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诀别

弟弟刚刚打发走了那个美国记者后，我就急忙打开车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房里，奔向床上的母亲，猛然跪在地上。我的妹妹在家里等我，村里也来了很多人。我的母亲盖着被子躺在床上，她的呼吸轻轻的，双手露在被子外面。我一遍遍地抚摸她那瘦到只剩骨头的布满褶皱的手，止不住地热泪长流。

我的父亲和母亲先后生育了6个子女，但因为当时农村条件艰苦，缺衣少食，尤其是医疗条件极差，最后只有我、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活了下来。我曾经有一个哥哥，但他3岁时在屋前池塘里溺亡了。

农村的许多家庭都望子成龙，希望有朝一日能鲤鱼跃龙门，彻底改变现状。因此，对那些顽劣淘气的孩子，许多农村家长都采取粗鲁的体罚方式，有的孩子甚至被打得死去活来。我记得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因为成绩不好，他的家长用挑水的扁担打他，扁担被打断了之后还不解气，又用木板凳打他，连木板凳也被打断了，结果，他被打得趴在床上几天都不能起床。我的母亲是一位受过私塾教育的伟大女性。她从未打过我们，倒像一只老母鸡护着小鸡那样，庇护着我们。即使我们有什么过错，她都看成是自己的错误，先是给予理解和谅解，然后进行解释与引导，让我们在平和的气氛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乐于改正。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爸爸从外地回家，带回一斤猪肉，我妈妈让我把炖肉的瓦罐拿到家门口的池塘去洗。那时，我才不到10岁，毛毛躁躁的，一不小心就把瓦罐摔了个粉碎。那时候，对一个农村家庭而言，一个瓦罐是一件了不起的资产。我自知犯了大错，便逃到山后的森林里，爬上树躲藏起来。久未见我回来，我妈妈便四处找我，终于找到后却并未责备我，而是拿来一大包爆米花，哄着我从树上爬下来。她的举动让我自责、让我感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我曾报名参军，并顺利地通过了南海舰队的体检和政治审查。但是，我的母亲因为当时南疆局势动荡而担心我的安危。就在我即将去穿军装的前夜，她紧紧地抱住我，哭成了一个泪人。我是家里的长子，想到母亲曾经的失子之痛，我就放弃了参军。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有神佑，要是我那次参军入伍了，之后还能有机会考上北京大学吗？

1993年，我还在国内工作时，把二老接到北京长住。1994年夏天，母亲第5次中风，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得非常痛苦，我心如刀割。在她清醒之时，我劝她去医院治疗，可她怕花钱，不肯去医院。劝说无效，我便先给120打了急救电话呼叫救护车，接着，就背起我母亲从5楼下楼（那个宿舍没有电梯），急送去中国民航医院救治。当时，从机场宿舍区到中国民航医院的道路颠颠簸簸，我只好一手拿着吊瓶，一手抓住车把。经过诊断后，中国民航医院建议转到北京酒仙桥医院就医。在母亲住院期间，我放下了所有事情，日夜陪伴照顾，守候在母亲身边，直到她苏醒。经过半年多的医治和精心疗养，母亲的病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10年内没有复发过。

那时，我的工资并不高，母亲的病需要换血，治疗费特别昂贵；儿子刚出生不久，也需要花费。我只好到处借钱为母亲治病。此后，我母亲经常向家乡人自豪地称赞我说：“我给九霖吃的是粥，他还给我的却是肉！”熬过无数艰难岁月生活的母亲，仍然把能够吃上肉视为最高幸福。

往事历历在目，无法释怀。如今，我跪在病榻前，泪眼朦胧地望着我的母亲。可母亲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眼睛也是闭着的。尽管如此，我却忍不住要一句句、一遍遍地跟她交流：“妈妈，九霖回来看您了！儿子不孝，对不起您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请允许不孝之子暂时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我一定早去早归，以便全身心地伺候您。要不然，我会心挂两头。毕竟，新加坡那边需要我啊！”站在我身边的家人们、乡亲们都为这一番陈情哭泣，我看见我的母亲竟然奇迹般地眨了几下眼睛，流出眼泪来，她的嘴哭歪了，却发不出声来。此情此景，我更加无法克制地嚎啕大哭，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急促地喘着气，几乎要把整个内脏哭出来。

