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班图黑人的牧农混合经济的两种类型
班图黑人也是南非境内最早的居民 在很长一段时期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为了冲淡荷兰和英国殖民者侵入南非的历史事实，颇费心机地力图“证明”非洲人中的班图黑人一族也是“侵略者”。有人公然宣称班图黑人和欧洲人一样同是征服者，是“南非外来人”。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这种荒唐的言论，已不多见。但谬论流传，仍时隐时现。20世纪有人竟编造荒唐可笑的名词“外来的土著”[1]，用以称呼班图黑人。班图黑人早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已出现在林波波河沿岸，比欧洲人早一千多年。更为重要的是，二者性质完全不同。荷兰和英国移民是资本主义时代欧洲殖民扩张的产物。在非洲大陆早期史中，几乎所有非洲民族都处于不断迁徙过程中，迁徙路线的趋向大致是自北而南。迁徙往往是民族融合的前奏。班图黑人南下渡过林波波河与讲科伊桑语的民族（科伊人和桑人）混合，是非洲民族融合中最典型的事例之一。拥有铁器工具的班图农人在德兰士瓦高地同没有铁剑的科伊游牧民族开始了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史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两个民族的相遇没有重演非洲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游牧民族征服农业民族破坏社会生产的故事[2]，而是导致铁器时代农业经济与石器时代畜牧经济的交融和糅合。两个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南非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形成了南非社会前所未有的牧农混合经济结构，促使南非人口第一次巨大增长。这些变化对南非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班图黑人从东非南下的驱动力 班图黑人在东非居住过的许多地区都是萃萃蝇流行区。萃萃蝇传染的疾病严重危害牲畜，限制牧业发展。班图黑人在东非主要从事农业。以低产的非洲蜀黍为主食，只有少量牲畜由家庭小规模圈养。班图黑人的农田种植采取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大片垦荒开田，广种薄收。由于世世代代焚烧森林，毁坏无数植被，引起水土流失，从而破坏生态平衡，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耗尽，使得人口密度超过了土地供应能力。为防止水土流失，班图黑人创造了修造梯田的方法，但也无法根本挽救居住地生态平衡所遭受的破坏。班图黑人不得不持续地向南迁徙，而在他们后面留下一堆堆梯田的废墟。
南下的班图黑人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间的草原上创造了铁器时代农业和矿业的高度文明，后续的班图黑人越过他们继续南下。公元一千纪上半期，首批班图黑人渡过林波波河进入南非境内。从考古发掘可以肯定班图黑人横渡宽阔的林波波河时并没有赶着大批畜群。紧靠林波波河南岸的两个著名遗址马庞古普韦和班班德亚洛，经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班图黑人自己并不拥有多少牲畜。[3]
班图黑人从科伊桑人学到什么 在公元5世纪班图农人居住的哈特比斯鲁特（今比勒陀利亚附近）的铁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考古发掘很少发现牛羊遗骸，其他早期遗址也存在类似情况。公元10世纪班图黑人已扩展到德班附近。但直到公元二千纪初，班图人的牲口仍然很少，养牛和取奶的知识也很贫乏。从遗址分布来看，班图人口也较稀少。这种状况是在他们与科伊牧人广泛接触以后才完全改变过来。由于班图黑人与科伊妇女广泛通婚，最初在德兰士瓦高地，以后在东南近海地区，科伊牧人同班图农人互相融合。铁器时代的班图黑人发展程度比石器时代末期的科伊人高，因此前者吸收了后者的成果。