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挂起来的人”到“精神群体”

《挂起来的人》（又译作《晃来晃去的人》）是贝娄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44年。这是一部日记体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叫约瑟夫，和卡夫卡的《审判》的主人公同名，这多少使人联想起卡夫卡小说的主题。贝娄的约瑟夫是一位在芝加哥生活了十八年的加拿大侨民，正等待应征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和做图书管理员的妻子艾娃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约瑟夫已经接到征兵通知，所以他辞去了美洲旅游局的工作。七个月过去了，他还在等待。“这好像是一种繁文缛节，一种尽打官腔的官僚主义喜剧。”五月份他还不能参军，因为关于他的材料还未准备就绪。“刚一开始，好像是假日来临，又像是暂缓处刑。”虽然是友邦侨民，但未经调查，他不能入伍。等了五个星期后又被领去第二次验血。一个月后，接到通知，说被编入一等待招兵。十一月到了，按有关已婚男子的新条款，他的入伍又被推迟。经过三个星期的周旋，他被编为三等待招兵。可是他还未来得及行动，又被叫去重新验血（每次验血有效期仅六十天）。这样，他又被打发回来，不知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他现在不再是平民社会的积极成员，也不是部队人员，成了悬挂起来的人。他不仅悬在军队和平民之间，更主要的是他悬在行动的物质世界和理念的精神世界之间，悬在抽身与参与之间。他变得越来越内省，越来越孤立。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差异也日渐明显。最后，经过几多思考和体验，约瑟夫决定尽早结束这种等待状态。于是，他跑到征兵局递交申请：“我特此申请尽早参军。”而且在签名后又加上：“我随叫随到。”最后，他终于获准参军，结束了悬挂状态。

约瑟夫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虽然经历的事件不多，但他对人生、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生与死的思考却不少。他所思考的是“一个善良的人应当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我解放，同时又向往一种“精神群体”[156]。他的转化过程是一个从孤立的“悬挂”状态进入“精神群体”的过程，是由异化到归化的转变。

第一节 “挂起来”的生存状态

正如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一战后侨民的空虚和无目标、无方向一样，贝娄的《挂起来的人》描写了二战中的一代青年人在哲学上的倦怠和“厌恶”。两本书都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检视了人的精神倦怠，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大异其趣。海明威的巴恩思在故事结束时回到了起点，他成了一个性无能的渔王，伤口无法愈合，其未来只存在于了无生机的精神荒原上。他饮酒作乐，参加聚会，临水垂钓，已毫无探索人生的斗志，也很少再发出声音。他沉入了海明威传统中的斯多噶式的个人悲境中。他回到个人小环境，孤独地、默默地承受一切。而贝娄的约瑟夫反对这种默不作声的个人孤独，所以在小说一开头，约瑟夫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也是他所处的时代问题：

从前，人们习惯于经常表白自己，对记录他们的内心活动不感到羞愧。而今，记日记被认为是一种自我沉溺、软弱无能、低级趣味的表现。因为这是一个崇尚硬汉精神的时代……你有感情吗？表达感情有正确与错误的不同方式。你有激情吗？遏制下去吧！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遵循这套法则。它倒允许一种有限的坦白，一种守口如瓶的直率。但对于真正的坦白，它还是有抵制作用的。最严肃的事与硬汉们无缘。

如果你有了困难，那就不声不响地进行斗争，这是他们的戒律之一。见鬼去吧！我要诉说我的困难，如果像湿婆神有许多手臂那样，我有许多嘴，滔滔不绝地讲，还是不能畅所欲言。眼下，我心灰意懒，很有必要记点日记——也就是说，把要说的话讲给自己听——我毫不感到有放纵之嫌。（3）

约瑟夫从1942年12月15日至1943年4月9日的日记叙述了一个敏感的人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上发现自我和保持自我，重新认识自我与环境的关系的经历。

贝娄在小说一开始便交代了约瑟夫的孤独处境：“在一个几乎终生居住的城市里，你不可能永远孤独。可是，实际上我恰恰是个例外。我一天在斗室里枯坐十个小时。”（3）作为一个待招兵，他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因此，他老婆艾娃一直供养着他。她声称，这不算什么负担，还劝他借此机会好生自由自在几天，读读书。但约瑟夫承认，“我们彼此不再推心置腹了。事实上，有很多事，我都瞒着她”（5）。他和一个叫吉蒂的女子有了婚外情，可是他对这婚外情也不怎么热心，似乎是惯性般地去拜访吉蒂，例行公事一般。

具体而言，贝娄从三个方面展示约瑟夫的“被挂起来”的生存状态。

首先，约瑟夫已与朋友和社会疏离。

此时的约瑟夫似乎不需要朋友：

我同芝加哥的朋友越来越疏远，我并不渴望见到他们。或许，我们的一些分歧可以消除。但是在我看来，维系我们关系的主要纽带已经断裂，况且我也不急于修复它。因此我非常孤独。我兀自坐在房间里，期待着一日之内微小的变化：女佣敲门，邮差露面，广播节目，以及某种思想的确定可靠、循环反复的骚扰。（5）

