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与产生

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需科学地挖掘、探讨教育的起源与产生，把握教育的本质以及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

一、教育的起源

教育的起源问题不仅是教育史研究中的范畴，也是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教育的起源，因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颇受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至今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在教育史上关于教育的起源问题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教育的神话起源论、教育的生物起源论、教育的心理起源论、教育的劳动起源论、教育的需要起源论和教育的交往起源论。

（一）教育的神话起源论

教育的神话起源论是人类关于教育起源的最古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神或上天创造出来的，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目的是体现神或上天的意志，使人皈依于神或顺从于天。比如神话故事之女娲造人，相传女娲以泥土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并构建人类社会。我国儒学集大成者，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朱熹所持的就是神话起源论观点，他在《<大学章句> 序》中有所提及，“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意思是上天创造人类以来，就赋予了每个人的仁、义、礼、智的本性。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资质禀赋存在差异，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生来就知晓自己应具备的本性并加以保全它。如果在民众中有聪明睿智并且能充分展其本性的人出现，上天必会赋予他使命，让他担任众人的领袖，治理并教育他们，以恢复人们应有的善良理智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承受天命成为君师的缘由，同时也是司徒、典乐等官职之所以设立的原因。神话起源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当时人类认识世界受到自然与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把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归结于神，因而这种教育起源的观点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二）教育的生物起源论

教育的生物起源论是第一个正式提出的有关教育起源的学说。生物起源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勒图尔诺（Charls Letourneau, 1831—1902）、英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英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代表托马斯·沛西·能（Thomas Percy Nunn, 1870—1944）等。勒图尔诺在《各人种的教育演化》一书中认为，教育起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并非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动物尤其是略为高等的动物，完全同人类一样，生来就有一种由遗传而得到的潜在的教育，其效果见诸个体的发展过程。”他通过观察动物描述了动物界的教育现象，把老猫教小猫捕鼠、母鸭带雏鸭游水和母熊教幼熊等动物对小动物的爱护和照顾等本能活动都理解为是一种教育行为，甚至认为在昆虫界也有教师和学生。勒图尔诺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把动物界生存竞争和天性本能看成教育起源和存在的基础，“人类教育的进行与动物的教育差别不大，在低等的人种中进行的教育，与许多动物对其孩子进行的教育甚至相差无几”。而整个人类教育是在动物教育活动基础上的改善与发展。为适应环境，能够独立生存，动物基于生存与繁衍本能地将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技巧”传给小动物的行为，便是教育的最初形式与发端。沛西·能在其主要教育著作《教育原理》一书中，进一步阐发了该观点。1923年，他在不列颠协会教育科学组大会上指出：“教育从它的起源来说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不仅一切人类社会有教育，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原始，甚至在高等动物中也有低级形式的教育。我之所以把教育称之为生物学的过程，意思就是说，教育是与种族需要、种族生活相应的、天生的，而不是获得的表现形式，教育既无须周密的考虑使它产生，也无须科学予以指导，它是扎根于本能的不可避免的行为。”勒图尔诺和沛西·能受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共同认为教育是一种生物现象，较之神话起源论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它标志着在教育起源问题上开始从神话解释转向科学解释。但其根本错误在于把教育的起源解释为动物的本能行为，将动物的本能活动等同于人类的教育，未能区分出人的教育与动物本能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抹杀了教育的社会性和目的性。

（三）教育的心理起源论

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 1869—1947）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人是有心理活动的，从而批判了教育的生物起源论，提出了教育的心理起源论。他在《教育史教科书》（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中认为，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教师和教材，教育只能通过无意识的模仿，教育产生于儿童对成人简单的、无意识的模仿。儿童对成人的模仿是教育的基础，是教育最初的形式和手段。“原始社会以最简单的形式展现它的教育，然而教育的过程在这早期阶段，也具有教育在高度发展阶段所展现出来的所有基本特征。”孟禄的心理起源论将教育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忽视了社会需要以及人的心理与动物心理之间的本质区别，但心理起源论较生物起源论的合理之处在于把教育限定在人类的社会活动范围之内。然而教育不等于模仿，幼童也会出现模仿行为，不能把人类的全部教育活动视为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模仿行为，模仿仅可作为教育的途径之一。生物起源学说和心理起源学说的错误都在于孤立地看待教育现象，否定了教育的意识性、目的性和社会属性，将动物的天性本能、儿童的无意识模仿与教育混为一谈。从神话起源论到生物起源论，再到心理起源论，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未能揭示教育起源的社会原因。教育既不是一种生物现象，也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四）教育的劳动起源论

