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伊桑人的狩猎和畜牧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南非境内最古老的居民是讲科伊桑语的黄肤色的居民。南非历史著作一般把从事狩猎经济的猎人称为桑人（布须曼人），而把从事畜牧经济的牧人称为科伊人（霍屯督人）。他们在体形上很难精确地区分。17—18世纪，初到南非的欧洲人对二者几乎分辨不出来。他们的肤色都是棕黄色的，有的人类学家因此把他们错误地列为黄种人，但他们又有一些黑种人特征（卷发、宽鼻）。现在越来越多史学家在鉴定史料分不清他们时，就使用“科伊桑”这个复合词。[1]
关于19世纪以前桑人和科伊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班图黑人）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材料极端缺乏。这种状况使得有些史学家甚至到1963年还在振振有词地说：“没有非洲的历史，只有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2]他们认为只有人类学家才对这些非洲人感兴趣，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的确定内容并不包括消极的、野蛮的社会的不足挂齿的发酵现象”。本章正是要从这些“发酵（萌发）现象”来说明19世纪前南非非洲人社会的嬗变。综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及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载，我们有根据断定，南非社会包括科伊桑人社会在内，在殖民入侵前存在着经济方面的变化，尽管是缓慢的。
桑人的狩猎采集经济 桑族猎人居住在大卡鲁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在法尔河、图盖拉河谷地带也有他们的踪迹。桑人生产力十分低下。直到这个最古老的原始民族在南非境内消失为止，他们既没有走出原始社会阶段，也没有完成从游猎采集经济向畜牧经济的过渡。关于桑人的狩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缓慢的原因，西方一些学者做过一些解释，但大多片面夸大种族特征的差别。如锡尔从解剖学角度加以“论证”，以脑容量来证明桑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3]桑人狩猎经济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没有任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一段论述给予我们启示，“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4]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而带来的产品的多样性对促进原始居民的接触和产品交换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辽阔而单调的南非高原为居民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是十分单一和雷同的：羚羊、野生块根（veldkas）、浆果、野蜂蜜和鱼等等。无论是相距遥远的氏族公社或是毗邻的氏族公社，在南非高原上找到的都是大致相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基本相同，即使在氏族公社互相接触时也几乎不产生任何交换的需要。后来驰名世界的南非名产——象牙、犀角、珍贵动物毛皮，对于桑族猎人来说如同废物。利文斯敦在19世纪50年代游历当时还与外界隔绝的恩加米湖畔时，发现当地人把成捆的象牙用来修筑围篱或任其腐烂。[5]既然桑人的产品除了满足氏族公社成员的简单消费以外，不能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他们当然不会去生产多余的产品。狩猎经济本来除了生产直接消费的生活资料以外，就没有什么可积累的财富。猎获物一边生产一边消费掉，也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南非的自然条件更加强了这方面不利条件。桑人除了晒干兽肉充当几天口粮外，几乎没有任何财富的积累和储存。因此，基本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刺激和推动桑族猎人去利用或改造现有的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桑人即使精心制造他们的主要工具——弓箭，他们所花的时间也并不是为了用来生产消费资料，而是用来满足他们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因为任何超过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对桑人都是没有意义的。桑人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他们可以像泰罗在《人类原始历史》中所描绘的原始民族，用整整一个月时间来制造一支箭一样，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搜集蛇蝎、甲虫和某些鳞茎的毒液来抹石质的或骨质的箭头。