他总怕碰上熟人，因此他避免进城。如果非去不可，只好小心翼翼，绕开某几条街道。他已养成轮流去各家饭馆去就餐的习惯。因为他“不想在一个地方混得太熟，也不想同广告员、女堂倌、收款员一类人打得火热”（7）。他自己承认，“我这个人是不合群的，跟谁都搞不到一块，就像悬在空中”（26）。

在孤独的同时，他越发迟钝和倦怠。也许“懒惰”和“麻木”可以概括他目前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感受。他甚至忍着烟瘾也懒得到商店去买烟草。他“像在椅子上生了根”（6），懒得站起来。他觉得日子“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你很难把星期二和星期六区分开来……尽管我每天都能得到二十四小时，却感受不到什么很大的乐趣”（63）。“我已经厌倦于把一天仅仅看成是‘我要第二杯咖啡的一天’，或‘女招待拒绝退回烤焦的面包的一天’了。”（63）他会坐在靠近窗口的摇椅里看报。他“墨守成规，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7）。“真是麻木不仁。好久以来，我虽然说不出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但总感到一种无名的迷惘和懊恼，总觉得自己是战争中的精神牺牲品。我已经变了。”（10）在乱翻歌德的《诗与生活》时，他被偶尔看到的这样的话所吸引：

憎世有肉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原因……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基于外界现象有规律的变化。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开花结果，诸如此类循环往复的欢乐，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尽情享受他们，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重要的源泉。我们越充分享受他们，生活就越快乐；可是如果对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无动于衷，无意笑纳，对一切美好的召唤漠然置之，那就会恶念横生、弊病流行——我们把人生看成了可憎的负担。据说有个英国人就因为厌倦于每天穿衣脱衣而自缢了。（10）

此时约瑟夫正把人生看作了可憎的负担，所以，他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再往下读。下一页的标题是“厌世”。但当他看到“引起这种厌倦的原因莫过于激情的反复出现”时，却不愿苟同，因为这与他的情况不太相符，他已毫无激情，却依然厌世。但同时，他又设想：

如果在一年以前，这些话当会使我产生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想。我的变化太大了？如果是过去，我虽然会感到这些话是真实的，但并不会以为值得特别留意；我会感到那个英国人有趣，但绝不会因为他摒弃爱情而感慨系之。而今，我却立即把他同《一报还一报》中的凶手巴纳丁联系在一起了。巴纳丁对生死同等轻蔑，因此他不愿走出牢房去接受死刑。对这两个人如此倾向，证明我确乎变了。（10）

这种变化说到底表现为上文所述的孤独、异化、厌世。外部现象的肮脏和内心的阻塞使他无法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琐碎的，哪些是永久的，哪些是暂时的。

征兵前的约瑟夫是“方案迷”。他生活的目标在于找到“一个善良的人该如何生活？他该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令他不快的是，他发现历史似乎证明：

人生来就是弑父杀兄，嗜血成性，淫荡不羁，是一个需要驯服的动物，可是他根本不承认在自己身上会找到这种必须加以克服的劣根性。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善良的。这种信念损害了他天生的聪明，其结果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朋友。那些朋友是干不出他所向往的事的。（27）

他所向往的是一种“精神群体”，或者是一群协同一致来制止怨恨、流血和残酷行为的人。世界是残酷无情、危机四伏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生活的确会变得像霍布斯所描写的那样“龌龊、野蛮、短暂”。约瑟夫相信，“如果另外一些人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和恶势力做斗争，生活并不一定会那样糟”（27）。他本以为他已经找到了那“另外一些人”了。可是瑟瓦提斯晚会彻底打碎了他虚幻的梦想。现在约瑟夫正处在“精神上的火山口”（26）。

瑟瓦提斯家晚会上发生的事情让他震惊。本来约瑟夫就不想参加晚会，他说，“任何晚会都不曾给我带来什么乐趣。我最喜欢和朋友单独会见，或只会见一对夫妻。好多聚在一起，我就感到无聊乏味”（27—28）。只是出于艾娃对女主人敏娜·瑟瓦提斯的一片赤诚他们才去的。虽然约瑟夫的大部分朋友都到场了，但晚会很失败。敏娜是一位富有但颐指气使的女人。她尽力使晚会气氛活跃起来，使大家多交流。她让罗比·斯梯尔曼讲那个讲了无数次的结巴姑娘的不幸遭遇，或者讲某一次他在水族馆碰见的那个手提新式收音机的瘪三的故事。他违心地开始，别人更觉乏味。敏娜还让乔治·海莎朗诵他几年前以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姿态出现时写的一首轰动一时的诗。虽然乔治不太情愿朗读，大家也都听腻烦了，可是敏娜还强求乔治朗诵并录下音来。可这没能改善晚会的气氛，朗诵者和听者都觉得厌烦。最后，敏娜又要阿卜特对某个人实施催眠术。阿卜特曾经和敏娜订过婚，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决定嫁给哈里·瑟瓦提斯，所以他们之间有一段微妙而不愉快的经历。阿卜特不肯实施催眠术，最后敏娜恳求他为自己实施催眠术。出于愠怒、嫉妒和报复心理，阿卜特给敏娜实施了催眠术。在催眠过程中，阿卜特使敏娜遭受了巨大的肉体和心灵的痛苦和煎熬，让她丢尽了人。

