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荷兰殖民者的经济结构

落后的经济结构　进入内地的移居人口绝对数量毕竟很少，为什么土地扩张的范围如此广阔，持续的时间如此长久？这与布尔殖民者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吸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布尔人的经济逐渐形成一种以牧为主的粗放式的奴隶制经济。以下四方面因素使这种落后经济与土地扩张密不可分 ,并使其文化吸取已经带有与宗主国荷兰人不同的特点：

一、荷兰移居开普的“移民”大多不是在国内贫无立锥之地的破产农民，最早一批移民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及其家属。他们与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大部分移民的情况大有不同。其中影响至深的一点是，他们在开普补给站刚建立不到六年，受当时大西洋贩黑奴潮的影响，1658年就引进奴隶制。^[1]从此不仅农场劳动由熟谙农事的西非黑人奴隶担负，甚至高度熟练的手工业技艺也由从东南亚输入的马来奴隶操作。到18世纪末，奴隶人数达到2.5万人以上，超过白人人数。^[2]白人移民依赖奴隶劳动，形成一种厌恶和鄙视劳动的恶习，甚至排斥需要体力劳动的任何工作。久而久之，他们以皮肤白晰自傲，几乎丧失了技巧劳动的技能。在开普城镇无以为生或不拥有竞争条件的白人，甚至穷困潦倒的白人，绝大部分进入内地，寻求“冒险”、“投机”的新乐园。随意侵占土地，自建中小农场；稍有资产的，便携款进入内地，使用乃至租赁奴隶经营牧场，很快便成为新兴的农场奴隶主。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促使布尔农场主让奴隶使用粗笨工具，实行最粗放的经营。农场主为了向供不应求的开普市场出售最大数量的商品牲畜，“反正有的是土地”，便让奴隶或牧奴去繁殖和放牧尽可能多的牲畜。这种极其粗放的落后放牧方式对土地产生无餍的需求，促使布尔农场主不断扩张土地或迁徙到新区去占领新牧场。

二、进入内地的殖民者一般均缺乏充足资金和精巧的生产技能，而南非高原土地却是无限广阔。粗放的、硕大无边的大牧场是布尔人利用巨大面积土地的最有利的形式。1714年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制定“租地农场制度”。按此规定农场主只需要交纳名义上的“租金”就可以在内地无限“租地”。这个制度颇适应殖民地那些厌恶劳动，缺乏资金的殖民者的需要。这些殖民冒险者进入内地只要携带足以把科伊人或桑人赶走或消灭的火器，就可以把几千英亩土地变成自己实际上的私有财产。由于土地可以随意侵占，一般农场面积均在6000—7000英亩以上，甚至大到2—3万英亩。^[3]布尔人除了有条件引进荷兰较好的牛种以外，其牧业经济较之科伊人，特点和优势并不明显，主要不是表现在牧业技术的先进和资本的集中（集约经营），而是表现在少许资本以极粗放的方式投在更大的牧地面积上。不断扩大土地面积成为布尔农场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命根子。布尔人无论是为了向开普市场出售更多的商品畜而扩大生产规模，或者为了农场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家族规模的膨胀）而扩大生产规模，都主要依靠扩大土地面积。扩大土地面积的立竿见影的途径是不断深入内地，侵占非洲人土地。早在18世纪初就开始风行的布尔人整个家族的“大牛车迁徙”，实质上就是一种土地扩张的形式。

三、南非自然地理条件也促使布尔农场主实行以牧为主的粗放经营。自从布尔人越出开普的冬雨地区向东扩张，在塔尔巴赫至布里厄河谷地一线以东，他们就进入干旱的卡鲁^[4]地带。地旷人稀的大卡鲁和小卡鲁地带雨量稀少，水源不足，道路缺乏，交通闭塞，干旱和酸性土壤不宜农耕，只适于养羊。而且，因天时关系经营牧业需要同时拥有3—4个备用牧场，以适应气候变化和避荒的需求。例如当冬天（7、8月）斯尼乌山一带（南纬31°）牧场覆盖皑皑白雪，农场主便把畜群赶到卡鲁地带牧场过冬。

四、布尔人农场主家族往东或往北迁徙，离开普中心城镇越来越远，彼此联系越来越少，受开普文化熏陶的机会也愈益缺乏。闭塞的家族同邻居之间的地理间隔拉大了极限距离，以致望不见邻居家屋顶的袅袅炊烟。许多孤处荒原的布尔人简陋家居中唯一的书籍是一本破旧的《圣经》。家居的祈祷仪式和朗读《圣经》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宗教表达和文化享受。他们的语言口音也越来越多地沾染方言的色彩，其中掺杂的非洲人土著语言的词汇常使开普城镇居民不容易听懂这些千里迢迢来“赶集”的“外地人”口音。这些越来越明显的异地边区牧场文化的特点却起了加固布尔人的以牧为主的经济结构的作用。

由此可见，布尔人使用奴隶和牧奴劳动的粗放的牧农经济结构，在南非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下，加上内在矛盾的作用，它的大规模土地扩张便具有恶性膨胀的性质。实际上，它开启了南非土地大量落入少数白人手中的社会不安定状态的过程。

强烈的殖民性质　布尔人牧农经济的强烈掠地的殖民性质及其部分商品生产性质，造成了以后二三百年布尔人经济与当地非洲人牧农经济的根本对立：即布尔殖民者的牧业和农业生产规模的任何扩大，都要以牺牲当地非洲人利益为前提——它需要不断侵占非洲人土地作为扩大的新牧场和新农场，以至于要让一些被剥夺了土地的非洲人沦为不需要付钱购买的牧奴。在东向和北向扩张的道路上，布尔人首先对科伊人的独立牧业予以摧毁。

在当时南非生产力条件下，不言而喻，布尔农场主摧毁科伊人畜牧经济不是依靠其畜产品的廉价（布尔人不具备这样生产力），而是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殖民暴力的剥夺。火器、马匹和牛车这三件从宗主国带来的“法宝”，使殖民者拥有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布尔人在扩张道路上，越来越热衷使用暴力：强行拉走牲畜，他们的方针是“不失时机地对他们（土著）发动猛烈进攻，如有可能就进行突然袭击……尽可能多地夺走他们的牲畜和人”。^[5]在布尔人扩张所到之处，他们放火烧房，抢走牲畜，摧毁村寨。^[6]

[1] 《范·里贝克日记》（1658年3月26日、28日，4月2日，5月6—9日、19日），载Moodie,op.cit.，pp.122-127。

[2]S.Neumark在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　第10页所引用的1795年奴隶数字为1.8万人，本书此处系采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第4卷，第448页上所引用数字。

[3] 《（1660年5月4日）范·里贝克致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公函》，《范·里贝克日记》（1660年4月6日），载Moodie ,op.cit.，p.205,p.191。

[4] “卡鲁”是科伊语，意为无水。

[5] 《范·里贝克日记》（1659年5月19日），载Moodie,op.cit.，p.125。

[6] Elphick,R.，op.cit.，p.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