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灵鹫飞来　仙灵所隐——杭州灵隐寺

杭州灵隐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迄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灵隐寺创建伊始，就同佛祖和佛教发源地有着特殊的关系。东晋咸和元年，古印度高僧慧理云游至杭州武林山下，他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一座石灰岩孤峰，平地拔起，风景秀美，其间洞穴相连，怪石林立，与当年释迦牟尼修行的灵鹫山极为相似，当即断言这是从印度飞来的“天竺灵鹫小岭”，是非同凡响的神灵隐居之处。于是亲自动手，在背依北高峰处建寺，取名“灵隐”，寺对面的山峰就称为飞来峰，也称灵鹫峰。据说，当年慧理一看到飞来峰就说：“此天竺灵鹫峰一小岭，不知何时飞来，佛在世时，多为仙灵所隐，今复尔耶？”人们一开始不相信他的话。为了消除疑虑，慧理又说，天竺灵鹫峰向来有黑白两只猿，一定也随山飞来了。说罢，他到洞口呼唤，果然有黑、白二猿跃出，大家这才信以为真。⁽⁵⁾后来，地质学研究证明：飞来峰是石灰岩构成的，而它四周的山峰如北高峰、天竺峰、狮子峰是由砂岩构成的。而且飞来峰在外貌上也风格独特，四周的山峰峻峭宽广，中间的飞来峰相对低矮，岩石裸露。这本是一种特殊的地质结构，但在善男信女们看来，就证实了慧理所言，给灵隐寺和飞来峰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灵隐寺渊源

灵隐寺与佛祖、佛教发源地的特殊关系引来了许多高僧大德。灵隐寺自慧理创建以来，历代高僧辈出，这使灵隐寺更加名闻天下，寺以僧传，僧以寺名。灵隐寺初创时，佛法未盛，僧众不多，规模不大，隐于山林之中，香客稀少。至南北朝梁武帝时，赐田扩建，殿宇初具规模，游人增加，香火旺盛。北周武帝期间灭佛，虽然在北方进行，但南方的灵隐寺也受到冲击，不少僧人或还俗或隐居。到隋文帝杨坚时在京城及诸州设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大都笃信佛教，广善布施。隋文帝为神尼智仙的舍利子运往灵隐寺飞来峰，在峰顶建塔纪念，名曰神尼舍利塔，后倾颓。唐会昌法难时灵隐寺寺毁僧散，沉寂一时。直至五代吴越王钱镠信奉佛教，奉行“信佛顺天”之旨，在位期间广修庙宇寺院，杭州寺院遍布，僧众云集。诗僧贯休住在灵隐寺，其上书请见钱镠的诗中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要贯休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肯接见。贯休说：“州既难添，诗亦不改。”随即拂袖而去，西入四川。后周显德七年（960），钱弘俶请来永明延寿大师住持灵隐寺，重新开拓，称为“灵隐新寺”。永明延寿大师刻苦精进，著有《宗镜录》百卷，八十万言，被公认为曹溪慧能（也作“惠能”）之后第一人。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天禧五年（1021）又改景德寺为景德灵隐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章懿太后赐庄田及钱财，作为修葺扩大寺院之用。

宋代高僧赞宁出家于灵隐，习南山律宗。吴越王署为“两浙僧统”，宋太祖赐号“通慧大师”，赞宁奉诏于灵隐寺撰成《宋高僧传》。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隅，大力宣扬孝道，将一些名刹梵宇改为祈福祷告戒斋之所，于绍兴五年（1135）改名为“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孝宗于乾道三年（1167），诏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赐帛五十匹给灵隐寺，并常来灵隐寺进香祈福。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灵隐寺被评定为天下禅院五山十刹之一。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灵隐寺仿照当时净慈寺建田字殿，塑五百罗汉，杭嘉湖地区旋即盛传“数不清的灵隐罗汉”。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竹泉法林禅师自净慈寺迁往灵隐寺，一度宗风兴旺，朝廷授予其金褴衣。直至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战火不断，寺院毁废。后虽重建，但规模较小，灵隐寺盛况不再。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崇尚佛法，定都南京后曾召见灵隐寺住持见心，并亲封他为“十大高僧”之一。明末，灵隐寺在濒临改朝换代、时局飘摇之际显得颓废凋零。明末清初，具德和尚花了十八年时间，终于使灵隐寺焕然一新，使灵隐寺成为东南佛寺之冠。

清代康雍乾盛世时，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巡视江南，驻跸灵隐，赋诗纪游，刻碑立文。康熙皇帝一生六次南巡，五次驻跸灵隐，与灵隐寺结下不解之缘。清嘉庆、道光皇帝，对灵隐寺也是大力支持。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对灵隐寺关照有加。他主刻朱熹、翁方纲等人著作集成，议藏灵隐，建“灵隐书藏”。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入杭州，大多寺宇被毁，灵隐寺也难逃劫运。