在这种情形下，约瑟夫在思索一个问题：这种集会的意义何在？他悟出的道理是：

人类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泄郁积在心头的烦闷；犹如动物本能地寻找盐和石灰一样，我们也要出于某种需要，像依洛西斯[157]集会那样聚集在一起。搞搞仪式，跳跳舞，或者举行其他盛大的节日集会的舞会，使我们的痛苦和磨难、仇恨和热望得以暂时解脱与排遣。所不同的，只是我们现在所参加的这种晚会，没有典雅的格调，没有神秘的色彩，不讲究严格的形式，而仅仅是发发酒疯而已。这种做法，无异于互相摧残彼此心灵深处的上帝，使大家在复仇与创伤中悲鸣。面对这种可怕的情景，不禁令人蹙额疾首。（33）

他所向往的“精神群体”此时根本不存在。

由于他现在是个挂起来的人，他在社区里的身份成了问题。当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变着法子揶揄他时，他变得过于敏感，自我保护意识突然增加。原本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令他恼怒。当女佣玛丽来打扫的房间抽烟时，约瑟夫也认为是她不把他当回事。“我想，恐怕她只有当着我的面敢抽烟。看样子他是没把我放在眼里。”（8）他避免和任何人，如餐馆服务员、邮递员、收银员搞得很熟，因为他觉得整个社会都跟他作对。对他打击最大的一次莫过于他去银行兑艾娃的支票被拒绝一事。当地银行的副总裁接待了他，但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他叫着约瑟夫的名字问：“我怎么知道你就是这个人？”约瑟夫急忙说：“你看这里，我有姓的，弗林克先生。”可这也无济于事。

另一次在“箭”记餐厅也发生了类似事情。在等待麦伦·阿德勒时，约瑟夫发现邻桌上有一位叫吉米·彭斯的人。三十年代，他们都曾经是共产主义者，曾以“同志”相称。但当约瑟夫和他打招呼时，他好像根本没看见约瑟夫一样，因为约瑟夫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运动，似乎被他们当作了叛徒。约瑟夫气呼呼地说：“我完全有和别人说话的资格。这是最起码的，如此而已。我坚持这个看法。”（22）

其次，约瑟夫不仅与朋友和社会疏离，和家人关系也疏远了。

约瑟夫从来就没和他哥哥阿摩斯亲近过。阿摩斯娶了富人家的女儿做太太，也成了一位成功的生意人。二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有分歧。哥哥成功后全家为他感到荣耀，他也充分意识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他对约瑟夫起初持一种保护性的态度，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他不知道约瑟夫追求的是什么。约瑟夫成了激进分子后哥哥很伤心。后来约瑟夫退出激进组织，哥哥又感到十分欣慰。阿摩斯还希望约瑟夫能学自己一样娶一个有钱的女人。当约瑟夫拒绝了他在自己公司安排的职务反而在美洲旅游局找了工作时，阿摩斯就叫他傻瓜。阿摩斯希望约瑟夫早报到，当一名候补军官，约瑟夫却说：“我不想通过战争飞黄腾达。”（48）所以，差不多有一年光景，他们彼此避而不见。后来经过调解后关系虽有所改善，但约瑟夫对哥哥还是很反感。

约瑟夫同侄女艾塔的关系也不好。长期以来，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情绪”（46）。约瑟夫注意到“艾塔是个虚荣的姑娘”（46）。她在长相上和约瑟夫有许多相似之处。作为阿摩斯的女儿，她赞同的是阿摩斯的价值观。既然约瑟夫很穷，他对她就无关紧要。当艾塔要约瑟夫停止听唱片并把唱机让给她时，约瑟夫让艾塔稍等。艾塔非常粗鲁地说：“要饭的还想挑肥拣瘦！”（53）约瑟夫完全失去了控制，把艾塔狠揍了一顿。这当然引起哥哥和嫂子丽朵的不满。其实，除了相貌外，艾塔还有许多方面和约瑟夫相像。艾塔的粗鲁无礼不亚于约瑟夫的固执，他们俩都是悬在半空中的人。约瑟夫悬在真实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之间；而艾塔处于童年和青春期之间。艾塔不成熟，而约瑟夫的反应偏激。她代表了他过去的“自我”的残留，而这些自我残留使他不能获得纯粹的自由。

约瑟夫和妻子艾娃家的关系也很紧张。他讨厌岳母的唠唠叨叨和龌龊，而且当他对岳父说“要是叫我和她[岳母]在一起，那就把人烦死了！”（12）时，岳父也觉得有失尊严，因而很生气。

