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科伊人的反抗和灭亡

光荣的反抗史　科伊人是做过英勇抵抗却终遭灭亡的民族。他们最早的英勇抵抗曾部分地改写了南非早期历史。^[1]1510年3月1日葡萄牙首任葡属印度总督阿尔梅达（F.Almeida）卸任返葡途中，经好望角，上岸劫掠，遭科伊人反击。阿尔梅达被杀，150人随从几被全歼。从此，葡萄牙人对好望角视若畏途，这种畏惧心理成为葡萄牙长期未把开普港开辟为葡船停泊点的原因之一。1659—1660年和1673—1677年，科伊人在部落酋长领导下，同荷兰殖民者进行过两次“科伊—荷兰战争”（史称“霍屯督战争”）。科伊人采取山地游击战方式进行骚扰袭击，迫使开普殖民地的农事陷于停顿。荷兰总督范·里贝克在两年的游击战争中陷入穷于应付的狼狈境地。受到沉重打击的公司雇员和自由市民胆战心惊，有半数人打算搭乘过境船舶回荷兰。但这两次战争中科伊人牲畜和土地也受到严重损失。^[2]此后，由于牲畜贸易和殖民者的不良影响（性病等流行），科伊人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严重侵蚀，部落逐渐瓦解，越来越无法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那些剩下的失去了牲畜、重新过狩猎生活的科伊人，以小股和单兵的形式，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对公司的“牲畜贸易远征队”和白人农场不断进行狙击和骚扰。这些零星分散的抵抗虽历时长久，未能扭转科伊民族衰落瓦解的颓势。

科伊人的历史颓势　单纯游牧经济在南非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迫使科伊人常常赶着牲畜离开原来部落，投奔牧草丰盛的另一个部落。造成部落结构的极端松散。如果没有外来殖民者的袭扰和干涉，它仍然可能如同过去千百年一样地生活、生存下去，循环反复地隔一定时期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但荷兰人彻底打散了他们的部落结构。以往，某一位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牲畜，他可以用租赁牲畜等方式吸引大批部众归附，以此维系部落的组织。17世纪以后，当酋长由于在贸易中过多销售牲畜和遭受殖民掠夺而彻底失去牲畜和土地时，他就失去了维系部落组织和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牲畜、土地和部落组织的科伊人到处流浪，衣食无着，给布尔农场主无偿提供了大批劳动力。有一个名叫贾格布斯·奥弗利的布尔农场主竟役使了整个村寨的科伊人。大部分科伊人已一无所有，农场主使失去部落组织、仍生活于故土的科伊人沦为农场的终生的稳定劳动力，一般给他们一些马铃薯和牛羊下水，聊以充饥，维持着不致饿死的生活。布尔农场主主要依靠超经济强制手段，利用“饥饿的威胁”，把“主仆关系”的枷锁“套在失去生计的科伊人身上”，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在殖民地初建时，布尔人不可能把科伊人整批地变为牧奴，因为科伊人有自己部落的纽带作为后盾，可以跑回原部落或投靠另一部落。在科伊部落纷纷瓦解以后，18世纪的布尔人依仗殖民地基础业已巩固，便无所顾忌地把失去生计无依无靠的科伊人变为牧奴。农场奴隶主把科伊牧奴当作会做工的牲畜（极其恶毒地诬称为“人形牧羊犬”），擅自审讯和毒打，限制人身自由，敲骨吸髓地剥削他们的剩余劳动。科伊牧奴在所有奴隶中成为最悲惨的阶层。

科伊民族的灭亡　18世纪，残存的科伊人部落的不稳定的经济和日渐凋零的人口又遭到白人移民带来的两大灾祸。1713年从停泊桌湾的欧洲船舶上传来了天花，袭击了毫无防治此病经验的科伊人^[3]，人口死亡殆半，有些部落名称从此湮没无闻。1755年的牛瘟又夺走了科伊人仅剩的牛群，赤贫的科伊人四处逃荒。一部分科伊人逃往东部与居住在科萨人邻区的科萨—科伊混血部落融合。另一部分科伊人，主要是科伊混血种人——格里夸人渡过奥兰治河迁往北岸地区。只有小部分科伊人早先由酋长率领迁往今日的纳米比亚，在纳马人中保存其残余的部落组织和少许的科伊人文化。在西开普地区幸存的科伊人，部落组织已荡然无存，全部生活于开普镇和白人农场中。到1805年南非境内科伊人只剩下20006人。19世纪以后在南非境内科伊人已不成为民族了，这个南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已经悲惨地消灭了，只在有色人种中留有他们的血脉后裔。

长时期生活、劳动在开普城镇和白人农场中，科伊人仆役、牧奴同黑人奴隶和少数白人大批地混血（白人殖民者强迫或诱使科伊女人非偶同居），形成了今日南非庞大的有色人混血集团的渊源。^[4]这个人种集团基本上采用欧洲人的语言、宗教甚至生活习惯，失去了科伊人的特征。

失去科伊人特征的“科伊人”还有更加悲剧性的遭遇。他们在促使其他的科伊人消失过程中起了“自毁长城”的作用。西方殖民者充分利用科伊人四分五裂的弱点，施展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伎俩，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个消灭：殖民当局招募“忠诚的”科伊人当兵（或加入民团），让科伊人打科伊人。布尔人“剿灭”东部非洲人的民团中，科伊仆役的人数超过布尔人。这些既擅长骑乘又熟悉地形的科伊仆役配备了火器，在后来与东部的科萨人作战中，成了殖民当局的一支“王牌部队”。

[1] 西方有些史学家曾认为科伊人对殖民者“未做什么抵抗就退出历史舞台”。

[2] 《范·里贝克呈交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的报告书》，载Moodie,op.cit.，p.132。

[3] 当时牛痘苗尚未发明，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尚未传入南非。

[4] 南非有色人混血集团的形成极其复杂，此处不拟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