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和数据方法

一、理论基础

环境监察监测的研究属于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题，涉及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环境科学、政治学、财政学等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因此，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来自于这些学科，本研究中涉及的主要理论有：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公共物品理论、治理理论、财政分权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1910年首先提出“外部不经济”这一概念。外部性的基本特征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生产和消费物品及服务的行为不以市场为媒介而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附加效应的现象。^[1]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现象。阿瑟·庇古是最早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阿瑟·庇古认为商品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的现象，这种不一致的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自行消除，因此需要引入政府干预，政府应当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进行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相等。^[2]庇古的征税思想（后人称为庇古税）成为许多国家排污收费制度的思想来源。

产权理论提供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另外一种思路。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政府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中的作用在于明确界定相关方的初始产权从而为市场交易创造条件。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其《社会成本》一文中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相互性。庇古将外部性问题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因而试图通过把责任负担强加于外部性的引发者来纠正外部性这一观点是不对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如何使外部性的价值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3]，也就是如何明确界定各自的产权问题。一旦产权得以明确，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初始分配并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对初始产权的交易重组，外部性问题可以被有效地内部化，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公共物品（产品）理论提供了关于公共物品的特性、类别与提供方式等方面的知识。狭义的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广义的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的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三大类。萨缪尔森^[4]、布坎南^[5]和奥斯特罗姆^[6]等指出了广义公共物品面临的典型问题，如搭便车问题、排他成本问题、公地悲剧问题、融资与分配问题，并基于不同的物品分类及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如纯公共物品理论、俱乐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广义公共物品的基本供给方式有政府供给、市场供给、社会供给或者是联合供给。^[7]环境产品多属于公共物品，政府在承担主导或监督责任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治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指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模式下，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主体，企业、公众、第三部门、专家学者、宗教组织、国际组织等以其各自的资源优势广泛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8]，正如斯托克所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9]罗兹认为，治理涉及一个全新的社会统治、控制方式转型的过程，作为善治的治理，立意于在一个民主授权的机制下，建立比政府组织更广泛的、更开放的公共事务管理与服务体系。^[10]当前流行的多元协作、协同或合作治理思想都属于治理的范畴。

财政分权理论聚焦于政府间财权配置问题，其一个基本的思想是“财权服从于事权”，代表人物有蒂布特、施蒂格勒、马斯格雷夫、奥茨等。蒂布特提出了“以脚投票”思想用以指导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11]蒂布特假定存在许多提供不同公共产品的收支组合的辖区，可供个人进行选择，个人则通过“用脚投票”，给不同辖区的管理者以压力，以使辖区达到最优规模。施蒂格勒指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更了解辖区公众的偏好和需求，因此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12]马斯格雷夫指出政府财政的三大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与发展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并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应根据受益范围原则划分三大职能。^[13]奥茨通过模型论证马斯格雷夫的分权理论，提出“财政分权定理”。该定理的基本内容是，如果集中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不会节约成本，且不存在辖区间的外部性，那么每个辖区自己提供公共产品会比统一提供所获得的福利至少一样高。^[14]这一定理从效率的角度说明了分权的必要性。

[1] 〔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1.

[2] Piguo. A. C. Eeonomies of welfare（4thedition）[M].London：Macmillan，1932：50—90.

[3] 〔美〕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4.

[4] P. A. Samu 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 istics ，1954 （4）：387 —389.

[5] J.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J].Economica，1965 （125）：114.

[6]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7] 沈满洪，谢慧明.公共物品类型及解决思路[J].浙江大学学报，2009（6）：133—142.

[8] 杨立华，鲁春晓.中国航空应急管理困境解决的多元协作性治理模型[J].航空航天法律与管理专刊，2011（1）：157—171.

[9]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10] 同上注：87—96.

[11] C.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416—426.

[12] G. J. Stigle. The tenable range of func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J].In Federal Expenditure policy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tability，1957.

[13] Richard A. Musgrave.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M].New York：McGraw-Hill，1959.

[14] W. E. Oates. Fiscal Federalism[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Inc.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