这些地区的石器工具逐渐消失。德兰士瓦象池遗址的铁器时代遗物包含大量石制器物，有力地证明这两种文化的合并和融合。[4]科伊牧人善于饲养和牧放牲口，对班图黑人畜牧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今日东南班图语中，凡是牛、羊、奶等畜牧方面的词汇全都来源于科伊桑语。[5]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令人不解的奥秘，我们可以从大量考古遗址所揭示的科伊牧人与班图农人的交融关系中得到一把解开奥秘的钥匙，恩戈尼语（包括祖鲁语、科萨语）中有大量科伊桑语特有的“倒吸气音”，这是班图族与科伊族之间存在十分密切关系的又一有力佐证。[6]
班图人农牧混合经济的出现 可能由于南非境内少有萃萃蝇肆虐的地区，公元二千纪上半期，班图社会中出现畜牧业愈益加强的趋势。畜牧业由原来辅助农业的、小规模的家庭圈养发展成为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的草原牧放。班图黑人的农业经济逐渐变成以牧业为主的牧农混合经济。南班图黑人自公元2—3世纪渡过林波波河后，从语言学上分成两大支：一，讲苏陀—茨瓦纳语的黑人，二，讲恩戈尼语的黑人。恩戈尼人依后来定居地区又分成北恩戈尼人（以祖鲁人为主）和南恩戈尼人（以科萨人为主）。这些变化对南非早期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以拥有牲畜财产为特点的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公社在班图社会中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二、人口大量增加，德兰士瓦中部一些遗址证明，当地人口从石器时代最高峰时的几百人增加到几万人。三、扩大了班图人居住地带。此前，从事单一农业的班图黑人选择居住地区时，因为首先需要满足农作物对充沛、稳定的雨量的要求，因而长期限制了他们向南非辽阔的、雨量不稳的高草原地带扩展。德兰士瓦西南部、奥兰治和纳塔尔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面积广袤的高草原和中草原地带，气候温暖，雨量较多，形成大片丰茂的夏季牧场和全年牧场，十分适于发展畜牧业，但这些地区，特别是西部，雨量不稳，变率很大，严格限制了农作物的种类[7]，使该地区只适宜种植耐干旱的非洲蜀黍。兼管农牧业的班图黑人南下寻找肥沃牧场，在这些地带定居下来。草原的自然条件巩固了班图黑人的牧农混合经济。到15世纪末，班图黑人已扩展到今日奥兰治自由州中部，纳塔尔南部和东开普的一部分。苏陀—茨瓦纳人，北恩戈尼人则大多定居下来，只有南恩戈尼人（科萨人、太姆布人、庞多人等）继续朝凯河方向源源南下。
班图黑人的文化优势 使用铁器工具的班图黑人的牧农混合经济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自然条件以及农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比科伊人单纯游牧经济生产力水平高，而且比较稳定。自从二千纪下半期北恩戈尼人从东海岸引进容易种植的高产的美洲玉米以后（可能在1635年以前就已开始种植）[8]，更增加了自然条件有利地区的农业潜力。过去曾毁灭无数班图黑人公社的周期性饥荒显著减少了。南非班图黑人迎来了人口第二次大增长。据埃伦伯格估计，仅巴苏陀族人口就增加到75万人。[9]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班图黑人炼铁和锻铁技术达到一定水平，铁制工具甚多。他们也炼铜，喜好用铜制作各种装饰品。手工业的分工初具轮廓。班图黑人可用来交换的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比科伊人多得多。牲畜在交换中占重要地位，其他商品都用牛羊估价，如八头母牛可换两块十字形铜块。班图黑人同西部地区的科伊人和桑人之间的交换活动相当活跃。桑人拿野蜂蜜，鸵鸟蛋制成的项珠，野味换取班图黑人的牲口、谷物和铁箭头。班图黑人中出现了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的商人。北部地区特哈平的商人常趁雨季越过沙漠到达奥兰治河边，运来铜匙、象牙手镯、铁项圈、斧子、带倒钩的长矛、鞣制过的鹿皮、烟草等，同科伊人交换牲畜。