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文学传统与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

第一节 贝娄的犹太伦理观

贝娄的小说创作深受犹太哲学的影响，本质上是肯定的，体现了深切的道德关怀。其创作折射出犹太伦理一神教的道德思想。

犹太传统与源于犹太《圣经》（《旧约》）、《塔木德》《托拉》等典籍的犹太教义都强调道德戒律的重要性。犹太教是一种在宗教中凸显伦理特征的一神教宗教。德国著名犹太宗教哲学家利奥·拜克(Leo Baeck, 1873—1956)在其名著《犹太教的本质》[124]中指出，犹太精神的根本点就是守护唯一神信仰，遵行神圣的戒律，向人陈明责任的意义，践行道德义务，成为公义的人。在犹太哲学中，善是无条件的，是普遍的，任何人都可以实现善，善是世界的意义所在。只有信仰善，并相信所有事物均有意义，这种信仰才是可能的。善的根基只能到唯一的神那里去寻找，唯一神本质上就是道德法律。在唯一神那里，善找到了它永恒现实的必然性。善起自万有之根源，善属于上帝，是他为有能力把握到善的人设定的。“犹太教的特征，犹太教传授给其他民族的东西，是它对世界的伦理肯定（affirmation）：犹太教是一种伦理乐观主义宗教。”[125]但犹太教的乐观主义与浅薄的乐观主义不同。浅薄的乐观主义者洋洋自得，声称世界是纯然美好的；犹太教的乐观主义腾升于阴郁低调的悲观氛围之上，是一种在悲观事实中的理想乐观主义。“犹太乐观主义唯一的特质是蔑视这个世界中普遍存在的邪恶，不屈从于对这个世界的冷漠或顺从。”[126]“犹太教的乐观主义包括上帝信仰，相应地也包括人的自信，人能够在上帝那里找到自己现实性的善。犹太教的所有观念都可以从乐观主义中推演出来，并由此建立起三重关系。首先是信仰自己：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制造出来的，因而是自由的、纯粹的；灵魂是一座圆形剧场，人们总能在那里与上帝修好。第二，信仰自己的邻居：每个个体都具有我所有的那种个体性；他那自由而又纯洁的灵魂也得自于上帝；他在内心里与我亲近，所以是我的邻居、我的兄弟。第三，信仰人类：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之子，因此他们为一个共同的任务而被结为一体。认识到人自身生活的精神的现实性、我们邻居生活的精神现实性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的精神现实性是以上帝的普遍的现实性为根基的——这是犹太教乐观主义的表现。”[127]

犹太乐观主义的每种信念都包含着责任感。它在对人类的信念中也包含着三重责任；由于这个信念来自上帝信仰，它就以对上帝的责任为根据。我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曾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128]这是人对上帝的责任。对于我们的邻居，我们也有同样的责任：我们必须“知道寄居的心”[129]。

犹太教相信的善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它的确然性，在人那里找到了它的责任。“犹太人的宗教是从人出发的宗教。”[130]上帝将善置放于世上，作为人能达到的道德要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耶和华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存活。”[131]这是人必须完成的任务。人可以选择他的生活，他要为了善而拣选生活。上帝要求人善与上帝赐予的善合二为一。犹太教的乐观主义应该采取诫命的形式，向人陈明责任，这是犹太精神的根本本质。

