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袁牧之及其《马路天使》

袁牧之导演、编剧，吴印咸摄影。赵丹饰小陈，周璇饰小红，魏鹤龄饰老王，赵慧深饰小云，王吉亭饰琴师，钱千里饰剃头司务。明星影片公司1937年出品。

1930年代初，中国电影因为时代大潮的推动，其发展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大批新文艺家走上银幕从事电影创作。袁牧之就是其中具有独创性的导演艺术家。他的《马路天使》是中国左翼电影成熟时期的代表作。1930年代是中国电影以有声片取代默片的交替期，《马路天使》又是中国有声电影趋向成熟的代表作。

袁牧之（1909—1978），原名袁家莱，浙江宁波人。1922年读中学时就参加学校演剧活动，还加入应云卫等组织的上海戏剧协社。大学时期又参加朱穰丞的辛酉剧社，主演《狗的跳舞》《万尼亚舅舅》等外国名剧，创作独幕剧集《爱神的箭》《两个角色演底戏》，显示出优秀的戏剧才能。1930年，袁牧之放弃大学学业投身左翼戏剧运动，主演《五奎桥》《回春之曲》《怒吼吧！中国》等剧目，创作《一个女人和一条狗》等剧本，并结合自己的舞台演剧经验，出版《戏剧化装术》《演剧漫谈》等著作，在当时剧坛颇有声誉。1934年袁牧之参加左翼电影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创作电影剧本《桃李劫》（1934），主演电影《桃李劫》（1934）、《风云儿女》（1935）、《生死同心》（1936），编导《都市风光》（1935）、《马路天使》（1937）等影片，极大地推进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

《桃李劫》是袁牧之编剧并主演（饰陶建平）的第一部电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栋梁。”优美的《毕业歌》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但从建筑工艺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陶建平和黎丽琳走进社会不久，就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处处遭到冷视、欺骗和侮辱，最后或被贫困夺去生命，或无奈偷窃而入狱，他们为社会谋福利的理想完全破灭。写这部作品，袁牧之已经从他早先话剧创作着重描绘青年知识者的感情世界，而跟随他们走进社会底层，表现他们的悲愤、痛苦和挣扎，批判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接着，袁牧之饰演了《风云儿女》中的青年诗人辛白华和《生死同心》中面目相似的两个角色：革命者李涛与华侨青年柳元杰。舞台上“千面人”的不凡演技在银幕上同样出彩，并且在电影与戏剧的比较中，袁牧之懂得了银幕表演和舞台表演的同与异。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电影导演做好了准备。

《都市风光》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编导这部作品，袁牧之是有感于观众“为什么中国不会产生几部音乐喜剧片”的批评与期待，而对这种类型片的自觉尝试；从电影艺术来说，则是袁牧之“看到欧美有声电影的对于声影艺术的超越的运用”，而中国电影“对于声影艺术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激发他“跟着先进者掘发的途径而努力”。^[1]在这里，他对“音乐”和“喜剧”都有认真探索。影片以父、母、甥、女四农民离开家乡去上海谋生，在乡村火车站观看西洋镜为叙事角度，勾勒出一幅光怪陆离的都市画图，构思巧妙具有丰富的喜剧情趣。在音乐方面，它改变先前中国电影生硬地插入一两支歌曲，或配上几段人们熟悉的西洋曲调的简陋做法，它有黄自、赵元任、贺绿汀创作的配乐和歌曲贯穿全片，以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和连接镜头场面，而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开拓”^[2]。

《马路天使》构思于上海滩的一家小酒馆，得益于与赵丹、郑君里、魏鹤龄、聂耳等朋友的聚谈。这家小酒馆是卖苦力的、卖报的、清道夫、歌女、三等妓女等“下等人”去的地方。这些艺术家聚在这里喝酒、聊人生、谈艺术，同时，他们也看到了那些被社会抛弃的底层人们的苦难人生，并产生了要表现他们的创作欲望。影片描写上海一个弄堂的小阁楼里，住着乐队吹鼓手陈少平、报贩老王、剃头司务、水果小贩和捡垃圾的失业者几个结拜兄弟。他们贫困，但是讲义气，“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小阁楼对面住着从东北流落此地的小云、小红姐妹俩，她们遭受地痞流氓恶势力欺侮，或酒楼卖唱或卖身为妓。小陈和小红相互爱恋，但小红将要被老板卖给一个流氓，他们在大家帮助下避居他处。后来小云不堪恶势力欺压，也找到这里与同情她的老王一起生活。最后，地痞流氓发现小红的下落，为了帮助小红翻窗逃走，小云死在他们的尖刀之下。

影片的突出成就，是真实、深刻地展现了都市社会底层人们的艰难人生。这是一群被侮辱、被损害者，生存极为艰难，生命贱如牛马。然而他们有着正直、善良、同情的人性，有着对于爱情、正义、自由的追求。处于贫困、危难之中，他们如“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每当碰到困难，只要小陈吹喇叭，这些结拜兄弟都会放下手中活计，从不同角落会聚过来，为了他人而贡献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这是影片中出现最多也最感动人的场面。结拜兄弟是这样，小云小红姐妹也是如此。她们俩都爱慕小陈，小陈和小红相恋使小云内心对小红充满嫉妒。但是，当小红将要被卖给流氓而小红小陈又正在闹别扭时，是小云指点小红去找小陈并帮助他们逃走；后来流氓发现小红下落前来捉拿，而家里只有她们俩，又是小云帮助小红逃脱流氓之手而自己丧命。影片反映这些底层人们的痛苦与欢乐、悲愤与抗争，尤其是以正直、善良、美好而遭遇厄运，乃至被毁灭，批判了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黑暗。