[10]班图黑人各部落间交易更为活跃。在北部地区，茨瓦纳人和苏陀人开采金、铜、铁矿，拥有重要性仅次于牲畜的财富来源。少数地区还出现了制造精美的陶器和纺织品的手工业。畜产品、谷物、金属、盐以及各种土特产品构成南非地方内部商业网的基础。尽管在南非各民族中自然经济仍占支配地位，但各族、各部落之间交换的发展，促使狩猎、畜牧、农业、手工业几个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交换关系，成为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这对于促进南非社会分工起了有益的作用。猎人、牧人和农人对彼此产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经常进行，他们各自都有意识地为交换而生产一部分不是供自己消费的产品。
交换的发展对班图部落社会内部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单个生产者的自由交换同部落酋长的垄断交换发生矛盾。按传统习惯，班图黑人之间的交换必须通过部落酋长进行。但随着部落内部经济的发展，酋长对一切交换的垄断维持不住了。家长制家庭公社是班图部落社会内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的单位。每一个家庭公社住在一座“克腊尔”（Kraal,村寨）里，家族成员包括同一父亲所生数代子孙及其妻子。班图黑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家庭规模比较庞大，有的包括20至40个成年男子。这种多妻分房制度极易促成家庭公社内部个体家庭的形成。家庭公社在部落分配的土地上放牧和耕种，产品归大家庭分配享用。这种家庭劳动是牲畜、谷物等财产积累的基础。随着牲畜大量繁殖和交换的发展、家庭公社私有财富的增加，生产者力图冲破部落酋长对交换的垄断，自然形成了一种愈益加强的趋势。其次，交换的发展促进班图部落内部贫富现象的产生，成为破坏原始经济平等的因素。那些拥有大量牲畜的富裕家族往往通过“牲畜借贷”使本部落的穷人在经济上依附自己，并且利用一夫多妻制的广泛的亲属联系在部落中树立本家族的支配地位，成为“当权家族”。班图黑人的部落酋长虽然形式上仍由选举产生，但“不属于当权家族的人，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被选为酋长”。[11]富裕家族成为部落上层以后，其他公社成员就负有为他们放牧、耕地、盖房、修圈的义务。部落拥有的畜群越多，越容易为自己招募扈从。由不同部落人员组成的扈从队往往成为酋长私人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扈从制度后来在南非班图黑人一些部落中起了促成王权产生的作用。可见，牲畜财产的不平等已使班图部落成员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逐渐变成依附和服从的关系。
下面把班图人的牧农经济结构按人口的稠密稀疏分成两种类型进行分析。
北部地区（稠密型 ）的农牧经济结构 由于环境不同，在班图黑人居住的南非南北两个地区交换的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班图黑人的牧农混合经济中的农业和牧业的比重是依据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而形成的，在乌姆齐姆库卢河和奥兰治河以北的北部地区，是班图黑人定居较早的地区，经过几百年的垦拓和人口繁殖，这些地区人口密度较大，生产、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程度较高。牧业虽占重要地位，但种植业（特别是在引进玉米以后）所占的比重比南部地区大得多。农牧混合经济所生产的大批牲畜和玉米提供了剩余食物，为北部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比较稳固的基础。德兰士瓦东部的帕拉博鲁瓦地区，萃萃蝇一度流行，土壤瘠薄，但矿产十分丰富，自从有了外地的牲畜、谷物的充分供应，当地居民就以矿业为主，生产大批铜、铁金属用品，用来换取牲畜、谷物等商品。“这里听得见槌声轰鸣，听不见牛羊哞叫声。”