自从等待入伍以来，约瑟夫和艾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艾娃是一位通情达理、勤奋工作、忠诚于丈夫的妻子。她尽力让约瑟夫觉得自己的处境不那么艰难。她不问他怎么打发的时间，他没工作，她也不抱怨，反而安慰他。他生病时，她悉心照料他。只是当他显示出惰性和偏执狂迹象时，当他当众发脾气或私下发火时（如和布利格斯打架，拒绝兑支票）她才显示出一些不耐烦。她唯一的不满是约瑟夫冷落了她。她说：“你对我感兴趣也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最近以来，你才没功夫管我呢！也许我倒是不在此处的好。我的话你压根儿听不进去。即使我一星期不回家，你也不会想我的。”（73）然而，约瑟夫觉得艾娃离他的期望甚远，而且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

她竟然不要我塑造、指引，这可能吗？我期望着某种反抗……没有人出于自觉自愿，不经过任何努力，就能认识天国的价值，这是最纯真、最合适人性的传统。你得学会闯出一条路去接近这些传统。只有倾向是不够的。你先得被人拖出浅滩，才能转动你的螺旋桨。但是，显而易见，艾娃现在是不想叫人拖出去的。那些被布尔哈特笔下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同样深沉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伟大女性们激起的梦想，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不是她的脑海里。最后，我了解到，艾娃已经不能生活在对我的迷恋之中了。有的是服装、仪容、家具、轻松娱乐、神秘小说、时装杂志、收音机和愉快的夜晚对她的吸引。面对这一切，你能说些什么呢？女人——我这样推理——不具备抵制那些东西的素质。（76）

约瑟夫希望看到“事物与人，甚至是行动与人的不同”，即存在与本质间的不同，但艾娃的生活也使他们的生活中缺失了事实与理想的差异。

与艾娃疏远后，约瑟夫在吉蒂的怀抱里找到了慰藉。他们的恋情持续了两个月后，约瑟夫发现，干这种事不是他的性格。虽然他们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当他为找回《都柏林人》去找吉蒂，却发现了她和另外一个男人在床上时，他非常恼怒。他再次感觉到他的身份受到了威胁，他的位置已经被另外一个人篡夺了。

第三，由于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疏离，约瑟夫陷入了沉思和自我封闭的状态。

约瑟夫想把自己的生活提高到一定的高度，避开那些琐碎的、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们都为无边的贪欲所苦。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如此宝贵，我们小心翼翼，生怕虚度。也许代替贪欲的一个更好的名称将是‘个人命运感’。是的，我觉得它比贪欲好。我的生命比它的最大可能性短少千分之一吗？”（68）然而，这种形而上的追求使他完全不能接受日常的物质世界。他因而遁入沉思、空想和自我封闭状态。约瑟夫偶尔走出去时，发现的是牲口栏和下水道里发出的臭气和肮脏的“外部现象”。

街道像烧毁了似的：烟囱张着大嘴，精疲力竭地指向天空。和人行道纵横交错的草皮被整个冬天的沉积物——枯枝呀、火柴盒呀、香烟呀、狗屎呀、碎砖烂瓦呀——糟蹋得不成样子；木栅和熟铁花栏后面的草仍然发黄，不过有许多地方已被太阳晒成嫩绿；房屋门窗敞开着，吸入新鲜空气，像是老醉鬼和肺结核患者在接受治疗似的。的确，房屋的气氛——外面的砖、灰泥、木头、柏油、管道、栅栏、取水管、室内的帷幕、被褥、家具、条纹糊墙纸、角状天花板、残破的喉状门厅入口、肮脏的瞎眼似的窗户——我以为这种气氛体现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希望，不可能回春的希望。（141）

这些令人沮丧的、灰暗的景象实际上是约瑟夫灰暗而绝望的心灵投映。他心头多少有一些“荒原”的阴影。所以，当他看见一只美丽的蝴蝶出现在砖巷里，也觉得不合时令，“跟本世纪的整个状况有点格格不入”（141）。这只蝴蝶代表了约瑟夫“不可能的希望”，它试图在强大的外界力量下展示自己生命力和美丽的抗争。但在约瑟夫看来，在这场战斗中，它是无法取胜的。