教育的劳动起源论也称为教育的社会起源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是苏联的米定斯基、伊·安·凯洛夫（N.A.Kaiipob, 1893—1978）等教育史学家和教育学家。该观点是在批判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源论的基础上，根据劳动创造人的基本思想而形成的理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苏联教育家米定斯基在《世界教育史》一书中指出：“只有从恩格斯的 ‘劳动创造人类本身’这个著名原则出发，才能了解教育的起源，教育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语言和思维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就有必要和可能教育后代怎样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怎样团结互助进行集体采集和狩猎活动，怎样同毒蛇猛兽及自然灾害做斗争，以保证社会生产的进行和集体生活的安全，于是产生了原始状态的教育，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培养后代。教育的劳动起源论于20世纪50年代初传入我国，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很多，成为我国教育起源论的主导观点，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先有了人类社会才有了教育，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祖先发展和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教育形式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口耳相传和简单模仿，教育起源于劳动或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从其产生之日起教育便担负着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职能。它克服了生物起源说和心理起源说在教育社会属性上的缺陷，揭示了教育的社会性以及推动人类教育起源的直接动因。教育的劳动起源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教育起源和教育性质的一把“金钥匙”。

（五）教育的需要起源论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者们对“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教育起源问题的新观点。他们认为，教育起源于适应和满足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与劳动并不是主从关系，两者同属于人类生产所必需的实践活动。教育不仅能传递劳动经验，还可以传递人类社会生活发展所需的其他经验，比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同样需要通过教育活动来传授给下一代，而这些内容至少不全部属于劳动的范畴。劳动生产物，而教育生产社会化的人，需要起源论是劳动起源论的逻辑延展。毛利锐在《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中提到“教育起源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教育这种社会活动的起源，只能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去寻求，尤其要从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生产中去寻求。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在其进行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大需要。”教育是一种工具，在某种社会条件之下，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杨贤江在《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中独立地提出了他的论断：“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教育只是一件“日用品”，是与社会的生活过程、物质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教育的发生就只根据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是帮助人们生活的一种手段。需要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一切现象的动因和根由。教育起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指起源于社会群体传递、传播文化于个体和个体社会化这两个方面的共同需要。孙培青在《中国教育史》中提出，“教育不仅是社会一切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且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根据原始人群时期教育产生的史实，人类社会特有的教育活动是起源于人类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和人类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

教育的需要起源论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联系，以及教育起源于生活、人类和社会的需要。但是，教育的起源与教育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这种理论未将两者加以区分。

（六）教育的交往起源论

叶澜认为，教育的形态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人类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交往总是由双方组成，交往总包含着内容，交往也需要有一定的媒介。“交往”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尽管人类社会最初的交往活动大多是在劳动中进行的，但教育的起源不是生产劳动，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生产劳动是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交往是人类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具备了教育原型的基本条件。但是，交往本身并不等同于教育，交往只是蕴含着产生教育的要素。“一旦交往的作用被人类意识到，并将此转化为以影响新生一代生长为直接目的的特殊活动，交往活动的一方就转化为教育者，另一方则转化为受教育者。当这类特殊交往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内容和较为固定的教学关系时，教育活动就演化而生了”。郑金洲认为，交往起源说与其他诸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对教育起源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满足于认识一般的水平上，而力求通过特殊来验证、丰富理论。抛开其有关教育起源见解的正确与否不论，单就这种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除上述六种观点之外，还有研究者提出“古猿教育说”“超生物经验的传递和交流说”“家庭起源说”等观点。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用不同的方法阐明教育起源的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对于教育起源仍然没有形成公认的最终结论，而是多种观点并存。每一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都有其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思考角度。教育起源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社会发展史问题，还需要用多学科的视角来综合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学校教育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形态的变更，教育得以发展，产生了学校教育。教育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学校则是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专门性教育机构的建立，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学校教育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教育文明的进步。