[12]到了17—18世纪，随着德拉戈阿湾（今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湾）海外贸易的开展，欧洲商人大量收购象牙和贵重毛皮，直接刺激了内外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部落卷入了商业经济活动，扩大了商路和市场的规模。聪加商人从内地收购象牙、毛皮、牲畜运到德拉戈阿湾，又把黄铜、镯子、布匹、珠子等欧洲商品运回内地。佩迪人酋长甚至派遣商队到沿海一带活动。班图族商人开辟了总长达1200公里的商路，这些商路从北部马拉维人地区往南延伸，经过佩迪人居住的索特潘斯山区和文达人的高草原区，径穿纳塔尔，直到南恩戈尼人地区，形成自北到南的内陆商路。[13]德兰士瓦西部也有一条贯穿整个高原，直到德拉戈阿湾的自西而东通过海口的外贸商路。铜、盐、铁等货物通过这些商路进行长途交换。居住在这些商路要冲的部落酋长利用地利条件开征商税，作为保护商路和市集的代价。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拉戈阿湾市场的象牙供不应求，利市百倍，北部地区许多部落酋长趋之若，力图完全垄断象牙贸易。他们手中拥有大批牲畜、谷物、毛皮和手工制品，经济力量雄厚，能够建立许多猎象和贩运象牙的社会组织（扈从队），控制了自然资源。在北部地区，欧洲商人无法大批渗入内地直接经商。班图黑人和欧洲商人的经济交往主要限于沿岸海港。德拉戈阿湾不仅有葡萄牙商人，也常有英、荷、法等国海船停泊，他们的互相竞争，提高了象牙价格并使非洲人在象牙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地位。在垄断贸易方面最突出的是祖鲁人丁吉斯瓦约酋长，他在纳塔尔甚至建立了一个有一百人做工的皮革加工工场，向葡萄牙商人出口毛皮。[14]这些有利因素使北部地区的酋长能够有效地维持他们对象牙 、毛皮贸易的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商业利润，从而壮大他们的经济力量。
北部地区农牧混合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要求突破部落组织结构的程度。从18世纪末开始了部落广泛联合的过程，有的通过和平途径，有的通过武力征服。适应部落发展规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同龄兵团”军事制度，大大促进了班图黑人从部落过渡到民族的过程。这种打破部落界限、按年龄等级组织起来的作战队伍，成为把各部落联合为国家的重要手段。“同龄兵团”的给养供应完全仰靠“王族领地”。每一个“同龄兵团”都由属于首领所有的牛群供给肉和奶，谷物供应则靠聚居在“领地”内的大批妇女从事农耕。首领依靠垄断贸易和征服战争来扩大畜群的来源和规模，因此战士的给养情况都与首领拓疆扩土的征服战争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5]这种军事制度还有利于培养来自各部落的战士共同的民族感情和对首领（国王）效忠的信念。单纯的游牧经济在南非自然条件下很难形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但在南非北部地区“有了可靠的农业生产，王族的游动畜群就把各部落臣民紧密地聚集在统治者周围”。[16]18世纪末以后在非洲大陆创建起来的几个最突出的民族国家——恰卡的祖鲁王国、莫舒舒的巴苏托王国和索布虎查的斯威士兰王国——都出现在南非的北部地区，并不是偶然现象。在南非北部地区，班图黑人无论在人口上、经济上或社会组织上都拥有比较强大的力量。班图黑人建立在农牧混合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组织强大有力，使奥兰治河以北的班图各族人士能够在二百多年时间里（直到1836年）把欧洲的早期殖民势力限制在南部非洲的边缘地带。