该片的剧情结构是展现社会底层的群像，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活图景。与这些底层人们的苦难生存相联系，编导还以生动的影像细节，对那个年代的社会动荡、市面萧条、国土沦陷、白银出口等现实黑暗，以及国民党当局为掩盖其反动统治而粉饰太平的丑陋嘴脸进行了尖锐嘲讽，从而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人生命运中带出大的时代主题。

《马路天使》的影像艺术创造广受赞誉。袁牧之早年舞台演剧就以精雕细琢著称，拍摄《马路天使》，他每个镜头都有精细严谨的设计和独特精湛的艺术呈现。

首先，是电影喜剧样式的创造。影片开头部分多视点的运动镜头有条不紊地介绍主人公，它与人物性格及生活情境相呼应，镜头画面幽默、调皮；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悲剧命运的展开，镜头画面趋于平实、深沉，然而其中的喜剧情调是一以贯之的。如小陈表演“白银出口”魔术是嬉闹的，但老王从报纸上撕下“白银出口”新闻所揭示的现实黑暗是令人悲愤的；小红和小陈隔窗相望谈情说爱是欢快的，但小陈因为误会而借酒逼着小红唱《天涯歌女》歌，爱慕小陈而雨夜等候在路旁屋檐下的小云是忧伤的，所呈现的现实人生都是沉重的。深受卓别林影响，此片以喜剧情调展现一幕幕悲伤的社会现实，笑中含泪，幽默、风趣而又有深刻的现实内涵。

其次，是它注重视觉形象，其现实内涵力求通过画面，特别是细节表现出来。全片似乎并无中心事件、核心情节，而是以一个个生活细节、生活片断，去展现都市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及那个社会卑劣龌龊的现状。马路迎亲、小红卖唱、小云街头拉客、阁楼对唱、老王查报、打官司、小红逃走、大闹理发店、粉刷太平里、小云被刺，等等，这些通过视觉形象表现出来的细节和场面都有丰富的现实内涵和浓浓的电影味。此外，小阁楼的空间逼仄、拥塞混杂，和“大世界”及律师事务所的高耸入云、富丽堂皇，这些影像空间寓示着社会的不公平和底层人们生存之艰难；小云半夜等候在大雨滂沱的路边屋檐下，其脸部光影的明暗使其形象成为一个剪影而体现出矛盾复杂的内心情感，影片的光影运用探入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世界，等等，都说明编导善于运用影像造型来进行电影创造。

再次，是对于声音及声画蒙太奇的探索。袁牧之在他最初的《桃李劫》剧本创作中，就有意识地探索有声电影的表现艺术。这种探索经过《都市风光》的发展，至《马路天使》更为成熟。在这里，无论是对白、音响，还是歌曲、配乐，它们与画面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成为完整艺术构思下有机结合的表现手段。即以影片中田汉填词、贺绿汀作曲的两支著名插曲来说，《四季歌》的演唱描绘出小红卖唱的悲惨人生，更与画面渗透，表现了东北沦陷、山河破碎、家毁人亡的民族灾难；而小红两次演唱《天涯歌女》歌，却融入了不同的心绪，表现了不同的情节内容和人物之间的不同关系。这些优秀的艺术创造，标志着1930年代中国有声电影的趋向成熟。

最后，《马路天使》还促使中国有声电影表演走向成熟。此前《神女》等代表了中国默片的表演艺术水平。就有声电影而言，虽有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等可喜的探索，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舞台腔、表演过火等不足。《马路天使》的表演趋向生活化、电影化，主要在于：一是导演比较“克制”，使演员表演不泛滥、不过火。赵丹当年先后参加《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的演出，他认为两位导演都“善于把演员对人物的创造纳入他的创造中去”，但沈西苓对演员的处理比较“放纵”因而全片艺术创造有些地方不够严整，袁牧之要求表演“克制”所以全片艺术创造完整和谐。^[3]即便是镜头不多的赵慧深，她嘴唇紧闭、目光抑郁、表情冷漠，揭示出一个被欺侮和歧视的下等妓女的内在心灵，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二是导演善于为演员寻找动作依据，使演员避免“演表情”的弊端，表演自然、朴实。如小红在酒楼唱《四季歌》一场戏，袁牧之让周璇不要去演表情，只让她搓弄自己的辫梢，下意识地用自己的小手帕把两个辫梢扎起来，辫梢扎好歌也恰巧唱完，表演生活化而又有性格和情感深度。当时年仅17岁的周璇，就因为质朴无华的表演和甜柔清脆的歌喉而成为影坛明星。赵丹在该片拍摄中也受益良多，并在后来的《乌鸦与麻雀》等片中达到其表演艺术的高峰。

《马路天使》因其精湛的艺术创造而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4]。抗战爆发，袁牧之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奔赴前线、后方进行演剧宣传活动，并在汉口主演了电影《八百壮士》（1938）。1938年秋袁牧之去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建立延安电影团。同年10月开始编导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与作曲家冼星海去苏联考察学习，并完成该片的最后制作。在苏联期间，袁牧之曾跟随爱森斯坦拍摄过电影，还参与导演了关于哈萨克诗人江布尔的纪念片。

1946年初回国后，袁牧之参加接管伪“满映”，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并担任厂长。1949年3月受中共中央指示，负责筹备组建全国电影事业的领导机构。新中国成立，他担任国家文化部电影局首任局长。袁牧之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袁牧之：《漫谈音乐喜剧》, 《电通画报》1936年第10期。

[2] 司徒慧敏：《为了这是一个新的开拓》, 《电通》半月刊1936年第9期。

[3] 赵丹：《银幕形象创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4] 黎明：《〈马路天使〉》,1937年7月25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