因此，桑人虽然在南非高原上渡过了千百年时间，耗费了大量劳动，却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增多。氏族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一直在原有条件下进行，氏族公社本身也照老样子继续下去；简陋的生产工具使单个人力量过于软弱，只能在集体劳动基础上进行狩猎生产，任何分散的个体劳动形式都无法存在；只能采用平均分配猎物的办法来保证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不存在任何个体劳动收入和私有财产，因而也不发生任何贫富分化现象。可见，促使原始公社瓦解的任何因素都没有在桑人狩猎经济中产生，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桑人狩猎经济延续的时间特别漫长与南非缺乏任何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也有很大关系。南非羚羊种类繁多、数量极丰，却没有一个种类适于驯养。牛羊的野生祖先，如绵羊的祖先——盘羊都不生存于南非。[6]桑人也没有美洲印第安人可以从狩猎经济直接向种植经济过渡的幸运，因为后者拥有世界上可种植的农作物中最好的一种——玉米，而在南非，羚羊出没的高草原（从而也是桑人的居住区）大多数是年雨量低于种植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地方，只适宜于野生块根的生长。
南非莽莽荒原使桑人与非洲其他民族长期隔绝。南非西北面横亘着使南下移民望而却步的卡拉哈迪大沙漠，浩瀚的大西洋构成它西面的绝对界限。这一切阻碍了桑人与非洲其他先进民族更早的接触，本来这种接触总会给任何民族带来经济和文化的进步，比如更早地传来适于驯养和人工种植的动植物品种。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立性使桑人在很长时期内一切全靠很少的人口的才智来发展文化，几乎任何发明创造都需要从头做起。
不管经过多么漫长的时间，到公元初期，羊终于引进南非，一部分猎人逐渐过渡到游牧经济，一部分继续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桑人受到逼迫，逐渐退入环境更加恶劣的山区或萃萃蝇滋生的东北部低湿的谷地。这些地区完全不适宜畜牧生产，当然不会促使这部分猎人去改变其生活方式。但有一部分与牧人毗邻的桑人虽然具有发展畜牧的一切条件，仍继续过着狩猎生活。[7]十分有意思的是，19世纪初有些桑族猎人骑着马去猎取羚羊，但拥有马匹并没有使他们变成牧人。桑人无数世代形成一种游猎习惯：不让动物活着过夜，总是吃掉一切到手的牲畜，这种习惯是很根深蒂固的。[8]因此，桑人逐渐学会并养成饲养牲畜的习惯需要充裕的时间。许多史实证明，在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桑人是在逐步缓慢地向游牧经济过渡。
桑人过于长久地把生产行为仅仅限于攫取自然界的现成果实，南非高原的野生动植物给人口稀少的桑人提供了长期勉强维持狩猎经济的可能性。这就造成他们对自然界太深的依赖。纳塞涅尔·福斯特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9]正是由于长期维持这种状况，使桑人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一、桑人保持极端落后状况，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狩猎经济几乎无休止地延续。二、倚赖现成的食物使桑人极其稀疏地分散在辽阔地带，造成社会组织极端松散，每个氏族公社不过数十人，少的只有25人。毗邻公社之间也较少往来，往往听不懂彼此的方言。三、桑人没有发展成较大的血族集团，也没有产生出酋长，只有所谓“守护人”，权力较小，没有排难解纷和执行仲裁的权力，桑人几乎处于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状态。四、人口增长极慢，甚至减少，桑人退入环境恶劣的地区后，实际上是依靠人口分布更加稀疏来勉强维持狩猎采集经济，妇女生育过密，婴儿产下便处置掉。人口密度小到平均几百平方公里才有一人。埃伦伯格估计桑人总数在任何时候也未超过四五万人。[10]这种情况使桑人后来在抗击殖民者的战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当拥有火器装备的荷兰殖民者闯入桑人居住地区以后，全族灭亡的威胁就时刻笼罩着人口稀少的桑人。
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 关于历史上科伊人的起源，是南非史上众说纷纭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复杂问题。过去有些学者认为科伊人是从东非带着牲畜迁到南非来的，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血清学研究开始否定这种说法。[11]这个问题涉及到科伊人与桑人的关系、南非的畜牧经济始于何时等重大问题。现在可以肯定，南非境内存在畜牧经济已是公元以后的事。最近几年考古发掘，在西开普沿岸的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公元一千纪早期的羊骨。[12]有一部分与桑人一样讲科伊桑语的黄肤色猎人，大概在不同地区通过与当时还未拥有牛的班图黑人的接触而获得了大尾绵羊。这些猎人可能是追踪羚羊群深入南非极北地区，而与跟随羚羊南下寻找天然牧场的班图黑人邂逅相遇。牛引入南非的时间可能比羊晚了近一千年，大约在公元一千纪末或二千纪初。游猎于博茨瓦纳北部的猎人从赞比亚—安哥拉交界地区的班图黑人那里获得牛。[13]从葡萄牙人航海报道中可以断定，最晚在1497年，骑牛的黄肤色牧人已出现在莫塞尔湾。[14]这是达伽马一行亲眼目击到的。
在南非早期史上，牛羊家畜的引进具有重大意义。南非大部分地区是地势高亢、半干旱和荒芜的草原。在不具备灌溉条件下不适宜于种植业，却颇适宜于畜牧业，特别是饲养耐粗饲的大尾绵羊。在小卡罗地区，由于气候适宜，又无萃萃蝇的危害，羊群在草原上只要加以看管防止猛兽袭击，就可以大量繁殖起来。经过漫长艰辛岁月，尽管有的猎人又完全退回到狩猎生活；但有些猎人逐渐学会饲养和繁殖牲畜的技能（包括阉割、穿鼻、骑乘等），学会利用牛羊的乳汁，把畜奶当主食，他们终于过渡到以饲养牲畜为主、以狩猎为辅的生活。奶类食品使黄肤色牧人拥有质量更好的食品。牲畜不断繁殖，食物供应更有保证，牧人孩子的身材显著增高。[15]南非黄肤色牧人终于在公元一千纪结束以前完成了非洲多数民族已先后完成的向“生产食物阶段”的过渡，从而结束了仅仅攫取现成天然物的狩猎经济生活，过渡到以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增加天然物（指繁殖牲畜）的畜牧经济生活。