虽然二战后大屠杀文学开始繁荣，但贝娄的写作却体现了一种传统的犹太伦理观。尽管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犹太人，但贝娄没有像他许多的同代作家那样持一种虚无主义的生命观，而是持一种清新的乐观主义。贝娄的犹太哲学观贯穿于贝娄的全部作品。贝娄的观点在本质上和上述的利奥·拜克所阐述的犹太伦理一神教和伦理乐观主义是一致的。在希特勒企图清除犹太人之后，贝娄的作品试图通过重新确认世人对道德的需求和对回归犹太人文主义的希望来重新确立社会的道德基础。贝娄常说艺术家的目的应该是道德上的，在其作品中他试图致力于世界的复兴。伦理和道德问题是其作品的核心。他的作品带有自我评价的犹太式幽默。他说：“我真的相信个体内心有一种永久的平衡……他知道对错。”[132]他作为作家的职责是引领个体走向正确的方向。贝娄的作品总是离不开一条犹太思想的轴线，尤其是在表现上帝、人和宇宙的关系时。贝娄作品中的犹太伦理一神教思想表现为人对上帝要求过一种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生活这条诫命的信仰。虽然贝娄的伦理一神教的仪式并未表现出来，可犹太伦理一神教的习俗和教义已渗透到贝娄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即便在部分作品中有大屠杀的幽灵出现时，贝娄似乎也依然相信宇宙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人是依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的位置只是稍低于天使，因而人也是伟大的。对贝娄的主人公们而言，接受上帝的存在就意味着接受他的意愿，过有德性的生活，讲伦理的生活，仿效《托拉》中要求的那样的生活。如果生命是神圣的，那么活下去便是一种道义职责。贝娄的小说可谓一种幸存者文学，是对生命的嘉奖。无论主人公们是为可怕的心灵或肉体上的野兽所骚扰，或者受到所谓“替身精灵”“现实导师”、恶妇、黑人扒手或白人恶魔的烦扰，他们都能克服痛苦，勇敢地生活下去。贝娄的人物们总是抵抗着社会和文化对人的价值的贬抑。被“挂起来”的人约瑟夫和“替身精灵”辩论；《受害者》里的阿萨与阿比尔展开肉搏；赫索格挑战西方文明；赛姆勒经历了大屠杀，且险些被害，现在又生活在价值标准被践踏的混乱社会中；西特林不得不应付黛米·冯格尔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焦虑和压抑。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类报有不灭的希望。

人被要求拣选生命。[133]“拣选生命”要求人与他人分享生命的馈赠。只有作为社会的人，人才能够肯定生活中的善和对邻人的爱。贝娄的主人公们大多都是讲伦理道德的人，他们是社会中的人，他们需要与人们相处。对他们而言，孤独是可憎的，它不是人应有的状态。因此，贝娄的小说多以主人公重新融入社会而结束。约瑟夫很高兴能结束自己的“悬挂”状态，投入到军营生活。阿萨最后终于摆脱对手阿尔比，高兴地请求妻子回家；奥吉可谓最具社会性的贝娄人物，从来也没有独处过；赫索格虽然隐退到路德村，却在期待着他心爱的罗蒙娜的造访；赛姆勒在故事开始前就回归社会；汉德森的故事在纽芬兰(Newfoundland)[134]这块“新发现之地”结束，此时他正盼着尽快回家与妻儿团聚；西特林从西班牙的隔绝中走出来，重新安葬了他的朋友和导师洪堡，同时也重新肯定了他与社会的关系。

在犹太哲学中，生活被视为一张“连续的网”，在这张网中，当今总是不可避免地和过去关联。说到底，《圣经》本身也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将人类的现在和过去联结起来。可以说，在犹太传统中，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家庭可以通过生育来连接现在和永久。虽然贝娄的主人公多处于不完整的家庭，但家庭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他们的家庭中有对孩子的牵挂，兄弟之间的亲近感和对长辈的尊重。

“善”“人性”“尊严”和“责任”这些字眼和犹太文化紧密关联。犹太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教育他们要做一个诚实公义之人，要做有道德、关爱他人之人。贝娄的人物都在寻找“一个好人应该怎样生活”的答案。然而，他们都不是完美之人。贝娄说：“我认为我没有表现过任何真正的好人；在我任何一部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可敬的。”[135]贝娄的主人公们都是有缺陷的，他们有社会、心理、身体或情感上的残疾。然而，他们都在试图改变现状，改变现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使他们成为人，并为有意义的生存而奋争的过程。贝娄的主角们多为知识分子、受难者、奋争者、幸存者、强烈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关注的是自己或他人的尊严、人性（或缺少人性）和合群。他们都希望做好人。约瑟夫相信他唯一的才能就是为善，阿萨最终知道了善的含义，也承担了社会责任，汤米也渴望成为好人。善不仅仅是做几件善事，而是心地善良，向他人敞开心扉，是选择行动和承担责任。

贝娄曾宣称他的犹太情感拒绝二十世纪浪漫主义的信条，拒绝相信人类已经完结，拒绝相信世界必须被摧毁。相反，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圣的。犹太文化中没有“空心人”文学。如上所述，犹太作家本质上是肯定的。欧文·豪曾写道：“这些作家们——让我们称他们为甜蜜作家吧——不认为邪恶控制着人类……他们不居高临下地对待普通人，也不笑话儿女情长，不认定英雄主义与卑微毫不相干……”[136]贝娄像其他犹太作家一样，拒绝贬低人类的价值。他不仅是持肯定态度的犹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自觉的一分子。他知道犹太作家已经在苦难面前肯定人类，肯定生活，他也期待那样做。