南部地区（稀疏型 ）的牧农经济结构 在南部地区，南恩戈尼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与北部地区相比有很大不同。当北恩戈尼人已定居下来，南恩戈尼人（科萨人、庞多人、太姆布人等）还在从纳塔尔继续南下。这股南恩戈尼人在公元二千纪中期继续南迁，在南非史上起了很大作用。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南迁过程中与东开普的科伊人、桑人互相融合；更重要的是他们比荷兰殖民者至少早一个多世纪迁入南非的肥沃的东南地区（大鱼河流域）。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极力歪曲历史，胡诌什么最先据有南非——至少是南非大部分——的，是白人而不是班图黑人（他们根本无视桑人和科伊人的历史存在），根据占有的先后，南非是白种人的国家，喧宾夺主的倒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并提出大鱼河以西没有班图黑人居住的“论点”。[17]现在历史学家一般都不接受这种“论点”。因为不仅考古发现证明西开普一些地区早在殖民时期以前一千年就有相当数量的非洲人口，而且欧洲人的文字材料也证明大鱼河以西地区早已有班图黑人居住。[18]
在南恩戈尼人的牧农混合经济中，种植业所占比重较小，牧场载畜量也少，可以供应的食物比北部地区少得多，所以人口迅速增长成为推动他们不断南下寻找肥沃新牧场的动力。科萨人走在南迁浪潮的最前头。16世纪他们已经进抵凯河流域地区。这一事实已为16世纪在东海岸遭海难的葡萄牙水手提供的证据所证实。1552年、1554年和1593年葡萄牙海难者在庞多兰、乌姆塔塔河和姆巴谢河遇到的黑人都是（南）恩戈尼人。[19]这与班图黑人口头传说印证也是基本一致的。从纳塔尔南部到凯河一带雨量丰富（750—1000毫米），溪流密布，终年长流，全年大部分时间牧草丰茂，纬度较高（南纬31°—34°）却无霜冻；既适于畜牧也颇宜农耕。惟有瘠薄的红壤是较为不利条件，限制了种植业的发展，使牧业继续维持很大的比重。居住在靠近流水河谷和山坡地带的科萨居民人畜兴旺，迅速繁殖起来，据估计在姆巴谢河以西地区科萨人的人口迅速增长到10万之众，拥有36万头牛。[20]渡过凯河以后，展现在人畜迅增的科萨人面前的是，雨量和植被更加丰饶的南非东南地区。17—18世纪科萨人继续朝西南方向迁徙。越往南方，雨量的季节分配越均匀，冬雨增多形成良好的冬季牧场。至晚到1622年科萨人已出现在水牛河，与居住在开普地区最东边的科伊人相遇。17世纪末，科萨人进抵大鱼河，18世纪科萨人已居住在布须曼河和松达赫斯河之间的楚尔惠尔德地区。科萨人居住地最远到达加姆图斯河上游的卡里埃加河。科萨人大概还没有越过布伦奇斯胡赫特山和加姆图斯河（东经23.5°）。这个地带成为他们牧牛业的生态边缘。因为由此往西地区的严重酸性土壤很不适宜于科萨人的几乎全部由长角牛组成的畜群。与此同时，庞多人，太姆布人也向南向西迁徙。18世纪南恩戈尼人已分布在南纬30°—40°的广阔地带。这一支班图黑人仍然以频繁迁徙、扩大牧地，来解决人口增长引起的食物紧张。这种传统方法给南恩戈尼人造成的深远后果是，牧业比重进一步加大，人口密度缩小，社会分工发展程度较低，部落之间经济联系发展缓慢。
17—18世纪科萨人的持续迁徙除经济原因外还有政治原因。科萨人的酋长继承制度使他们的政治结构极易分裂。继承法规定：世袭酋长职位由正室妻子的嫡子继承，然而酋长一般先娶“右”侧室（第一个妾），所以庶子往往比嫡子年长，而且经常担任“摄政”职务。右侧室庶子常利用这种有利地位，扩大羽翼，建立扈从队伍，而后伺机率众分裂，到新区另建部落。如上所述，人口大量增长是部落重新分群的经济原因，但这种继承制度无疑对科萨人的当权的沙维家族的分裂起了推动作用。17—18世纪，沙维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发生分裂，产生若干新部落。争夺酋长宝座的阋墙之争多半兵刃相见。失败者或失意者率众渡河而去，他们往往投入科伊人部落寻求避难，或以牲畜换取土地，并与科伊人广泛联姻。这却促进了南非不同种族的融合。分布在水牛河的戈纳人混血集团就是两个民族融合的产物。
科萨人世代不断分裂，严重削弱了部落联盟最高酋长的权力。到18世纪，首邑设在凯河北岸的最高酋长对远居大鱼河的部落鞭长莫及，徒具虚名。最高权力严重削弱，仲裁权威每况愈下，使科萨人争夺牧场的争端日益复杂尖锐，酿成兵祸。对于仍在迁徙的科萨人来说，大鱼河彼岸的土地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他们靠畜群生存，把牧地看成部落的集体财产，但又从未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因为对于部落来说，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块轮牧的牧场上，人走场空，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这就产生了矛盾（后来荷兰殖民者完全无视南非部落历来使用土地的特点，以“无主土地”为名，肆意加以侵占）。