约瑟夫在这个环境中所遇到的人不是受害者就是施害者。他的生活环境中最令他讨厌的干扰因素是万纳克先生——一个年老的邻居。像约瑟夫一样，作品中也没有交代他姓什么。如同约瑟夫一样，他是孤立的和不幸的。和约瑟夫既寻找“精神群体”又使自己孤立于朋友和家人不一样，万纳克先生始终想找个伴，融入群体，可他在和人们接触中的行为举止往往又令人厌烦。艾娃管他叫“狼人”，约瑟夫认定“他是个古里古怪、惹人讨厌的家伙”（9），虽然他相信“他这样咳嗽，一半是因为饮酒过多，一半是因为情绪烦躁，而这也算一种社交活动”（9），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9）。当然，万纳克先生不仅仅咳嗽，“他上厕所总是不关门。他咚咚地穿过走廊，过会儿你就会听见哗啦啦的水声”（9）。其实，万纳克老头何尝不是“被挂起来的人”，只不过二人选择解除“被挂”状态的方式不一样。约瑟夫选择的是思考，而万纳克选择的是行动。他们俩一个在房间沉思，另一个在隔壁房间酗酒。他们俩好似一枚硬币的两面，二人都无望地试图改变目前无法接受的生活。约瑟夫的窗外一片灰暗，万纳克的窗外也没有鲜花果实，有的只是雪地里的空酒瓶子。二人的生活中都充满了矛盾。万纳克虽然一方面接受教育，试图皈依罗马天主教，另一方面同时还不断地接受共济会的宣传品。他搬家后，女佣在房间既发现了印着裸体像的电影杂志，也发现了英国基督教作家班扬的讽喻教化之作《天路历程》。约瑟夫一方面能写出一系列颇有分量的有关启蒙运动哲学家的论文，同时又沉浸在“厌世”说和德国哲学家伯麦的神秘主义之中。他是一个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世界之间挣扎的理想主义者。虽然约瑟夫无法忍受万纳克的诸多坏毛病，可他自己并不能与那些毛病绝缘。万纳克不过是约瑟夫的“第二个我”而已，他像约瑟夫的影子一样每天站在约瑟夫面前，提醒他长久孤立的代价。他对万纳克不满的最后爆发实际上是潜意识中对孤立的抵抗。也正是这次爆发把他最终推向了征兵局，与万纳克的冲突表明约瑟夫已开始改变方向。

第二节 “精神群体”的召唤

本质上，贝娄对人和世界是肯定的，他所受的犹太文化熏陶使他不赞成自我孤立，他有着对个人和群体的坚定信仰，但他并不是无视否定因素和否定事实的存在而盲目乐观和盲目肯定。他的叙事策略是将主人公置于极度异化的环境中，使其在经历异化和孤独后重新思考自我与他人和外界的关系，并达到新的启示。本部作品中，贝娄正是使约瑟夫在被孤立或自我孤立后的思考中，逃离“精神的火山口”，回归“精神群体”。

虽然约瑟夫脱离了朋友、家人以及他生存的大环境，把自己孤立起来，但孤立自己并非他的本意，他也不愿永远做一个孤独的旁观者。虽然“精神群体”不易得到，但它却是他长久的向往。诚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她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站立起来。”[158]虽然世界残酷无情、危机四伏，但他仍相信一些人“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和恶势力作斗争，生活并不一定那样糟”（27）。他真诚地希望“当一个公民，或者当一个在今天称之为好人的人”（70）。在谈到画家朋友约翰·珀尔时，约瑟夫感慨地说：

尽管有灾难，有谎言，有道德败坏，还有憎恨和洒落到每颗心灵的谬误及悲哀的屑粒，但他仍能洁身自好，我行我素。况且，这些运用想象力的工作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单纯是个人的。通过这些行为，他跟人类最好的部分联系起来了。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茕茕孑立，被弃置一旁。他拥有一个团体，而我只有这个六面体的盒子。善不是来自真空，而是从跟人交往中得来的，由爱伴随着的。（71）

他同时意识到，自己待在房间里，与世隔绝，不堪信任。对他而言，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是一个封闭的、无望的监狱。他的视线被四堵墙截住，未来的一切都被隔绝了。但约瑟夫向来把“能理解的就能原谅”当作自己的信条；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绝望。在他看来，“把世界看得绝对好或绝对坏都是极不明智的”（18）。而对那些认为世界绝对坏的悲观主义者，他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们只能看见那些不好的人吗？”（18）他认为世界又好又坏，因此，也可以说不好不坏。有了这种思想，他就会在失望时看到一丝希望。约瑟夫拒绝“反生命”理念。他坚信“生命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生命之外，什么也没有”（135），生命是美好的，世界也充满奇迹。

贝娄安排约瑟夫两次与自己的“替身精灵”对话。这一方面是为了让约瑟夫对自己的问题有个更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贝娄想借此表达自己对美国文化中流行的“异化说”的异议，以及人要“亲社会”，要“活下去”的主张。

约瑟夫在两次与自己的另一个自我“替身精灵”的对话中，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并看清了自己的回归之路。在第一次与“替身精灵”（又称“你也有理”）的对话中，约瑟夫试图通过理智来接受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孤立或自我孤立于这个世界。他不接受所谓“异化”的说法。“人人奢谈异化，这是傻瓜的口实。”（110）“如果你宣称你异化了，说你摒弃了好莱坞的迷梦、肥皂剧、廉价的恐怖小说，那又怎样呢？”（110）“世界就跟你形影不离……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无法排除它。”（110）当“替身精灵”问他“如果你没有异化，干吗跟那么多人吵架呢？我知道你不是恨世者，只是因为人们强迫你承认你属于他们的世界吗？”（110）时，约瑟夫解释说：“我并不是说没有异化的感情，而是说我们不应当把我们大家的感情变成教条。”（110）约瑟夫试图设计出一种可以抵御一切混乱的方案。“替身精灵”称这个方案为“理想结构”。