灵隐寺有“东南第一寺”之誉，196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中幸免于难，得以完整保存。据不少当事人回忆，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圣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关闭。⁽⁶⁾后因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来访，灵隐寺得以重新整理开放。

御笔题匾

今日灵隐寺是在清末重建基础上陆续修复再建的，灵隐寺入口处照壁书“咫尺西天”四字黄墙黛瓦，为清代遗存建筑，表明灵隐寺同佛教发源地和佛国净土的特殊关系。一进山门，在飞来峰龙泓洞前耸立着一座塔，名理公塔，又名灵鹫塔，是杭州现存唯一的明塔，为灵隐寺开山祖印度高僧慧理埋骨处，此塔是一座石结构的楼阁式塔，高8米多，六面七层，全塔由下至上逐级收分，朴实无华。理公塔旁有两个石刻，一为佛像，一为金刚手菩萨像，题有“至元”二字，为元代密宗造像。

走进灵隐寺，仰面见到天王寺上方有康熙皇帝御笔的“云林禅寺”匾额。相传康熙南巡时，在寺后的北高峰顶饱览过胜景后，即兴为灵隐寺题匾额，“灵”字繁体上面为一“雨”字，中间横排三个“口”字，最下面一个“巫”字，康熙皇帝欢喜之余，把上面的“雨”字写得太大，差点就下不了台。他突然想起在北高峰上时看到山下云林漠漠，整座寺院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中，有云有林，显得十分幽静，于是灵机一动，顺势在“雨”字下加一“云”字，赐灵隐寺名为“雲林禅寺”。

云林禅寺匾额下方“灵鹫飞来”匾额为书法家黄元秀所题。天王殿前左右各有石经幢一座，两经幢都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建，时大宋开宝二年己巳岁闰五月”题记。两经幢皆建于北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原系吴越国国王家庙“奉先寺”遗物，宋仁宗景祐二年至四年（1035—1037），迎栅禅师将其移置于此。经幢也称石幢，是刻着佛名或经咒的石柱，是佛教标志物，供镇邪祈福用。左幢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尊者塔”，右幢刻有《大自在陀罗尼咒》，故称“大自在塔”。古人赞灵隐寺经幢云：“高幢垂五代，瑞拱寺门雄。地涌虬蟠角，天成神鬼工。莲花开仰覆，佛顶峙西东。卓出灵峰半，招摇云雾中。”⁽⁷⁾

天王殿正门上书对联“峰峦或再有飞来坐山门老等，泉水已渐生暖意放笑脸相迎”。跨进天王殿，迎面正对山门的佛龛中供奉一尊袒胸露腹、趺坐蒲团、笑容憨厚的弥勒佛像。相传弥勒要等释迦牟尼寂灭后，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才降临人间，正式升为弥勒佛，在龙华树下说法三会，度尽一切众生。他以菩萨或未来佛的身份住在上界兜率宫内。作为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多安置在佛寺大雄宝殿内，有时头戴天冠，身着菩萨装，被单独供奉在弥勒殿内。背对山门的佛龛供奉的是韦驮雕像，高2.5米，头戴金盔，身披甲胄，此尊佛像是南宋时期以香樟木雕造而成的。天王殿两侧是四大天王彩塑像，身高八尺。

出了天王殿，就见到正面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一般称为“大殿”，是寺院僧众早晚诵经共修的场所。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具有降服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魔四大魔的智慧与力量，叫作“大雄”，即一切无畏的大力士的意思，后来就把它作为释迦牟尼的“德号”。寺院因而也把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大殿称为大雄宝殿。现在的大雄宝殿是清宣统二年（1910）仿唐建筑重建的，是座单层三重的歇山顶建筑，高33.6米，雄伟壮观。两侧写有“佛日增辉”四个大字，屋檐下悬挂两块匾额，“妙庄严域”是书法家张宗祥所题，“大雄宝殿”是书法家、原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所书。大殿正中是一尊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坐像，这尊佛像是1953年重修灵隐寺时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邓白教授以唐代禅宗雕塑为蓝本构思设计，雕塑系教师和东阳木雕厂民间艺人合作制作。佛像用24块香樟木雕成，佛像高19.6米，加上须弥座石基共24.8米，佛像全身两次贴金共花去黄金86两之多，它是我国最大的香樟木雕坐像。整座佛像头微微前倾，两眼凝视，右手微抬成说法印。佛螺状头发为天蓝色，象征与天齐平，额眉间有“白毫”，是佛祖三十二相之一，“白毫相间”表示吉祥如意，头部后面的镜子称为“摩尼镜”，象征智慧和光明。佛顶上有一把如撑开雨伞的盖，全用珠宝装饰而成，称为“宝盖”。正殿两侧是二十诸天立像，各前倾十五度，以示对佛的尊敬。据说他们是掌管日、月、地、星、风、雨、水、火、雷、电等的天神。殿后趺坐的是十二圆觉，意为“圆满的觉悟”，是密教崇奉的菩萨群体。据《圆觉经》说，十二位菩萨向佛祖请问修行法门，佛说大乘圆觉清净境界修行法。大殿后壁有“慈航普度”和“五十三参”的海岛立体彩色群塑，塑造了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一百五十尊。正中央为鳌鱼观音立像，手执净水瓶，普度众生，观音是协助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度往净土极乐世界彼岸之神。观音两侧为弟子善财与龙女。上有地藏菩萨像，最上面是释迦牟尼雪山修道的场景，白猿献果，麋鹿献乳。左上方侧身拿扇遮住脸的是济公和尚像。整座佛山群雕栩栩如生。