当时，我的父亲身患糖尿病，每天都在注射胰岛素，他走过来把我扶起，说：“九霖，你还是去新加坡吧！这边有我在，你去那边把事情处理好，快去快回！要是晚回了，我怕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真是不幸而言中，这次竟是永别！半年后，2005年6月19日，我母亲逝世，我被新加坡方面拖了半个月才被允许回国奔丧，没能在母亲弥留之际看上一眼，只能在母亲的坟前长跪不起。）

我拉着父亲的手站起来，紧紧地抱住父亲。后来，想起那情景，真是：“地震袭来墙不抖，黑云压下风滞游。但闻撕心裂肺声，更觉满屋泪横流！”

我和家人及村里的人哭过一阵后，家里的座机响起来了，我父亲走过去接电话。电话那头说：“您好！请问您是陈老先生吗？”我父亲说是的。电话那头接着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刚刚见过您了，您还记得吧！我正坐车前往武汉，司机跟我说，我刚刚经过的那辆车里面坐的好像就是陈九霖，就是您的儿子。我错过了一个机会，我想返回，但司机不同意返回，天色渐晚，他怕路上遇到抢劫。您能不能让您的儿子陈九霖来接电话，我只要和他说两句就够了。”

我父亲用左手捂住听筒，向我使眼色，小声地问我要不要接电话，我摆手示意他，我不能接。我父亲就告诉他说：“他不在家，已经走了。”挂断电话之后，我父亲告诉我，那个记者在电话里连连叹气，显得很遗憾的样子。后来，那个记者在《华尔街日报》上连续发了3篇文章，分析中国航油事件，其中的一篇写到我“在一夜之间从高处重重跌落，滑向地狱之门，生死未卜”。《华尔街日报》还有一篇文章则明确无误地提到记者去过我的老家，还说我相信风水，而风水却没有帮到我。但我并不知道说我相信风水从何而来，是看到媒体报道说我喜欢读《易经》？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的确产生了较大影响，从国内范围看，仅次于《财经》杂志的《成败陈九霖》[1]那篇封面报道。

第二天，也就是2004年12月6日，我专程去舅舅家，因为我从小在舅舅家长大，差一点儿就被过继给了舅舅。

我父亲是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我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员。由于他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又要养家糊口，就把出生才8个月的我送到外祖父母家抚养。外祖父母家在浠水县夏凉乡龙井村，那里有一座挺高挺大的山，村民们都叫它凤凰山。当地的老百姓经常讲起“北宋医王”、撰成6卷《伤寒总病论》的庞安时，我的外祖父也常常给我讲起他的故事。凤凰山上有一座庞安时庙，有人说那里是庞安时的故乡，也有人说那是他行医次数较多的地方。我外祖父母家的房屋就建在半山腰上，家里的饮水和用水都是山泉，清澈透亮，沁人心肺。我小时候住在那里时，山上布满了松树林和毛竹林，到处郁郁葱葱，空气带着绿草的芳香。我从出生后8个月直到5岁半，都被寄养在外祖父母家。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对我恩重如山。每天晚上，外祖父都会给我讲故事，我常常在他讲的故事中进入梦乡。那时，舅舅的婚姻受到挫折，外祖父母特别希望我在他们家乡的学校读书，目的是让我成为我舅舅的养子。但我爸爸不同意，他以山村学校的教学条件不好为由，把我接回竹瓦镇宝龙村上学。当时，我非常不愿意离开，想留在那里，外祖母也舍不得我。

我记得，在我父亲要接我回到宝龙村的家里时，我极其不情愿，趁大人们不注意时，就偷偷地跑到大山的深处躲藏起来。我钻到红薯地里，那里的红薯叶子长得十分茂密，中间刚好有条沟，我就躲到那条沟里面。全山村的人都出动来找我，我清楚地听到外面有人在急切地呼喊我的名字，但我就是不吭声，谁也找不到我。后来，夕阳西下，大家变得更加着急了。这个时候，我的外祖母终于开口了：“你们不要找，我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后来，我猜想，她不说出来，就是想让我随自己的意愿在那块热土上多待一会儿。只是，山里毕竟是野兽出没的地方，让我一个人长时间地躲在山里可能会发生危险。外祖母从小缠足，她的脚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就像是在跳芭蕾舞。她拄着一根拐杖，直奔我藏身的红薯地，呼唤我的名字。我一听见外祖母的声音，就立刻跑出来见她。外祖母之所以直奔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去那里扒红薯，我还在那里和她玩过捉迷藏。