总之，贝娄的小说表达了对人的信仰，相信普通生活中存在着快乐和神圣相统一的可能性，相信有意义的生存是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贝娄的小说是犹太伦理小说。

第二节 欧美文学传统中贝娄文学伦理观

贝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学舞台时，美国文坛处于统治地位的依然是“荒原观”和海明威风格。“作家们对未来却几乎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信仰。战后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仿佛仅仅是另一个‘迷惘的一代’自我怜悯的呼喊。这些作品用更坦率、更冷静的语言重新表现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的幻灭和创伤。”[137]贝娄曾指出：“作家们从本世纪伟大的诗歌和小说中继承了一种苦楚的基调。那些伟大的诗歌和小说为一个稳定、美好的时代被工业化的、大众的或无产者的都市社会的野蛮入侵所摧毁殆尽而惋惜……有现代小说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完全被证明了的，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状况。有的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就不停地抱怨，带着他们自己都莫名其妙的苦楚来看待生活。我要谈的就是这种不该受的苦。”[138]在贝娄看来，那些作家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一种对现代社会内在价值的不信任。“他们认为现代大众社会是讨厌的、野蛮的，对人类精神任何纯洁的东西都充满敌意，是一片荒原，是可怖的景象。艺术家们永远也不能与它的丑陋、官僚统治、偷窃、谎言、战争、残酷妥协。”[139]贝娄不同意上述观点，然而，他既不为社会弊病辩护，也不彻底声讨那种哀叹现代文明之腐败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他并不认为这类批评不真实，他只是觉得这种批评的流行助长了作家痛苦悲观的态度。现代作家只是把假设当作事实，因而无法真切地接触到生活的奥秘。贝娄对这种观念的批评是基于他的“肯定”信仰。他曾说：“或许文明会死亡，但它现在依然存在着。我们也有我们的选择：我们要么对它发起更猛烈的攻击，要么拯救它。”[140]在贝娄看来，人能够在广大的非人宇宙中生存，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而没有必要写不尊重生命的书。[141]贝娄曾经在《评形式与绝望》[142]这篇短评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说：“‘西方末日’之说是现代文学正统的教义。”“今天会有人对现代历史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吗？不言而喻，更容易做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马上列出整个知识群体很当一回事的一串术语：官僚，异化，大众传媒，混乱，本能需求的死亡等。乐观的术语可不是来得那么自然。我不想为此吵吵嚷嚷，我只想说明，那种轻而易举地引出第一串术语所指的状态并不能激发信心满满的想象。”贝娄认为，这是“头脑简单的历史主义”。一方面“西方的末日”之说向我们昭示或教导我们去寻找有牢固权威或信仰的年代，另一方面又把我们描绘成被疏离、被贬低、可以被忽视、说着通俗方言、边娱乐边叼着雪茄烟吞云吐雾之人。它无根据地宣称，我们被扯离了那个由风俗和等级调控、由房产所稳定的，有意义的社会，且被生在一个巨大的城市荒原上。现在，这是老生常谈的说法……虽然艾略特、乔伊斯、庞德、温德海姆·路易斯、托马斯·曼、塞利纳（这个名单数不胜数）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同意这就是现代社会。贝娄明确表示：“我不太赞成这些。”[143]

虽然贝娄也描写人的危机、荒诞和异化，但他拒绝接受虚无主义，拒绝相信现代社会会彻底分崩离析，他不接受永久的荒诞性。因此他在一次国会演讲时曾说：“人们会问：脱光之后，还有什么？荒诞之后，还剩什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贝娄曾说过：“最近有些作家告诉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不敢苟同，我们肯定不是黄金时代所夸耀的那样，但我们的确是些什么。”[144]

然而，贝娄对现代社会问题并不是避而不见。他认为，如果技术提供了福祉的可能性，它也会引发“如尸体一样可怕的心灵的贫穷”[145]。物质享受的增多遮蔽了大众的真实感受，导致他们的内心空虚和无意义。物质享受抹平了个体差异，腐蚀掉了生活的多样性，而生活的多样性恰恰是小说家选题并得以发展的条件。贝娄的确感受到了现代大众社会并不尊重个人的创造性：它形成一套机制，通过让个人充当对付各种社会环境的角色来部分地使个人失去自然性。社会制定所谓得体和规范的标准，喜欢有准备的冲动，拒绝新形式的现实。然而，贝娄深信，这无法完全遏制人类的品性。人类的品性并没有丢失，它们处在私密状态下或与其他的东西混在一起。它们是个体的尘封的珍宝。