后山的第三殿是一座单层重檐歇山顶的大殿，为药师殿，1993年正式“开光”，药师殿匾额是原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写。进殿可见殿内台座上结跏趺坐的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像，左边是手托太阳象征光明的日光菩萨像，右边是手托月亮象征清凉的月光菩萨像，合称东方三圣。药师佛与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代表东、中、西三方空间世界，故称“横空三世佛”。药师佛发十二大愿，从精神上安慰众生，让在世的人们除去一切病痛。

藏经楼是灵隐寺的第四殿，位于药师殿后面，共三层，上层是寺院藏经之所，收藏了六部大藏经。中间一层是法堂，又称“直指堂”，直指意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堂相当于法堂，在寺院中主要用于讲经说法，举行大型的法会。藏经楼和法堂不对外开放。下层是文物展厅，展示灵隐寺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比较珍贵的文物如下：

梵文贝叶经，曾经是北宋译经院的藏品。现存贝叶四十三页，每页长31.5厘米，两头略窄，为4.7厘米，中间略宽，为4.9厘米，其中四十二页两面均书写梵文。贝叶所用字体并非常见的僧伽罗文，而是珍稀的梵文。《续修云林寺志》（卷六）记载了若干书籍：1. 何琪跋文；2. 梁同书《贝叶经诗》；3. 魏嘉谷后记；4. 吴锡麒《贝叶经歌》；5. 黄模《借秋阁观贝多叶经》；6. 魏成宪《贝叶经诗》；7. 丁敬《贝叶经歌》（又名《借秋阁藏贝叶经并序》）等。⁽⁸⁾其中灵隐寺收藏的清代丁敬《贝叶经歌》比较重要。丁敬（1695—1765），又名隐君，字敬身，号钝丁，杭州人，嗜好金石书画，尤精篆刻，是清代著名的篆刻家，为“西泠八家”之首。丁敬于光绪十四年（1888）重刊沈鑅彪于清道光（1829）撰的《续修云林寺志》而留下了贝叶经的重要记录。方广锠在《杭州灵隐寺宋代贝叶之考察》中认为：“该贝叶经乃北宋咸平三年（1000）传入中国，原为北宋王朝所设立的译经院所有……北传而又基本完整，且流传有序为北宋译经院者，唯此一件。因此，无论对梵文研究也好，对汉文佛教文献学研究也好，该贝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其本身也是一件极其稀有的珍贵文物。”他还进一步指出：“该贝叶的发现，对宋代译院研究、佛教研究、梵文研究，均有较高的价值。”⁽⁹⁾

明代董其昌书《金刚经》上下册，原为杭州云栖寺所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春，杭州云栖寺的莲池大师收到一件珍贵的礼物，就是明代翰林院庶吉士董其昌所书的一本《金刚经》，此后一直被云栖寺奉为至宝。20世纪60年代云栖寺被取缔，归为灵隐寺寺产。董其昌书写《金刚经》题跋“曰”：“而余写《金刚经》荐资父母冥福凡二本，其一壬辰春，藏于云栖莲池大师禅之库中，每有追荐，大师出余手书，令僧持诵。”董其昌书写的《金刚经》，从外观上看，册页封面上古锦上原有清高宗所书题签“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董其昌真迹、御鉴题签”并钤“乾隆宸翰”白文印，册首有清高宗“香光法宝，永镇云栖”八字（香光，即董其昌），钤“乾隆御笔”朱文印，四周均有“云栖常住法宝”长方印，次页中心并有“法喜大藏”长方印，其后有冯大淑跋云：“崇祯己卯余月学菩萨戒弟子冯大淑谨阅一过，不忍释手，因为识之。”下钤“冯大淑印”白文印、“景琛”朱文印，自此以下是清高宗题跋。清高宗乾隆帝曾四次拜访云栖寺，每次都欣赏董其昌的《金刚经》并留下御笔题跋。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他书“香光法宝，永镇云栖”于经面，并写题跋于经文之后，诗云：“山寺虽多此寺幽，特教清跸重来游。洗心亭别仙凡界，万骑纷阗合著留。绿玉参天径几回，石门烟月锁梅苔。莲池塔院自千古，奚事花幢坐墨胎。”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他观看了《金刚经》后，只是题了一行跋语：“丁丑暮春月二日至云栖再观因记。”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他依旧到云栖寺欣赏了董其昌的《金刚经》，并带经卷入宫，续接纸题诗跋：“迳入筼筜心洗尘，春山过雨霁光新。浙中僧院斯为最，不事庄严事朴淳。”“静室三间对碧崚，花香鸟语处心征。雨旸时喜宜菜麦，笑我斯之静未能。”“一心念六字真言，衣钵何曾传子孙。监院岁除依例换，莲池家法喜犹存。”“金刚真迹弆香光，索看重题逸兴偿。四句本来无一字，更何须辨幻和常。”“壬午暮春，云栖静室四绝句，仍书册尾。”乾隆皇帝第四次驾临云栖，阅《金刚经》后，续上四首绝句：“云栖本是旧栖真，无俗尘缘有净因。江岸西行才北转，引人入胜见苍筠。”“石桥涧水几萦回，知是洗心亭下来，却我到亭忘所洗，本来无物惹尘埃。”“塔院莲池曲径东，阇黎今尚守宗风。掌家正副轮年易，两字出家同不同。”“经堂左转陟崇椒，精舍闲凭意自朝。山卉当春都寂寂，修篁不雨亦潇潇。”