在另一次与“替身精灵”的对话中，约瑟夫对待战争和自己困守房间的状况较能泰然处之。他向“替身精灵”解释自己的处境：“如果我说我有意回避或淡漠我这一代人的遭遇，那是昧良心的。我不想竭尽全力保全生命。我还没有腐化堕落、冷酷无情到眼看自己命危在旦夕时才来玩味它。”（136）但他只把战争看作一个事件，它不能改变世界的本性，不能决定生存的重大议题。人可以对自我负责。机缘不可控制它，事变不可控制它。我们为自我负责，才是我们的人性所在，我们的尊严所在，我们的自由所在。“我不能要求避免战争，我必须冒险求生，就像我以前抵御了童年的种种疾病，重重危险，件件事故，才设法变成了现在的约瑟夫。”（137）约瑟夫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人必须接受生活，接受世界，并在世界上“设法活下去”（112）。

为了实现共同的追求，人可以牺牲自我，服从整体。约瑟夫深切地感受到，“为了弄清我们的身份如何，目的何在，目标是否明确，为了寻求美德，我们统统被引向同一种精神火山口。各人的不同经历，虽然迄今为止对我们有很大意义，但是，如果追求是相同的，那些不同也就微不足道了”（125）。约瑟夫告诉“替身精灵”，也想告诉他自己，同样想告诉世人：“我的最高理想结构就是求得自我解放。我们奋斗终生以求自我解放，或者，换句话说，当我们似乎在专一地，甚至是在拼命地保存自己时，我们倒宁肯抛弃自己。在许多时候，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抛弃了自己。有许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不够纯洁，我们对外界不甚了了，我们在转向内心，作茧自缚。因此，那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停止这种我行我素、碌碌无为、专为自己的生活。”（124）他承认：“我独自一人干得不好。”（155）至此，约瑟夫已经在思想上回归社会，回归他那个梦寐以求的，也许并不十全十美的“精神群体”。在小说结束前，约瑟夫在行动上也实现了某种回归。他回家看望父亲和继母，而以前他是不愿意和父亲交流的。他还和哥嫂、侄女恢复了正常和谐的关系，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礼物。以前，谁帮助他，他都感觉受不了，而现在他也能接受继母、哥哥和朋友的支票而不过分敏感。

当然，这还只是他回归的开始。要想建立一个“精神群体”或曰“精神殖民地”[159]，仍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约瑟夫的这种愿望正如他在灰暗破败的巷子里看到那只彩蝶，虽然相对微小，但它毕竟是一抹亮色，一种灰暗包围中的鲜亮之美，是孤独沮丧之人心灵的天空中乌云背后的一抹亮色，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挂起来的人》探讨了自由和选择问题。约瑟夫是“自由”的，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做许多以前没时间做的事情。可他感到被一间房子囚禁了。他整天枯坐在椅子上，孤独地望着四壁。他的自由令他恐惧，他为自己的意志瘫痪而苦恼。他承认，完全不介入、丝毫不投入实际上是一种囚禁状态。真正的自由是选择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对约瑟夫而言，他选择参军（或做其他什么事情）正是他行使自由的表现。同样，贝娄还让约瑟夫认识到，世上并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的。你有不做某些事情的自由，也有做某些事情的自由，但你没有做所有事情的自由，也没有什么事也不做的自由。你可以有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行动，但“挂起来”和停滞并非真正的自由。人不是存在于真空中，也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正如约瑟夫后来意识到的那样，人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世界，也不论你做什么，“你都无法排除它”（110）。

自由选择的概念来自存在主义哲学，同时也是古老的犹太教的教义，在这两套理论范畴内，自由选择总与责任相关。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就强调世界上做某事的个人所具有的自由和责任。萨特创造了两个词：自为存在和自在存在[160]。自为存在是意识的存在，它没有任何预先确定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普遍人类本质。自在存在则永远是同一的、不可捉摸的、寂静的、死亡的。萨特强烈地感到自在存在已泛滥成灾——它浩瀚无垠，孳生力强，而且充盈四极，仅其过分的程度就足以使人感到压抑、荒唐、恶心。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这个自为存在必须用他自由行动的总和创造自己的本质。自为存在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显示出自己的虚无性，并构成自在存在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人实际上并不是某一特定时刻上的他，而是作为他自由选择结果的未来的他。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是自我造就的结果。人不仅有选择的自由，而且他无法不选择，因为他拒绝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因此，在这个无时不在的责任面前，人产生了焦虑，人必须独自接受这个责任，并且依赖传统的道德、上帝或一个为一切事物提供存在理由的绝对精神。在一个没有上帝或神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被遗弃。在行动中，人除了自己引入意义之外，不应对其他任何意义抱有希望，因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会感到绝望。在丢掉一切幻想、接受永远超越自己的自由及其全部责任之后，人便能够获得真正的存在，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在生活中孜孜以求的目标。萨特曾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161]