往日的岁月就是由一个个细节贯连而成的。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个情节，都忍不住要伤感一番。外祖母找到我之后跟我说：“你这次回去不是要在家里待着，是回去探亲，你到那边住几天，过后再回来。”我有些狐疑地看着她，并不说话。她接着又宽慰我说：“你还不放心的话，就让你姥爷跟你一块儿过去，过几天你再跟你姥爷一块儿回来，你看这样成不成？”我一听外祖父会跟我一起去，我想他肯定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那边自己回来。5岁半的我这才在第二天骑在外祖父的脖子上，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了我的外祖母。

当时，我只听见送行鞭炮的响声，并没有听见外祖母的哭声，也没有看见她流一滴眼泪。但是，我听见她很伤心地对旁人说了一句话：“树大要开枝，鸟大自然飞！”她没有哭是因为她努力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怕她的泪水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怕我不能安心读书。后来，外祖母村里的人告诉我，在我离开后，她静静地伫立在送我的路口，目送着我，长长久久地不愿转回身去。在看到我的身影像远去的飞雁消逝在青山白云之中时，外祖母才“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接着便晕倒在地，被人急忙抬回家后，我那可怜的外祖母一连病了好几天。

我回到父母的家之后，一直紧紧地跟着外祖父，就怕我一不留神他就不见了。当时，农村条件很艰苦，晚上睡觉时，在地上铺满一层稻草，在稻草上盖一床被单，这就是我和外祖父的床铺了。旁边是一头牛，再过去是一头猪。晚上，我一直搂住外祖父的脖子睡觉，甚至还将腰带的一端系在我的手上而另一端系在他的手上，生怕他半夜偷偷走了，但是，睡熟之后手自然就松开了。没想到外祖父真的是这样打算的，他大概四五点钟就起来了，那时天还是黑的。他要出门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猛然从床上站立起来。农村的小孩子晚上睡觉都脱光所有衣服，只穿一个三角兜。我的外祖父在前面急急地赶路，我就光着身子在后头跟着跑，又哭又喊地跑了两三里路。我的外祖父终于不忍心继续往前走了，他回过头来，眼里噙满泪水，有一种很心酸的感觉。他抱着我又走回我的父母家，安心在那边陪我住了7天，让我对这个家慢慢熟悉起来，他才偷偷地回去了。但是，等到他回去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

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我外祖母逝世了。家里人怕影响我的学习，没有通知我，让我终生遗憾。我外祖父逝世时，正赶上我在家休暑假，他的离去让我悲痛欲绝。两位老人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铭刻在心。

对我来说，舅舅家保存着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魂灵，那是我童年最温馨的回忆。所以，2004年12月6日这天，我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烧香磕头之后，先是开车到夏凉乡，然后，顺着山路步行几里路到舅舅家。虽然外祖父母已经离世，但我舅舅还健在。我先到外祖父母的坟前烧香祭拜，然后，又与舅舅和舅妈一一话别。接着，我又要去我的二姨家看看，因为我从小跟她一块儿长大。从舅舅家到二姨家也有一公里山路的距离，我照样步行过去。二姨的智力不太发达，虽然思路清晰，但是，说话不是太利索。所以，我还是要去看望她，给她留了几千块钱。从二姨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日落西山了。

第三天，也就是2004年12月7日，我再次回到竹瓦镇宝龙村。我提前三天为父亲举办了73岁的生日家宴，在上海工作的弟弟，在宜昌的妹妹及表兄弟们都回老家来了。我对我父亲说：“如果这次新加坡之行能够为公司的新生起到作用，即使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父亲听完我的话，什么也没说，拿起酒杯来，“敬”了我一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父亲的敬酒，我理解父亲敬酒的分量。我安慰父亲说：“我本身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大不了过几年再回来陪您老人家种田去。希望您健康长寿，能够等到那一天！”

在老家，我把当时能够想到的事情都一一安排妥当，包括给我爸爸、舅舅、二姨等留下一些现金，给妈妈请了4个护工。做了这些工作之后，离开老家之时，尽管有些悲悲切切，但内心还是平静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