走出藏经楼，见一块巨幅青石壁画镶嵌在石墙上，画的是如来说法感化万物的佛教故事。两侧对联：“如来说法狮吼象鸣声震天，天女吹笙龙飞凤舞气冲霄。”

华严殿是灵隐寺的最高处，是中轴线上层层递进的最后一重殿。殿门上挂有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乔石的题字“华严殿”。华严殿里供奉着华严三圣，当中佛像即为如来，左边是手执莲花的大智文殊菩萨，右边是手执如意的大行普贤菩萨。三尊佛像的佛身是深褐色，而佛的衣裳莲座是浅褐色的。这是因为三尊佛像的佛身都是用一根巨楠木制成，一位居士在缅甸发现一棵巨楠木，直径有两米多，被请运来灵隐寺做成佛像，而佛像衣裳莲座都是用樟木制成，颜色较浅。

灵隐寺还有若干知名的佛堂，如五百罗汉堂，南宋始建，后来毁废，清道光年间曾重建，但于1936年秋遭遇水灾而再次毁废。现存罗汉堂是1998年重建的，总面积3116平方米，中央高度为25米，其平面呈卍字形，卍字形是佛祖的三十二相之一，以示万法唯心、万德圆融、万缘俱息之意。重建的五百罗汉堂仿清代建筑，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罗汉堂。五百罗汉每尊高1.7米，重1吨，形象各异，栩栩如生。罗汉是佛祖身边常随弟子。五百罗汉堂正中设有浓缩佛教四大名山的巨大铜殿，分别供奉五台山文殊菩萨、峨眉山普贤菩萨、普陀山观音菩萨、九华山地藏菩萨。此四大菩萨分别象征大智、大行、大悲、大愿。铜殿采用铸、锻、刻、雕、镶等十二种工艺，三重檐，四立面，柱有蟠龙，栏有镂花，是世界室内铜殿之最，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灵隐寺道济禅师殿，殿中供奉一尊济公像，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济公活佛”。在灵隐寺出家的济公和尚，俗名李心远，行为举止癫狂，喜欢打抱不平，且神机妙算，法力无边。传说有一天，他远远看见天空飘来的一团黑黑的东西，仔细一看，是一座小山峰。这小山峰马上就要落到灵隐寺前的村子里了，如果不快点让村民搬走，那会砸死很多人。可是没有人肯听他的，人们都笑济公是个疯和尚。济公忽然瞥见村中有户人家正在接新娘，他灵机一动，冲过去，抢了新娘子往背上一背，撒腿就跑。这下子，轰动了全村，男女老少取出来追济公，济公把全村人引得远远的。刚停下脚，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小山峰已经落了下来，将整个村子都压在下面。村民们恍然大悟，是济公救了他们的性命。从此，这座山峰就在灵隐寺前安了家，因为它是飞来的，人们就将其称为“飞来峰”。

飞来峰胜景及第68号龛造像

灵隐寺前的飞来峰是一座石灰岩山峰，质地脆弱，易受水蚀和风化，长年累月形成形状各异的岩洞。造就了“无石不奇、无水不清、无洞不幽、无树木不古”的胜景。在飞来峰天然岩洞和山崖上，布满了五代至宋元时期的石刻造像。在长约600米、宽约200米的区域内共有153龛470余尊造像，保存较为完整的就有338尊。飞来峰造像中以元代造像为著称，是内地最多的喇嘛教密宗造像群。