当游牧生活方式所发展出来的公社—部落—部落联盟的上下级服从关系，因不断分裂而被打乱时，这种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矛盾就变得异常复杂了。此外，科萨人的新区——东南地带的土壤类型和雨量变化很大，毗邻地区咫尺之间往往一个牧场遭受干旱折磨，草枯泉竭，另一个却风调雨顺、牧草丰盛，因此，觊觎邻区牧场频添了土地争端。当一个新迁来的科萨人部落要把新区土地当看本部落财产，遇到的唯一障碍是宣称早已把该土地加以“占据”的另一个部落，在仲裁权威消失的情况下，部落战争便是科萨部落用来保护财产和攫得财产的常用方式。因此，18世纪进入大鱼河流域的荷兰人和19世纪接踵而至的英国人见到的科萨人部落，是众多稀疏散布在广阔地区的小而分散、互相敌视、陷入频繁战争的“小部落”，而不是他们后来在北部地区所见到的强大而巩固的部落联盟和国家。
南部地区的贸易情况更使科萨人处于不利地位。17世纪中叶，南部地区已存在一条把科萨人同奥兰治河中下游沿岸的科伊人及北部矿区的茨瓦纳人联系起来的商路。这条商路后来继续往西南延伸，同开普敦连接起来，贸易范围更加扩大。科萨酋长与北部地区酋长一样，力图垄断各项贸易，尤其是牲畜贸易，以增强自己的势力，但他们无法垄断贸易。在北部地区欧洲商人的活动主要限于海港地区，酋长垄断的主要货物是象牙；而在南部地区，欧洲商人从1702年以后已逐渐深入到内陆大鱼河一带。科萨人的土地与欧洲人活动地带是相连的，“边界”长达一百多英里。科萨人居住地又特别分散，无法把关设卡。每个家庭公社都拥有贸易的主要货物——牲畜，酋长们不仅无法垄断贸易，连商税都难以征收。因此南部地区的大规模牲畜贸易既没有增强科萨酋长的经济力量，也没有起到加强权力集中的作用；相反，却对科萨人社会起了分解作用。私人进行的牲畜贸易对家庭公社的贫富分化产生很大作用。马雷在《迈尼厄和第一个布尔共和国》一书中提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荷兰人采取的贸易方式剥夺了某些科萨人的牲口，在东部边区出现了科萨人“流浪者阶级”。[21]另一方面由于牲畜市场需求的猛烈冲击，促进了个体家庭对牲畜的直接占有。这一切终于使科萨人与欧洲商人的直接交易迅速取代了传统的氏族首长、酋长对交换的垄断。拥有大批牲畜的科萨人同欧洲商人交换的愿望十分强烈，有些科萨人渡过大鱼河前来进行交换。同时，这种不受部落或公社控制的私人财产（牲畜）的积累和牲畜贸易，促使家庭公社或个体小家庭渡河自行寻找牧场。有些科萨人散居在欧洲人活动的地带，割断了部落和氏族公社的联系纽带，对部落结构起了很大瓦解作用。但是，科萨人部落内部正在萌发的社会矛盾在相当长时期内被科萨人与白人殖民者的民族矛盾所掩盖。
科萨人在大鱼河遇到了与部落间互市大不相同的贸易对手：白人商人对牲畜的需求漫无限制，远远超过科萨人可能和愿意提供的牲畜数目。科萨人的牧业生产力有限，用于交换的牛羊头数不能超过畜群自然增殖的数目，否则将会缩小畜群规模，并影响来年自己的消费。科萨人的畜牧业是自给性生产，绝大多数畜产品是直接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牲畜用来交换也是为了满足直接的生活需要。他们远不具备大规模生产商品畜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因此，科萨人用牲畜换来的黄铜饰物、铁器、玻璃珠子等物品在不长时间内就达到饱和状态，以致供过于求。结果造成牛价上涨，降低白人商人的利润，1752年进入科萨人地区的荷兰人发现牛价上涨很多，使他们无法购买。[22]同时，科萨人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主要的社会财富——牲畜大量地拿去交换已经充斥市场的日用品。远在内地的科萨人不知道从18世纪初开始，他们在毫不知觉的状态下已经逐渐被拖进了世界市场，他们在大鱼河谷地饲养的牲畜早已被用来供应大西洋——印度洋航线上的水手和旅客的盘中餐，早已成为开普半岛上的两洋航线“海上饭店”的桌上佳肴。白人对牲畜贪得无厌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使得科萨人畜产品的外销成为白人的“首要利益”。为了这个“首要利益”，在全世界荷兰人已经使许多殖民地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多少民族正在从地球上消失。用武力夺取那通过贸易已得不到的足够的牲畜，仅仅是荷兰殖民者“温和的商业”的另一种形式，而用殖民暴力大规模地侵占饲养牲畜的土地，才是荷兰殖民者给南非原住民[23]带来的真正灾祸。第一批荷兰殖民者跟在商人后面，在加姆图斯河和大鱼河之间地带定居下来是一个噩耗，预示着一伙掠夺成性的殖民奴隶主正在贪婪地窥视着科萨人在大鱼河沿岸牧草丰茂的土地。就是在大鱼河两岸，此后一百年，面对着拥有火器装备的殖民者，科萨人的社会经济结构，部落组织和民族力量都将受到严重的考验。
