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社会职能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古代十分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古代把演剧叫作“高台教化”，即在高高的舞台上对人民进行形象的教育，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孝、节、义。三十、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文艺的功能首先在教育，对读者和观众进行政治教育，要求文艺作品塑造可供群众学习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文艺不存在教育作用，只存在审美作用。我认为文艺的教育作用是存在的，但不是那样的直接，那样“立竿见影”。让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看一出戏，立刻热血沸腾，当场要求报名参军，上前线打鬼子，可能性不大（不是绝对不可能），而且这也不是文艺作品应尽的职责。文艺的教育作用只能是曲折的、潜在的，像杜甫的诗《春雨》所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使读者（观众）于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总要使读者受到影响，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个作品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是作家个人的事；拿出来发表，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这样说起来，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就可以一致起来，善和美就可以得到统一。
因此，我觉得文艺应该写美，写美的事物。鲁迅曾经说过，画家可以画花，画水果，但是不能画毛毛虫，画大便。丑的东西总是使人不愉快的。前几年有一些青年小说家热衷于写丑，写得淋漓尽致，而且提出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奇怪的口号：“审丑作用。”以为这样才是现代主义。我作为一个七十四岁的作家，对此实在不能理解。
美，首先是人的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美。中国对于性善、性恶，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比较占上风的还是性善说。我们小时候读启蒙的教科书《三字经》，开头第一句话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的标准是保持孩子一样纯洁的心，保持对人、对物的同情，即“童心”、“赤子之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性有恶的一面，“文化大革命”把一些人的恶德发展到了极致，因此有人提出“人性的回归”。
有一些青年作家以为文艺应该表现恶，表现善是虚伪的。他愿意表现恶，就由他表现吧，谁也不能干涉。
其次是人的形貌的美。
小说不同于绘画，不能具体地表现一个人的外貌，但小说有自己的优势，写作家的主体印象。鲁迅以为写一个人，最好写他的眼睛。中国人惯用“秋水”写女人眼睛的清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写美女的名句。
小说和绘画的另一不同处，即可以写人的体态。中国写美女，说她“烟视媚行”。古诗《孔雀东南飞》写焦仲卿妻“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比写女人的肢体要聪明得多。
不具体写美女，而用暗示的方法使读者产生美的想象，是高明的方法。唐代的诗人朱庆馀写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宋代的评论家说：“此诗不言美丽，然味其辞义，非绝色女子不足以当之。”
有两句诗：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也让人想象到，这是一个很美的女人。
有时不直接写女人的美，而从看到她的人的反应中显出她的美。汉代乐府《陌上桑》写罗敷之美：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种方法和《伊里亚特》写海伦王后的美很相似。
中国人对自然美有一种独特的敏感。
郦道元《水经注·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三峡风景全写出来了。这样高度的概括，真是大手笔！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通过鱼影，写出水的清澈，这种方法为后来许多诗人所效法，而首创者实为柳宗元。
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这写的是月色，但没有写出月字。
古人要求写自然能做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应该学习、继承这个传统。
载一九九四年《读书》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