龙泓洞为灵隐入口第一洞，传说洞中曾藏有神龙，故名。宋代郭祥正曰：“洞口无凡木，阴森夏亦寒。曾知一泓水，会有老龙蟠。”俗传此洞颇深，可通浙东，现在洞内岩壁上尚刻有“通天洞”三字，并雕有观音坐像一尊，因此此洞又名观音洞。龙泓洞口右侧有一组结构完整、形象逼真的佛教历史题材浮雕，长约6.6米，高1米，描述了唐僧取经、朱士行取经、白马驮经的故事。

青林洞是因洞口形似虎嘴，又称老虎洞。在洞口上方有三尊小佛，称为“西方三圣”，雕刻于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是飞来峰现有造像中最早的造像。中间主尊是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两侧是左右协侍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造像。位于青林洞口上方的三尊大型佛像是“华严三圣”，本尊毗卢遮那佛坐正中，左右协侍是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在青林洞内，还有一块巨石，酷似睡床。民间传说济公活佛曾因偷吃狗肉醉倒于此。洞外的济公石，相传是济公修行念佛的盘坐之处。

玉乳洞，因洞中岩石呈乳白色而得名。在洞南口有传说中谢灵运翻阅经书的“翻经台”。洞北口有“震旦六祖”，即佛教禅宗的六位祖师爷：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在洞内千姿百态的石壁上，整齐地排列着罗汉群像以及凤凰和雷公浮雕等石刻，四壁所刻二十尊真人大小罗汉都是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的作品。

呼猿洞，位于冷泉之上。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东晋慧理曾养黑白二猿在此，他常趁着月明星稀之夜放声长啸，二猿即隔山洞相应，其声清脆亮。刘宋时，有僧人智一探访旧迹，仍畜猿于山间，每临涧长啸，群猿毕集。⁽¹⁰⁾

在飞来峰冷青溪南岸崖壁的元代造像群中，依岩石的自然形状雕有一南宋风格的第68号弧形龛，龛内有欢眉大眼的布袋弥勒和姿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共十九尊造像。布袋弥勒位于龛的正中，踞坐斜靠在背后的岩石上，通肩袈裟向下脱落，露出胸前双乳和肚腹。他左手拿着一串念珠，硕大的右手按在一个布袋上，赤足露脚趾，一副乐呵呵、笑眯眯的神态。布袋弥勒身旁有木鱼，似乎在讲经或说法。

第68号龛布袋弥勒位于中心，两旁各有九尊罗汉，姿态各异。从龛左数第一位是背禅杖罗汉，禅杖斜搭在肩上，感觉要远行。第二位是沉思罗汉，头披僧帽，结跏趺坐。沉思罗汉身后是伏虎罗汉，伏虎罗汉轻松扭头向右望去，似乎不在意身旁的“大虫”。原来在老虎的上面，有一举火罗汉，年长的罗汉左手高举一团烈火，右侧两个罗汉好奇地观望，一年轻的罗汉抱膝仰头，神情专注，好像在欣赏杂技，另一年长的罗汉也在观火。再向右是拱手罗汉和捧经函罗汉，还有双手合十罗汉，他们好像在听布袋弥勒讲经说法。

在布袋弥勒雕像右侧，一位罗汉托着一座金涂塔，另一位罗汉跪奉经函，神态十分虔诚。托塔罗汉右边一年长的罗汉一手托立轴画，一手做手势，正绘声绘色地谈论，可称之为托画罗汉。其左侧一位年轻的罗汉双手合十，专心倾听；其右侧一罗汉拉着画幅，仔细观赏，正啧啧赞叹。托画罗汉前，有一罗汉结跏趺坐，目视前方。再向右有三尊罗汉，三尊罗汉的上方盘绕着一条龙，此龙为浮雕雕刻在龛沿上。其中一为降龙罗汉正扭头斜视上方的这条龙。降龙罗汉旁，一罗汉双手持如意，结跏趺坐，神态安然。龛最右边一罗汉结跏趺坐，双手持念珠，头部已损。

这龛造像依山岩地势呈弧形分布，以布袋弥勒为中心，布袋弥勒周围由十八罗汉拱卫着，工匠在排列与雕凿时显然有其统一规划和运筹。首先是布袋弥勒开口便笑，肚大如鼓，手按布袋，最吸引观者的目光。其次，布袋弥勒两侧各有九尊罗汉，或是听弥勒讲经，或是互相观摩，或是怡然自得，使得整个佛龛造像在统一中不失活泼，让人感觉到他们的内在联系，相互衔接。

第68龛中心造像是布袋弥勒。弥勒是姓，意译慈氏，名阿夷多，按佛经记载是继释迦牟尼佛之后的未来佛。弥勒既是未来佛，也是菩萨，受民众的信仰，从庄严的未来佛到布袋弥勒，它有个演变的过程。唐末五代明州奉化的契此和尚（布袋和尚）被看作弥勒的化身并逐渐发展成为弥勒信仰的主流，布袋弥勒是以布袋和尚为原型演绎出来的。《宋高僧传》中有关于布袋和尚的记载：