（一）学校教育的产生

对学校教育出现的时代，研究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一般认为，成为独立运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学校教育，是在奴隶社会时期产生的。但是，若要追溯其根源，会发现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学校的萌芽。部分西方和苏联学者认为学校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已经出现。苏联教育史家沙巴也娃根据人类学的相关资料，认为“青年之家”是原始社会全体成员的儿童都在里面受教育的一种原始社会制度的特殊机构。学校在文字出现的时候才产生，而“青年之家”在文化史上的前文字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该观点主要是推断而来的，因此，尚不足以作为确定的事实。当时的教育机构可以看作学校教育的萌芽，但还不是学校。据可查证的资料，人类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埃及。在我国，一般认为正式的学校产生于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后的夏朝，出现了当时称为“庠”“序”“校”等的专门教育场所。孟子曾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商代有大学、小学、瞽宗。大学也称作右学，与瞽宗同属于大学性质。西周时期，有国学和乡学，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为国学。乡学则有家塾、党庠、州序、乡校等不同的地方学校。在国外，进入奴隶社会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如古埃及的宫廷学校、职官学校、僧侣学校和文士学校等，还有古希腊雅典的文法学校、弦琴学校和体操学校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学校体制趋于完备。在我国春秋时期官学逐渐衰废，私学兴起，与官学并存；秦朝对文字进行了整理和统一。汉代设立太学，是中央官学的开始，意味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正式确立。隋唐时期学校种类繁多，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于隋，书院产生于唐。在宋代，“四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成为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在国外，中世纪就出现了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教会教育的内容是“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音乐。骑士教育的内容是“骑士七艺”：骑马、游泳、打猎、击剑、投枪、弈棋、吟诗。到了公元12至13世纪，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出现了行会学校和商人子弟学校，后来合并为城市学校。

奴隶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了对学校教育的社会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条件。学校的产生，标志着教育已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

（二）学校教育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1．社会经济因素：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剩余产品出现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学校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为社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部分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开始出现分离。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系统地整理并总结人类各种经验活动的知识分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专门和固定的职业。“巫”“史”“卜”“贞”等就是我国最早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曾提出自由教育。自由教育是只适合于“自由人”（奴隶主贵族）的教育，即既以受教育者具有闲暇为前提，又以受教育者充分利用闲暇为手段，让受教育者充分利用闲暇探索高深的纯理论知识，以获得智慧和提升道德修养。在当时社会中，“自由人”是少数，因此自由教育只是少数人独享的一种特权教育。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同职业训练截然不同，自由教育高尚，而职业训练卑下，它有损智力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实际操作是奴隶们的事务。

2．社会政治因素：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

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了阶级和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巩固政权，借助国家机器管理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强化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这便有了设立专门学校教育的必要性。比如古埃及的学校，其学校类型分为宫廷学校、职官学校、僧侣学校和文士学校，宫廷学校教育皇族后代和贵族子弟，结业后成为文士的后备人才，委任为官吏。职官学校又称政府机关学校，是官办的并且具有职业教育性质，主要用来训练实用人才。僧侣学校也称寺庙学校，是培训祭司或僧侣的学校机构。文士学校又称为书吏学校，主要培养文士，都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服务的专门人才而设立的。

3．社会文化因素：文字的产生使得记载传递经验和知识成为可能

学校教育的产生除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文字的创造和产生，有助于丰富生产经验和文化知识并让其得以保存传递，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至今所能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有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我国的甲骨文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有声语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已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文字的应运而生使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出现分化。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生产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对知识文化不可能全部通过日常实践活动来进行教育，这就需要建立专门的学校教育，通过语言文字进行文化传递，使新生一代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经验。文字是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社会逐渐出现了专门学习文字及书写的学校，掌握文字成为学校教育最基础的任务之一。如古埃及的文士学校、中国西周的小学、古希腊雅典的文法学校，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学校教育的出现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