约瑟夫在参军时说他不再对自己负责了，卸下了自决的包袱，自由取消了。乍一听来，这似乎是逃避责任。实际上他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他所说的“自由”实际上是孤独、麻木不仁、无所作为的“自在”状态，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参军是他积极的“自为”，是他对自己负责任的选择，他选择了群体，选择了社会。做出了选择，他必定要承担所选择的责任。他否定了自己目前与家人、朋友疏离且碌碌无为的状态，至少表达了他想换个活法的希望，军团是他此刻最适合、最现实的群体。

犹太教义认为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并鼓励人选择善。“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162]善与恶的区别成了人永久的抉择，但善的声音始终回响在《圣经》之中，号召人们选择善。所以，把生命或生活看作上帝在人世间的表现并享受生命或生活便是人的职责。犹太圣人告诉我们，看到了合法的快乐而不去享用它，这是对上帝赐福不领情的表现。[163]这并不是说人只图享乐或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但它的确证明脱离生活是不正常的。任何形式的苦行或孤立都可以视为自私的表现，因而也是有悖犹太伦理道德的。“不要使你和群体分开”是犹太教中重要的训诫。[164]只有作为社会的人，一个人才能肯定他生命中的善和对邻人的爱。

贝娄让约瑟夫从自我放逐中回归人类社群的道德目的在于：人既是独立的个体也是群体的构成分子，人不能过分强调自我。如果过分强调自我，使自我从完整的有机体中逃逸，那么整体会被破坏，会出现混乱，甚至会解体。同时，脱离了有机体的单个分子也同样无法存在，同样失去了自我。诚如德国学者赫尔德所言：“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试图归属于某个群体。一个人若从群体剥落出来，他会感到孤独。”[165]亦如丹尼尔·贝尔证明的那样，我们是社会的动物，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社群对我们都很重要。[166]犹太教义也告诉人们，任何形式的孤立都不符合犹太伦理道德，因为孤立者只关心自己的拯救而不承担对社群的义务。

作为深受犹太文明熏陶的索尔·贝娄借约瑟夫表达了对个人和群体的犹太信仰。约瑟夫说得对，你可以有疏离感，但不应不加反抗地接受它。世界充满奇迹，脱离世界是错误的。约瑟夫不停地在问自己：“一个善良的人该如何生活？”贝娄给出了犹太式的答案：善只能在与人的交往中才能获得，独处孤室或沉醉恍惚都无济于事。“厌恶”感的产生是由于人与他的社会的分离。人必须为他的人性、尊严和自由负责。正如约瑟夫所顿悟的那样，人的最高理想结构应该是打开自我囚禁的锁链，去了解我们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有学者指出，约瑟夫与海明威式的主人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他对社会的参与，他的社会责任感”[167]。

“挂起来的人”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是值得探讨的。他并非漫无边际地飘浮在半空，他是被一根绳拉着，挂在什么东西上。在一个人的脐带和母体切断时，他便被投入社会和宇宙之中，进入各种关系网之中。这种关联不仅是肉体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文化的、道德上的。因此，人的自由在于责任的选择，责任的选择确定了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在约瑟夫处理和吉蒂的婚外恋时他就认识到了。他最终选择了和艾娃的婚姻关系。在和吉蒂谈话时，约瑟夫明确表示：“一个男人必须适可而止、不能放纵情欲。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人都想做，也不能满足一切人的一切要求。”（79）这种选择并不是对他的自由的侵犯，因为他选择了限制自己与异性的关系。作品的结尾，当他被“掌握在别人手中，卸下了自决的包袱，自由取消了”（156）时，他指的是那种使他成为挂起来的人自由被取消了，在那种自由下的自决状态只不过是“麻木不仁”。（10）当他高呼“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精神监督而欢呼！兵团组织万岁！”时，他并不是以讽刺的口吻承认自己对自我本质探索的失败，而是歌德所说的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基于外界现象有规律地变化的思想的延续。一定数量的常规重复并不会干扰人的生活，反而会增加人的安全感。知道白天有光，夜晚有黑暗，冬天寒冷，春天会令万物复苏会使人们更有确定感。

