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智慧
——怀念汤一介先生

周桂钿

我曾经接受采访，谈汤一介先生跟我的一些交往。汤先生刚逝世，我写了一篇追思稿，题为《学术界领军人物——汤一介先生》。主要讲他最早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领导编纂《儒藏》，表现出杰出的学术领袖气质。

近几个月，我反复回忆汤一介先生与我的接触，发现汤先生对我的厚爱。

十多年前，我曾应北大组稿《我与北大》写了《我与北大三先生》，回忆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三先生跟我的一些交往，稿交给北大，后来没有下落。与此相似的另一件事：北大百年校庆时，也曾向我征稿，主题是“我与一本书”，我写了《我与论衡》，交去，没有下落，也没让我参加研讨会。北大百年校庆很隆重，大名人才能被邀请，我这个小人物未必能在邀请之列。但是，为什么向我征稿，这就使我疑惑。不过，我的《我与王充<论衡>》一文自留底稿，后来保留下来，在别处发表了。

在北大三先生中，我最先接触的是张岱年先生。1979年在山西太原开全国性中国哲学史大会，我曾到张先生住处拜访过他，他与金景芳先生同屋。第二位就是朱伯崑先生。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今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开会讨论《周易》，张政烺提出《周易》八卦卦象都是古代数字，这是新见解，但没有被多数人认可。张岱年先生讲了王国维对王亥的考证，纠正了从汉到朱熹的解释错误。张先生从此得出体会：我对《周易》有95%不懂。朱伯崑先生接着说，我懂得不超过5%。当时我想朱先生不敢超过老师，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后来，有一次去山东开会，回程时，我与朱先生一起在济南火车站候车，我问起这事。我说，您是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对《易经》只懂5%，太谦虚了，没人相信。他说不是谦虚，是实际情况。他举例说，《易经》第一句“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什么意思，从汉代以来，有一百种解释，哪一种正确，或者都不正确，谁也无法作出判断。《易经》许多卦中都有这些字，无法解读。但是，许多人注《易》、解《易》写了许多著作，没人说自己对哪一句不懂。当然，那只是采纳一种说法，未必正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哪儿不懂，只是凭自己猜想，天马行空，没有根据，随意编造。朱先生严谨治学，对我教育很大。从那以后，我没有下功夫研究《周易》，有望而生畏的感觉。我写过几篇关于《周易》的文章，都是批评不懂装懂的文化垃圾。

我跟汤一介先生的认识，还是张岱年先生介绍的。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去张先生房间拜访，张先生正跟一个人说话，我站在一旁听着。那人问，为什么陕西很多文物在地面上，而山西多在地下。张先生说，这可能跟宗教信仰有关，陕西那边，佛教的寺、塔、石窟、壁画，都在地上，道教在地上文物比较少。接着，张先生向那人介绍我，又向我介绍他，他就是北大哲学系汤一介教授。

后来，我跟汤教授交往渐多。多次在中国文化书院开会，后因参加《儒藏》编纂工作，也多次开会。还有，汤先生当上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我也当了副会长，学会每年都开会，这样接触机会就更多了。最后，汤先生任什刹海书院院长，我也任学术委员，每次书院活动，我都去参加。那么多活动，都记不清究竟有多少次。现在将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接触作一点回忆。

20世纪80年代，有一天，汤先生约我到王府井一个五星级宾馆去陪客。（当时工资很低，对高级宾馆不敢高攀。曾去喝过一杯饮料，28元，比一般商店贵十倍，还要求用美元结账，人民币不能用。）那一天，香港一个商人包了两桌，花1.5万元人民币。一桌7500元人民币，一桌九人，平均每人800多元。这是我知道的价格最贵的一餐。两桌十几人，同桌的多是学术界朋友，另一桌不熟。我当时是副教授，与北大也没有特殊关系。能被邀请，我受宠若惊。

20世纪90年代，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想请学者写一本《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通俗读本，召开一系列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在汤一介先生的中国文化书院召开的，请了张岱年那样的老先生，请了为数不多的青年学者，我在被邀之列。张岱年先生说，张载是唯物论者，又有辩证法思想，而且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能称张载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说，王船山也是这种情况。中国哲学史教材讲到中国哲学家，不是唯心主义，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不是形而上学，就是朴素的辩证法。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说：如果正确，朴素何妨，如果不正确，虽然不朴素，也只不过善于诡辩而已。

