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研究样本为基础,对模型中的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Gov的均值为0.123、标准差为0.046、最小值为0.016、最大值为0.261,说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行政管理支出水平总体偏高,而且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之间的差异较大。其中,Re的均值为5.407、标准差为1.045、最小值为5.858、最大值为9.210,表明审计揭示与监督作用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差异化较严重,但总体作用效果较明显;Pu 的均值为-2.042、标准差为0.156、最小值为-5.084、最大值为-1.519,意味着各地方政府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作用不太明显,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也较大;Pr的均值为0.302、标准差为0.626、最小值为-1.251、最大值为1.455,表明各级地方政府还应提出更多高质量的建议。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政府审计的三大作用及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Pearson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Gov与Re的相关系数为-0.035,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审计揭示与监督作用越强,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越低,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Gov与Pu的相关系数为-0.216,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审计惩治与制约作用越强,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越低,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Gov与Pr的相关系数为-0.133,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审计建议与咨询作用越强,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越低,假设3得到初步验证。控制变量edu与r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地区教育程度越高越能降低政府行政支出。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也都小于0.6。

表3 研究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三)回归分析

表4给出了本文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4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1.对假设1的检验

解释变量Re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国家审计揭示与监督作用(Re)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025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贸易开放度(to)和政府行政支出(Gov)呈正相关,说明贸易开放度越大,政府支出越多,但影响并不显著。财政预算支出水平(fe)对政府行政支出的正向影响显著,表明财政预算支出水平越高,行政支出就会越多。

2.对假设2的检验

解释变量Pu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国家审计惩治与制约作用(Pu)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0059,为负相关且回归结果不显著,假设2难以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人口密度(pop)与政府行政支出(Gov)负相关,显示出了政府行政支出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效应不太显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与政府行政支出(Gov)之间表现出来的负相关关系,告诉我们城市经济发展越发达,政府资金效用性越好,则政府行政支出能够降低,关系也不明显。

3.对假设3的检验

解释变量Pr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显示出的回归结果为国家审计建议与咨询作用(Pr)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027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显著,假设3得到验证。控制变量地区教育程度(edu)对政府行政支出水平有负影响,说明政府各种支出之间是此起彼伏的关系,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支出越多,相对来说行政支出则减少,不过这样的关系不显著。其他四个控制变量相关系数为正,与政府行政支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不显著。

4.综合分析

以上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审计的揭示与监督作用、建议与咨询作用对提升行政管理绩效、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水平有显著影响,他们之间呈负相关,即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发挥揭示与监督作用、建议与咨询作用,提高政府治理效率,最终降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而惩治与制约作用对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之所以有副作用但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政府审计机关与司法、纪检监察及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互有交叉,且同为政府机构,政府审计机关对这些部门的威慑力不足,惩治力度不够,因此对相关人员的震慑力不足所致,也可能是由于控制变量选择不合理。

在检验结果中,国家审计的惩治与制约作用在降低行政管理支出水平中并没有起到明显作用的原因,一是我国国家审计范围虽然在一步步扩大,但仍然过窄。在存在许多审计监督盲区的情况下,审计机关就难以担负起全面审查国家成本核算的重任。二是我国审计体制还不够完善,投入的审计资源还不足以满足“决策者”“立法者”和“公众”三方的需求。“立法者”难以建立健全审计体系,“公众”难以获取政府信息、参与监督,“决策者”难以得到有效的信息反馈。三是我国国家审计的惩治力度还不足以震慑大部分有违规之心的人员。若是违规效益大于违规惩罚(成本),那么这样的威慑力也就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稳健性检验的其中一种方法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保持样本数据不变,改变衡量其中一些解释变量的方法即替换解释变量。此处笔者用审计建议落实情况即被采纳的审计建议数量和提供审计建议数量的比值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审计建议与咨询作用。得出的结果如表9所示,主要结论仍然不变。从表9可以看出,国家审计揭示与监督作用和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0015,揭示功能越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越低,且这种负相关是显著的。国家审计惩治与制约作用和政府行政支出水平呈负相关,但作用效果不显著。国家审计建议与咨询作用和政府行政支出水平是显著负相关的,表明这种作用越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水平越低。在其他控制变量中,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贸易开放度与政府行政支出水平正相关,地区教育程度则与其负相关,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