牲畜的繁殖、大规模畜群的形成，促使牧人去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地，从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服从于游牧的需要。在较早时期，部分黄肤色牧人赶着畜群进入德兰士瓦高地和丛林地带的肥沃牧地。而在奥兰治河中游地带长期游牧的牧人，赶着畜群向两个方向迁徙，进抵大西洋沿岸，由此再向南北扩展，形成后来的纳马人部落；另一支朝东南方向沿着山沟迁移，越过斯尼乌山隘口，进入松达赫斯河和大鱼河的河谷，由此折转，与东南海岸平行往西迁徙，形成后来荷兰人在开普地区首先遇到的一系列部落[16]：科乔夸、查因诺夸、黑塞夸、阿塔夸、达马斯夸等部落。有些牧人和猎人一直毗邻而居，为争夺水源、牧（猎）场经常发生冲突。但大部分牧人由于游牧生活和长途迁徙，同猎人的活动地带相距日远。二者之间的语言差别也越来越大。牧人形成一种各部落相互大致听得懂的科伊语。这样，经过漫长时间，牧人不仅在生活方式而且在语言上也同猎人完全分开，他们自称“科伊科伊”——“人中人”的意思，后来荷兰人因其倒吸气的发音奇特而称他们为“霍屯督”（口吃者）；科伊牧人把猎人称为“桑”，荷兰人则称之为“布须曼”（丛林人）。科伊人的畜牧经济显著改善了食物供应，使较多的人口可以聚居在一起。由于人口繁殖，氏族公社扩大、分裂，形成了部落组织，建立了酋长制，它的规模一般比猎人氏族公社大20—50倍。父系氏族包括若干个家长制家庭公社。家畜是科伊人的主要财富，归大家庭所有。由于牧人从猎人中分离出来，南非终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牧人和猎人的产品的不同引起他们之间产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是小量的，带有偶然的性质。因为双方的自然产品差异并不大——大多是动物产品（皮毛、肉类），这自然影响交换的经常进行和进一步扩大，然而这一种交换总算在非洲最闭塞的自然经济中打开了小小缺口。
西方一些研究南非历史的史学家曾认为科伊人对殖民者“未做什么抵抗就退出历史舞台”，并以此来解释科伊人部落组织迅速瓦解的原因。[17]他们之所以形成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史学家在处理史料时混淆了桑人与科伊人，把本来是科伊人对殖民者的抵抗都看成是桑人的抵抗，舒拉·马克思在她的很有创意的论文《17和18世纪科伊桑人对荷兰人的反抗》中对这种混淆做了澄清；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史学家忽视了科伊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
科伊人从狩猎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标志着生产力前进一步，但此后生产力发展仍然缓慢。科伊牧人的生产工具与桑族猎人一样仍以石器工具为主。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证明，科伊人在与南非境内的班图黑人接触而受其影响之前，没有进入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18]大部分科伊人居住在南非西部地区，小卡鲁地带，稀少的雨量和酸性的土壤严重妨碍了植物的种植，由于气候干燥，蒸发过分，雨量少于500毫米，不适于种植。科伊人一直维持着单纯游牧经济，没有从事任何种植业，他们缺乏人工种植提供的淀粉食物来源，仍以野生块根为主要植物性食物。开普山地和卡鲁地带的周期性旱灾经常使畜群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迫使遭灾严重的科伊人暂时退回到狩猎生活。干旱和土壤贫瘠造成牧场载畜量很低，经营粗放，不得不实行长期轮牧；为了避灾度灾，牧人需要同时拥有几个冬季和夏季牧场，这就使得每一个牧人家庭公社需要占有非常广大的牧地面积才能维持生存，从而使科伊人的人口分布仍然十分稀疏。据科尔布估计，1652年奥兰治河以南的科伊人总数约20万人；锡尔估计只有45000—50000人。[19]后来的历史说明人口太少给这个民族的命运增添了悲剧的色彩。频繁的旱灾往往迫使同一部落的各个氏族公社各自迁徙，自找适宜的牧场。相距过远的氏族公社常自成一部落，或与其他部落的氏族公社结合。原来的部落联系形存实亡。争夺水源，损坏牧场，劫掠畜群和抢夺妇女（对于人口稀少的民族，妇女意味着人口——劳动力），经常引起科伊人的部落战争。自然灾害使战争更加频繁。战争进行得很残酷。科伊牧人虽然尚未拥有“蛮族的铁剑”，但他们使用的毒箭往往造成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出于种族自保的意识，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部落战争，在迁徙时各部落有意在相邻的部落之间隔开广阔的“边境地带”。[20]这一切使得科伊人氏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十分松懈；部落酋长的权力很小。酋长甚至无权干预他所在氏族的成员的争端，而必须由该氏族头人来解决。氏族成员并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部落酋长，后者也不擅称要统治他们。可见，在南非自然条件下，科伊人的单纯游牧经济所形成的部落之间和氏族之间的联系极端薄弱，加上僻居荒漠高原所形成的孤立性，正是科伊部落组织软弱无力和松懈涣散的根源。恰恰是科伊人的这种弱点在殖民时期使他们的部落组织被荷兰殖民者轻易地打散。