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仗荷布囊入鄽肆，见物则乞，至于酱鱼葅，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于大桥上立，或问：“和尚在此何为？”曰：“我在此觅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则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亢阳，即曳高齿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水潦，则系湿草履。人以此验知。以天复中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¹¹⁾

《宋高僧传》中将布袋和尚描述得有神通力，如“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意在说明布袋和尚是弥勒应化所生。较《宋高僧传》晚成书的《佛祖统纪》也记载了有关布袋和尚的事迹：

四明奉化布袋和尚，于岳林寺东廊坐磐石上而化葬于封山。既葬，复有人见之东阳道中者，嘱云：“我误持只履来，可与持归。”归而知师亡，众视其穴，唯只履在焉。师初至不知所从，自称名曰契此，蹙额皤腹，言人吉凶皆验，常以拄杖荷布袋游化廛市，见物则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群儿哗逐之，争掣其袋。或于人中打开袋，出钵盂木履鱼饭菜肉瓦石等物。⁽¹²⁾

《佛祖统纪》中十六群儿争着追逐布袋和尚之布袋，布袋和尚打开布袋尽是乞得之物，这样的行为方式人间化因素更强。尤其是布袋和尚与十六群儿，和后来的布袋弥勒与十八罗汉造像构图有着一定的联系。从《宋高僧传》到《佛祖统纪》中有关布袋和尚的记载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布袋和尚的行为方式从具有神通力到世俗人物的常态行为，应化所生的布袋弥勒人间化特点显著。

就飞来峰68龛布袋弥勒和罗汉造像的组合来说，他们之间具有很深的渊源。五代时期罗汉信仰在浙江一带大为兴盛，恰好与布袋弥勒信仰在时间、地域上有所重叠。

罗汉是梵音阿罗汉（梵文为Arhat）的简称，指小乘佛教修行所达到的最高果位——罗汉果。唐代玄奘法师翻译庆友著的《法住记》，这部书译出注明了十六罗汉的名号、眷属和住处，带来了广大的影响。十六罗汉的尊崇是从五代时期发展起来的，尤其是江南地区。宋代从苏东坡为十八罗汉图题赞起，关于罗汉的绘画和雕塑一般以十八代替了原来的十六。⁽¹³⁾

关于十六罗汉的雕刻，比较早的有杭州烟霞洞吴越国吴延爽造十六罗汉，清代阮元的《两浙金石志》曾载有烟霞洞吴延爽造像功德记。宋代曾在此洞补刻僧像一，布袋和尚像一，变成了十八罗汉，不过补刻的两尊做法粗陋，不及前十六尊。从烟霞洞宋人补刻的布袋和尚和一僧来看，布袋和尚就是唐昭宗时期明州奉化县契此，后人相传为弥勒化身，另一僧像是汉地神僧。宋《淳祐临安志》记载：

烟霞洞《祥符经》云：去钱塘县旧治之西一十六里。晋开运元年，有僧弥洪结庵洞口，遇一神人指此山后有圣迹，何不显之？洪寻至山后，乃见一洞内有石刻罗汉六尊。洪既亡，吴越王钱氏，忽梦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梦觉，访得烟霞洞有六罗汉，遂别刻一十二尊，以符所梦。⁽¹⁴⁾

可见，吴越王感梦补刻烟霞洞十八罗汉具有附会传说的成分。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罗汉信仰和造像都世俗化、人间化了。在江浙一带，布袋和尚常作为高僧列于十八罗汉中，这体现了布袋和尚和罗汉之间的紧密关系。飞来峰第68号龛中的十八罗汉既有《佛祖统纪》记载的布袋和尚与十六群儿的情节渊源，又有江浙地区从民间十六罗汉演化而来的因素。

布袋和尚是和图像密不可分的人物，在《宋高僧传》中，就有关于布袋像的记录：“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说明布袋和尚去世后不久的五代时期，布袋像就在江浙之间流传了。飞来峰第68号龛布袋弥勒是据布袋和尚创造出来的雕像，他的形象是开口便笑、肚大如鼓，体现了人间欢乐。《佛说弥勒大成佛经》说弥勒：“施乐故出世，本为菩萨时，常施一切乐，不杀不恼他，忍心如大地。”⁽¹⁵⁾也就是说，弥勒的性格与其他的佛、菩萨不同，弥勒的布教不再单纯斥责众生如何罪孽深重，不再用地狱、饿鬼、刀山、火锅等场景控制众生，而是从人间欢乐的立场、美好善良的本意来引导观者和信众对人世的看法，布袋弥勒的布教完全是人间化的。