约瑟夫不是孤立的案例。“挂起来”是贝娄小说主人公常见的生存状态，贝娄对人的这种状态的描写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现代大都市人（而且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感情丰富、思想深沉、习惯于思索、有反省意识，往往与环境格格不入，只能在他生存的社会中“晃来晃去”。他们往往是非理性时代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他们被社会异化，或自我异化，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行动的能力，他们探寻自我本质和生活意义的努力从未间断过。他们在经历一段了无生气或疾风暴雨般的心路历程后，往往能获得某种启示，往往会重新考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自我的本质会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接受“真实的自我”。他们因在心灵上被放逐或为寻求自我的本质而自我放逐，在放逐的过程中达到对人生的顿悟，既认识到自我的本质和价值，也深切感受到自己与家庭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试图在保存自我和融入社会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贝娄小说的这种“折中”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对“人”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包含着对浪漫主义以降西方对“个人”个性极度张扬的反思。另一方面，这种“折中”，也是贝娄的犹太思想中“信仰自己，信仰邻人，信仰人类”的乐观主义肯定伦理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贝娄在创作思想上对海明威的“孤独英雄”主人公模式的反拨。

贝娄作品不回避人的异化和被疏离的处境，相反，他的作品对人在异化的环境中的思考较多，又往往在思考或行动结束时指出一条出路或一线希望。为了让主人公获得有关自我身份的更清醒的认识，贝娄往往让他的主人公先从其生存环境抽身离去，去经历另一种与现在生活大相径庭的生存方式。置身其外的目的，既是为了看清原来环境的真实面目，也是为了重新考量“我”与“它”、“我与他”、“我与你”的关系。当然，让主人公从纷繁世界引退不是贝娄的目的，引退是为了更好地以新质的自我重新介入社会，融入群体，承担责任。既保存自我的个性，又成为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这正是贝娄对现代人应该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所给的良方，也是贝娄小说的社会伦理意义之所在。

贝娄通过从异化到协调，从放逐到回归的创作方法表达了他“肯定”的道德理念。但贝娄的肯定不是简单化的盲目乐观。事实上他希望避免任何有逆于合理的普通人性的简单肯定。他不相信不现实或不可能的超验姿态，但他的小说认为有可能存在一种人类共有的信仰。因此，他力图达到的“肯定”是一种谨慎和可信的肯定。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使个人失去人性的社会趋向和环境压力下苦苦探索如何成为英雄或反英雄的人。

美国文学传统历来推崇独立的个人的无限性。企求通过“真实的自我”来实现有意义的生活模式和产生“真正的价值”的愿望一直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发现真实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爱默生式的。爱默生认为大部分人都不能真切地看清事物，为了避免雾里看花，人必须从纷繁混乱的表面世界中抽身去孤独沉思，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洞见，才会生活得有意义。另一类是霍桑式的。霍桑相信人只有进入“人类的磁链”中才会获得有意义的生存模式，因此应该鼓励人在与他们交往中发现自己以及自己存在的价值。贝娄的创作将上述两种方式融为一体。既然社会是纷繁的，混乱的，人很难置身其中来发现自我，所以抽身退却通常是通向自我发现的第一步。隐退是再进入的必要条件，重新进入是隐退后新发现的手段。

隐退是消极形式的积极活动。那些探索隐退的可能性的美国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既希望躲开社会的伪装，同时又想面对真实的自我。他隐退是为了终止社会各种力量对他的狂轰滥炸，同样也是为获得新鲜的感受。诚如爱默生所言：“一个天才的灵魂回避社会的原因是为了发现社会。它出于对真正社会的爱。”[168]因此，退却既是防卫又是前进。

重新进入社会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有的是因为想摆脱个人主义或纯个性经历，如渴望一种群体感，或者认识到还有其他形式的生活要过。

贝娄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或身体上的隐退试图发现一种可以使人生圆满的“有意义模式”。只有和外界社会接触才能防止唯我论，但是过多地投入到环境中去也可能影响独立和个性，两者都有可能成为桎梏。“我们受不了这个世界，可没有这世界我们也受不了。”[169]贝娄的主人公通常是边缘人或孤立者，由于受环境的影响，已经脱离了家人或朋友。他们在重入社会之前必须找到他们经验中的“有意义模式”。

在表现手法上，贝娄采用的是类似苏格拉底的问答式。他首先提出一种宽泛的定义，然后审视这种定义，揭示其不完整性、矛盾性和荒谬性。通过对一个个问题的答复使定义逐步合理，但他从不明示答案。这种苏格拉底的“佯装”诱导法在贝娄的小说中有不同层次的表现。总的说来，它往往向读者展示主人公问题的整个过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使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的方案的不可行性。由于主人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所以他便心神不宁，想极力抹平自我与现实的差距。为了能和现实和解，他认为自己有必要构造出一种“理想结构”或面对他的“现实导师”的理想结构。然而，不幸的是，现实总是超出他设计的模式。因此，约瑟夫、汉德森、赫索格和西特林们一开始总无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平凡和死亡这两个现实中的常见现象。他们不肯改弦易辙，只是拼命地试图找到意义的中心。他们渴望的往往是一种“精神群体”或“美好的德行”，但渴望与现实的鸿沟却难以弥合，他们往往会精疲力竭，甚至精神崩溃。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主人公往往在一些正、反面的“现实导师”们的启发下，对自己的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经历了一系列使人成为人的高尚或卑贱的情感和冲动后，主人公开始明白何谓人的本质，何谓人性。他们便力求在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之间获得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