贝娄认为，社会体系强迫我们的某些天才因素躲藏起来，作家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肯定这些私藏的珍宝。他认识到现代的“文学偏见”使得寻找这些丢失的因素变得尤为艰难。贝娄认为，作家们不应该听从于这些未加审视的偏见。他们每一代人都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们当然不应该低估现代大众社会使人非人化的特性，但也不应该夸大它的恐怖性。现代社会中确实有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我们有理由表示反感和恐惧。但是，反感和恐惧都有损于判断。焦虑破坏平衡，痛苦又使我们失去前景”[146]。贝娄指出：“翻开十九和二十世纪最优秀小说家的作品，很快就能发现，他们利用种种方法，是想替人性确立一种定义，替生活的继续和小说创作来进行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无论喜欢与否，获得自由，以及在痛苦的刺痛下做出善与恶的选择，是我们的天性。托尔斯泰在谈到人性时说，它包括了对于真理的需求，而不论在什么时候，真理都不允许人性永远处于谬误和非现实当中。”[147]厌恶和恐惧无法解释世界的全部真相。既然作家关注的是真理，他就必须找到“持久的直觉”来确定“受难的时刻或幸福的时刻，尽管有曲解和模糊”[148]。

然而，遗憾的是，贝娄发现当代作家不论采纳的是斯多噶主义、虚无主义，唯美主义，还是喜剧的基调，他们都是在试图表明，人已经完全被大众社会的压力侏儒化了。文学在不断地哀叹人类的潜力的衰减，在不断地夸大人类的绝望。贝娄说，当代作家已表明我们的错误有多么大。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却着墨甚少。当代文学不仅丢弃了它认为与己不相干的“自我”概念，而且还报复性地诅咒它。“它（现代文学）恨它，揪扯它，消灭它。它宁愿要它所能引发的最疯狂的混乱而不愿正视它所发现的虚假的生活概念。但是毁灭之后，还剩什么？”[149]“在我们同时代的小说家中，理解伟大人性的力量似乎消失了，变形了，或者说给埋葬了。”其实，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完全失去价值。虽然“人口大幅度增加，似乎使个人相形见绌……不过我们也许在什么地方，夹在虚假的伟大和虚假的渺小之间”[150]。在贝娄看来，人类既非神明也非野兽，而是受到某种伤害，但仍保有高贵品性的野蛮人。一个作家必须永久地为表现人的真实形象而努力。他应该不怕时尚的偏见，应该重新思考人类生存的神秘之处，因为，“很显然，现在多形态的性生活和激烈的异化宣言并不会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151]。

贝娄不认为艺术可以和生活分离，它密切注意具体情况的复杂性。贝娄认为生活是神圣的，他力求通过与异化和绝望相左的直觉来表达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生命力和奥秘。贝娄相信，作家应该成为社会的代言人，因为正是通过他们，社会的良心才能发出声音。艺术是治疗社会最糟糕的头脑疾病和思想败坏的良药。

评论家杰克逊·J.本森[152]曾指出，美国文学的核心传统是具有道德和讽喻指向的。这个传统所负载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广泛的人文主义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精神解放和在人际关系中人对爱、信仰和尊重的需求。贝娄的创作遵循的正是这一美国文学传统。

贝娄的作品都是关于现代美国人的寓言、人在不断瓦解的理性面前的恐惧、改变自己命运的恒心和意志，以及重新肯定个人、集体、整个人类价值的愿望。即便在巨大的公众生活压力下，贝娄也拒绝贬低人的价值。他曾写道：“为了提高纯粹肯定的标准，一个人不得不心胸豁达到低能的程度，并且在一片‘不、不’的深沉背景中，激动地大喊：‘是的，是的’。”[153]伊哈布·哈桑曾评论说，贝娄“小说格调的中心，并不是风行的那样‘空’，而且，尽管我们有无穷的骚乱，这个中心却不破”[154]。完全相反，“从这个中心处的斗争，产生了范围宽广的、令人痛苦的渴望，要求能有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问题”[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