从布袋和尚到布袋弥勒，除了开口便笑的表征，布袋弥勒还有肚大如鼓、同时手抚布袋的外形，一首禅意深厚的偈颂可以说明其意义：“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吾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不塑亦不装，不雕也不刻。无一滴灰泥，无一点彩色。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体相本自然，清净非拂拭。”⁽¹⁶⁾布袋弥勒以布袋作为道具和佛像本身相契合，表达了自然、自在的表征。通过布袋和尚的偈颂，我们可看出布袋弥勒代表着施乐、宽容、善良和智慧的取向，表达了大乘佛教的普世情怀，也说明了弥勒信仰的人间转化、提倡精进向上的态度。

飞来峰第68号龛布袋弥勒位于中心，弥勒作为主尊未来佛，两旁各有九尊罗汉，最接近布袋弥勒的有跪捧经函罗汉、拱手罗汉、双手合十罗汉，他们好像在听弥勒说法。这样的布袋弥勒与罗汉布局与早期禅僧入定时“决疑”有关。佛教认为弥勒作为未来佛于世上说法，能解答佛法疑难问题，给人以智慧。《付法藏因缘传》云：“尔时罗汉即入三昧，深谛思维不能解了，便以神力分身飞往兜率陀天至弥勒所，具宣上事请决所疑。”⁽¹⁷⁾由此，我们可以推定第68号龛以布袋弥勒为中心，两旁的捧经函罗汉、拱手罗汉、双手合十罗汉应是向弥勒问疑，弥勒说法以开启智慧。记录了十六罗汉名号的《法住记》载：

尔时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绕窣堵波，以诸香花持用供养，恭敬赞叹。绕百千匝，瞻仰礼已，俱升虚空向窣堵波作如是言：敬礼世尊释迦如来应正等觉。我受教勅，护持正法，及与天人作诸饶益，法藏已没，有缘已周，今辞灭度。说是语已，一时俱入无余涅槃。先定愿力，火起焚身，如灯焰灭，骸骨无遗，时窣堵波便陷入地，至金轮际，方乃停住。尔时世尊释迦牟尼无上正法，……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¹⁸⁾

罗汉作为现在佛和未来佛的中间人物，在佛涅槃时遵照佛祖嘱咐，护无上法使之不灭，等待未来佛弥勒出现于世间。阿罗汉瞻仰窣堵波（珍藏佛祖舍利的塔），恭敬赞叹，并进入无余涅槃，先定愿力火起焚身。在布袋弥勒左侧的举火罗汉和右侧的托塔罗汉，按照《法住记》经典的记载，罗汉举火和托塔象征着罗汉在佛祖涅槃后，受嘱护法，进入无余涅槃，等待弥勒下世。

飞来峰第68号龛中还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附会传说的成分较多，具有很强的民间色彩。第68号龛伏虎罗汉所伏的虎在洞中，佛教中有舍身饲虎的本生故事，罗汉伏虎有民间故事的成分。降龙罗汉所降的龙以浮雕的形式镌刻在龛的上沿。古代中国人认为龙是呼风唤雨之神，若能降伏龙神，就能风调雨顺，而罗汉与高僧能够担当此任。因此第68龛造像赋予民间神灵同样的宗教功能。

在布袋弥勒右侧有托画罗汉讲画，旁边两位罗汉或倾听或观赏。通过文献的记载可知，罗汉是禅宗的产物，禅可以入画。在宋元时期，禅门中普遍有收藏、创作、咏赞和使用绘画作品的风气，从三位罗汉论画可见一斑。其他的还有背禅杖罗汉、持如意罗汉，禅杖与如意属于僧具，一般是高僧持之。还有沉思罗汉闭目顿首沉思，双手笼袖置于腿上，面无表情，体现了静处安禅的意境。飞来峰第68号龛整体布局上，以布袋弥勒为中心，两侧罗汉呈一定程度的对称状，同时罗汉之间成组交流，或独自冥思，形成统一而灵活多变的造像系统。就具体的单个罗汉造像来说，从雕刻手法上看，罗汉脸部各有特点，伴随着肢体语言，又和身边的罗汉有情节性的联系；衣纹上或内着僧祇支，外罩双领下垂僧衣，或是袒右肩，或着系扣的袈裟，站立的罗汉衣纹舒展，坐姿的罗汉衣纹悬裳有层次感。特别是68号龛罗汉造像形式与飞来峰其他罗汉造像相比世俗化程度强，民间色彩浓厚，特征鲜明。

如飞来峰玉乳洞第24号龛北宋十八罗汉造像，⁽¹⁹⁾头部处理很程式化，都呈鹅卵形，面部特征模糊；身上衣纹为线刻，缺乏身体内部的结构感；罗汉姿态较单一，或跏趺坐，或半跏趺坐。罗汉一尊尊地排列雕凿在玉乳洞的石壁上，坐高在100厘米以上，体形较大。

飞来峰第9龛青林洞南口有北宋十八罗汉造像，⁽²⁰⁾依次排列在高12厘米、宽24厘米的平座上。罗汉高31至32厘米，衣着不完全相同，姿态互有差异。只是罗汉体形较小，排成一排，犹如千佛洞中的一排小佛，造型上略显单一。

