乐人，字述函。毕业于燕京大学。少年时代开始集邮，20世纪20年代即参加国外集邮协会，较早与国外建立邮票交换关系。还开办环球邮社，是北京早期著名邮商之一。1926年参与创办北京邮票交换会，任书记员兼干事员，编辑中英文合刊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共两期。1948年北平邮票会成立，被推选为监事。著有《世界集邮丛谈》等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施秉章仍经营邮票。念及邮市清淡，于1953年上书国务院，建议国家成立集邮公司，满足集邮者需要。郭沫若亲自回信表示赞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他多年与各国集邮家通信往来，被诬陷为“里通外国”罪名，被捕入狱。不经审理关押4年之久，1970年病死狱中。他一生收藏的邮品全被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