[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第1卷序言认为，在所有的词语中最惊人的莫过于白人南非官方文件中曾使用的“外来土著”（foreignnative）一词。见第 Ⅺ 页。
[2] 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第8章。
[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3,p.574.并见戴维逊前引书第222页。
[4] Ibid.，p.609.
[5]Ehret,C.“Castle-Keeping and Milking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The Linguistic Evidence,in Journal ofAfrican History ,1967.8:1,p.17.
[6]带有“倒吸气音”的语汇在科萨语中占1/6,在祖鲁语中占1/5,参阅The Cambridge His tory ofAfrica ,Vol.3,pp.617,687。
[7]Fitzgerald,W.，Afric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ts Major Re gions ,London,1957,p.166.
[8]在1637年前玉米可能就已由葡萄牙海难者带到东海岸。参阅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p.109。
[9] F.Ellenberger,op.cit.，p.302.
[1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4,p.417.并见奥尔德罗格、波铁辛前引书第695页。
[11] 奥尔德罗格、波铁辛前引书，第699页。
[1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3,p.604.
[13] Ibid.，p.409.
[1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1,p.115.
[15]Fortes,M.，and Evans-Pritchard,E.，eds.，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1950,pp.31-32.
[1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1.4,p.7.
[17] 约翰·根室：《非洲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561页。这位记者还列举了南非政府高级官员关于白人殖民者没有占领班图黑人土地的强词夺理的说法。
[18] 主要是15—16世纪葡萄牙人的航海纪录。例如葡萄牙人记载1497年达伽马船队沿着开普东海岸航行时，经常看到陆地上一片火光，因而把东开普称为“火地”。这肯定是当地居民“刀耕火种”焚烧树木的火光。而在南非所有民族中只有班图黑人从事种植业。可见15世纪末东开普沿岸可能就有班图黑人居住。
[19]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pp.78-85.
[20] Ibid.，p.107.
[21] Neumark,D.，op.cit.，p.102.
[2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Africa ,Vol.4,p.437.
[23] 本书“原住民”和“土著”两词兼用，均无任何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