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有研究的优缺点

本章梳理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突发事件概念的界定；结合本课题研究的需要，将突发事件聚焦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则聚焦到社交媒体。双重聚焦体现了如下三点：

第一，突发事件是一个外延甚广的概念，包括自然、社会突发事件。本研究将自然突发事件排除在外，集中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突发事件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一般称为群体性事件；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更多地使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与中国学术话语中的群体性事件相同。这一聚焦和转换在中西方学术语境中形成了连接，形成学术话语的同一性，建立比较的基础。

第二，将网络舆情聚焦到社交媒体，是网络时代社交媒体发展现状的必然趋势。网络舆情虽然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但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核心部分，在外延上也占据了网络舆情的绝大部分，网络舆情的本质是一定规模的人群在网络中互动形成公共舆论的过程，社交媒体符合这种特质，离开社交媒体谈网络舆情无法成立。即使摒弃网络舆情中的非社交媒体部分，只谈社交媒体舆情，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仍然成立。

第三，聚焦于群体性事件社交媒体舆情应急机制比较研究，是中国国情、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需要。本书的研究主题潜含着从政府的视角处置、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机制，是解决紧急事件下的社会稳定和应急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形成良性的维稳机制。以人群聚集引发的突发事件为目标，以社交媒体舆情助燃和引导，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切合中国现实政治和社会需要。

对现有研究现状的梳理表明，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本课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发事件的定义、类型、特征、原因、对策、理论方法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以人群聚集为特征的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在学术话语体系上没有隔阂，可以无缝连接。虽然在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上存在诸多概念，但在主体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为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在中西方学术界，社交媒体都被当作网络舆情发动的重要平台，是抗议者主张的助推器，也是政府执法部门收集、干预、引导网络舆情的重要平台，是政府加强与民众沟通，实现信息公开和共享的平台。国内外学术界在社交媒体意义和价值上的共识，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平台基础。中西方学术界在社交媒体的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无论是研究方法、理论建树、个案研究还是数据采集，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术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向上攀登，贡献新的知识。对已有研究的梳理证明了学术界的已有进展是扎实而有启发的。

三是社交媒体掀起的舆论风潮与上至国家稳定下至民生日常有密切的关系。西方学术界揭示了网络舆情与政治事件的关联，也揭示了对民生日常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则从宏观的政策层面到微观的心理层面对网络舆情作了有价值剖析。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取向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机制的研究图景。

当然，从本书的研究取向出发，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欠缺之处，这正体现了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首先，比较研究还很薄弱。正如前文所述，国内学术界做了一些关于中美比较的研究，而在西方学术界，由于受到研究条件、语言甚至研究兴趣的限制，基本没有关于中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急机制比较的研究。国内已有的比较研究多从案例出发进行比较，由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缺乏系统性的学理分析和机制比较。

其次，虽然中西学术界在学术话语上能够打通，形成比较一致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框架，但中西学术界在研究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使研究的节奏不太合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以策论为取向，通过相关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而西方学术界的研究以研究者所秉持的价值为取向，具有反策论的特性。比如，关于社交媒体的研究，西方学术界多以批判性意识探讨政府为打击反对者而采取的对社交媒体的监控策略；中国学术界则多以支持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监控取向持赞同态度，并提出优化策略。中西方学术界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使两者的话语体系存在不同步的现象，为比较研究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当然，这种障碍正体现了本书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