科伊人很少能以部落为单位对殖民者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而大多是进行分散的、零星的，然而是顽强的抗击。许多史学家因之都把他们误认为是桑人。公元二千纪上半期，朝着奥兰治河方向开始南下的班图黑人（其中的苏陀—茨瓦纳人）[21]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南非西部地区科伊人与世隔绝的闭塞状态。班图黑人带来了炼铁和锻铁技术。西部科伊人主要与奥兰治河以北的苏陀人接触，通过交换从苏陀人那里获得铁器和山羊。最晚到18世纪初[22]，科伊人已经学会锻铁、炼铁和冶铜术（用炼铁方法冶铜）。大概到这时候，金属工具才从科伊人手中取代了石器工具。金属的普遍使用及与班图黑人贸易的开展，使科伊人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有些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牲畜财富积累大量增加，贫富分化现象逐渐出现。在猎物稀少地区，桑族猎人为取得经常的食物供应，往往依附于科伊人公社，充当科伊富人的猎手、牧工和扈从，并学会科伊语，逐渐被吸收到牧人的经济和文化中去。在17—18世纪，正当科伊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逐渐加强，家庭公社贫富进一步分化，而巩固的部落联盟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荷兰殖民者闯了进来，侵占科伊人土地，从此完全中断了科伊人发展的进程。
[1]Gray,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4,p.420.
[2]Trevor-Roper,H.，“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in Wilson M.，&Leonord Thompson,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Ⅰ,p.Ⅷ.
[3]Theel,G.，“Portuguese in South Africa”，in F.Ellenberger,History of the Basuto ,New York,1969,p.6.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5]Livingstone,D.，A Popular Account of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Af rica ,London,1875,p.48.
[6]Schapera,I.，The Khoisan Peoples of South Africa ,London,1960,pp.19,292.
[7] 埃尔菲克对此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这与牧人的“军事力量较弱”有关系。见Elphick,R.op.cit.，p.42。
[8]Andrew Sparrman,Hottentots,in Davidson,B.，The African Past ,Longman,1964,p.261.
[9] 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注4。
[10] F.Ellenbergar,op.cit.，p.XX.
[1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pp.28-29.
[12]Fyfe,C.，ed.，African Studies since 1945 :a Tribute to Basil Davidson,Longman,1976.
[13]Fage,J.D.，& R.Oliver,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p.609.
[14]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p.56.
[15] 黄肤色桑族猎人身材矮小，平均身高145厘米；黄肤色牧人身材比猎人高。另一个因素是牧人从经验中知道“自然选择”的严酷威力：没有血缘关系的婚姻会创造出更强健的人种。牧人亲属制度一个显著特点是：兄弟和姐妹之间严守礼节，避免接触，甚至防止他们单独在一起或直接交谈。牧人的生活方式保证此项规定有可能执行。值得注意，在南非除黄肤色牧人外，此种规定绝无仅有。
[1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4,p.425.
[17] Marks,S.，op.cit.，p.55.
[1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3,p.568.
[19]锡尔的估计可能偏低。见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p.68。
[20]据19世纪人类学家记载：科伊人和桑人最怕他们自己的成员之间发生打架事件，因为只要一方在盛怒之下动用毒箭就意味着至少损失两个劳动力，一旦发生打架，全村寨的人就像救火似地跑到现场劝架。参阅The Oxford History of Africa ,Vol.1,pp.51,60。
[21]Oliver,R.，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London,1977,Vol.3,p.598.Gray,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416.
[22] 奥尔德罗格、波铁辛主编：《非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60年，第689页。科伊人学会锻铁的时间肯定要比18世纪初（科尔布看到的时间）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