飞来峰第17龛青林洞东南口有北宋十八罗汉造像，⁽²¹⁾分上下两层，罗汉皆为坐像，高44至50厘米，头部大部分被盗凿，体态也较小，而且衣纹皆为线刻，坐姿造像单一化。

飞来峰第68龛十八罗汉造像区别于其他飞来峰其他罗汉造像的显著之处：一是形制较大，脸部特征有个性，动作舒展，衣纹层次感强，显示了很高的造像水平；二是罗汉的排列打破了以往单尊供奉式的雕制，运筹规划上表现山林之中自然自在的罗汉，如讲画罗汉、观画罗汉的组合，举火罗汉、观火罗汉的组合，降龙罗汉、伏虎罗汉的对称，他们又统一在布袋弥勒的中心布局里，展示了高超的营造技巧；三是十八罗汉分成两侧拱卫在布袋弥勒身旁，展示了10世纪以来罗汉和弥勒造像的组合。飞来峰第68号龛十八罗汉雕制在开敞式摩崖龛中，从其营造方式和雕凿技巧上，我们可看出宋代江浙地区，佛教十八罗汉造像世俗化特点增强，不仅融入了汉地的传统，而且加入了地方特色，越来越生活化，观赏性很强。

金维诺先生认为：“罗汉像是在禅宗勃兴之后盛行的造像题材，像轨依不同佛典而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名目。”⁽²²⁾王子云先生也认为：“罗汉是禅宗的产物，以达摩为初祖，所以罗汉都是属于达摩、祖师或尊者一类的人物。”⁽²³⁾飞来峰68龛中的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实则是当时佛教高僧形象的写照，他们是正在修道的高僧，其形象是“蔽隐圣仪现种种形”、“同常凡众密受供具”，造像上是比丘相类的，较少受佛教造像仪轨束缚。

就飞来峰第68号龛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的整体组合来说，也反映了民间信仰、净土思想和禅宗结合的宗教现象。按佛经上的说法，弥勒菩萨原为释迦牟尼的弟子，却先入佛入灭，升入兜率天，待到未来将从兜率天下生人世，继释迦牟尼而降世成佛，故称未来佛。在龙华树下，广传佛法，普度众生，以往生“谷食丰乐，人民炽盛”的弥勒净土。入宋以后，中国佛教发展形成了禅净教趋于合一的特点。北宋时浙江一带已有净禅合一式的“杭州结社型佛教”流行，南宋时禅林中心转入浙江，并受当地净土思想的影响。在一片融合性的思想的笼罩下，禅宗教义与民间性较强的净土思想逐渐结合。代表着民间净土思想的布袋弥勒和禅宗勃兴后的罗汉同在一龛，正反映了佛教禅净融合、禅净双修的现象。

杭州飞来峰造像与灵隐寺相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藏汉文化交融的独特氛围。值得重视的是，藏汉造像同凿于一壁，有时藏传佛教造像龛中有汉地艺术的因素，而汉传佛教造像龛中也受到了藏风的影响，藏汉佛教艺术的交融是双向互动的。南宋风格的飞来峰第68号龛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造像处于飞来峰冷青溪南岸的元代造像群中，体现了藏汉佛教艺术交融的特色。

公元10世纪以后，中国佛教及其造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加深的人间化是其发展的方向，对布袋弥勒和罗汉崇拜的增强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从飞来峰第68号龛造像本身来看，作为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他们大都是以民间的高僧为原型，弥勒的决疑，高僧的问法，禅僧们的妙悟禅机，都是通向觉悟之路的方便之门。这些高僧们以毕生的精力觉悟众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尊崇，他们被视为沟通佛国天堂和人间世相的桥梁，对佛教高僧雕像的敬重会不断提升佛教的教化功能，飞来峰第68龛造像正反映了这一佛教人间化的现象。飞来峰第68号龛以代表着民间净土信仰的布袋弥勒为主尊，十八罗汉拱卫两旁，亦反映了宋代佛教禅净合一的特点。从佛教的传播方式来看，佛教在设像传道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古代工匠们在依据佛教造像基本的经典依据和仪轨时，不断加入汉地民间地域传统元素，并融合不同民族的佛教文化，形成了风格突出、特征鲜明的佛教造像。

灵隐寺是杭州古老的寺院，千年古刹，名僧驻锡。康乾盛世时，皇帝多次巡视江南，驻跸灵隐，赋诗题额，灵隐寺成为东南第一名刹。灵隐寺飞来峰第68号龛造像是藏汉佛教造像交融的典型，它以视觉化的形式表现了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的造像组合，赋予了庄严佛国里的人间欢乐。灵隐寺景区因临近西湖景区，受到灵隐佛教文化和西湖文化的双重影响，每日游客香客络绎不绝，香火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