汤先生的博士生论文答辩有时也请我参加。我任北师大哲学系主任时，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会，汤先生问我要不要毕业生，我问什么专业，他说道教专业，我说要。过不久，汤先生的这个道教专业的博士生就来报到，业务水平不错，后来算是比较出色的教授。

有一次，在北京语言大学开会，汤先生与夫人乐黛云先生也出席。我的发言涉及中西文化比较，乐先生说，中法合作办一个《跨文化对话》，她是中方主编，说我的发言就可以写成稿，在那里发表。会后，我写稿给她，发表了。后来，我又写了几篇给她，也都发表了。汤先生经常邀请海外学者来讲学，有时也通知我。有一次我去参加，听众很多，第一排留了一些座位，其中也有给我留的。还有名字贴在椅子上。这一次是刘述先讲他的治学历程。他父亲怕他学哲学专业找不到工作，他说，事实是，不是他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他。他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退休后又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当院士。正当专业，学好了都会有工作。

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国思想家研究所，请张岱年先生任所长。后来，根据陈元晖的建议，改名“中华孔子学会”，在民政部登记，会长还是张岱年先生。当时，羊涤生任法人代表，兼副会长、秘书长。每年都开展学术活动。活动地点常在国子监里的一个房间。后来，办公地点迁到清华大学，只在北京范围内活动。

张岱年先生逝世以后，中华孔子学会进行重大调整，重新组成一个领导团体，汤一介先生任会长，原有的副会长都保留名称，可以不参加活动，吸收一批年轻学者任副会长，张学智、李存山、王中江、凌孜、郭齐家和我都当了副会长。第一次开会，我没出席，听说大吵了一场。最后，会议决定扩大到全国去，形成全国性一级学会，与中国哲学史学会并列。在这个学会，我与汤先生共事约十年，同时认识了凌孜、李继兴等一些新朋友。

汤一介先生一辈子做了很多大事，编纂《儒藏》可能是最大的一件。

九十年代的一天，人民大学张立文那里召集会议，讨论编《儒藏》的问题。我和汤一介都参加了。佛教有《大藏经》，道教有《道藏》，只有儒家没有《儒藏》，认为应该补上。有的说清儒编了《儒藏》，钦批《四库全书》，包括经史子集。这次基本上是《儒藏》务虚会。

过了一段时间，汤一介先生也召开一个《儒藏》研讨会，不是务虚，而是讨论如何操作的问题。有许多人是从图书馆退下来的老专家，对整理古籍很内行。大家认为，两边都编，就重复了。但可以竞争投标。

又过一段时间，教育部请双方来竞标，由于汤先生有了具体编撰体例，准备比较充分，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全国十几所名校上百名学者参与。因此，汤先生竞标获胜，作为教育部重大项目立项。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百册的《儒藏》“精华编”出版，是阶段性成果。曾有一段时间因经费不足，半停滞了几年，汤先生发愁得很。后来教育部经费大幅增加了，汤先生才松了一口气。

对于中国古籍的整理，日本学者有可取之处，我在研讨时曾建议派人去日本搜集好本子，才能编出精品《儒藏》，没被采纳，原因很多，我能理解，没再强调。

汤先生八十岁时，大家向他祝寿，我也参加了。当时我想到，周公建东都洛阳时，并没有拿工具参加劳动。我就说汤先生著作不算多，考证方面的成果，我没看到。他学生也不是都擅长考证。但他主编《儒藏》，特别需要考证功夫，他的成功就说明善于决策，善于用人，是学术界领军的帅才。

我有几次到北大参加汤先生召开的学术会议，都有人偷偷地告诉我：“你是汤先生点的名！”汤先生为什么点我的名，我反复猜想，也许他看上我的实事求是。我自己感觉，对汤先生只讲真话，不讲假话，客套话也很少。我自认是汤先生的诤友。我从不辜负汤先生的厚爱。

汤先生当了什刹海书院的院长，我也当了学术委员。

汤先生逝世以后，北大搞了追思会，我写了发言稿《学术界领军者——汤一介先生》，今后，北大还有什么活动，没有汤先生的点名，我被邀请的机会就少了。

汤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书《我不是哲学家》。这是以西方哲学模式来讲的，可能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我有不同看法。

哲学是智慧之学，智慧有许多不同的模式。有些人学了哲学，也能写一些文章发表，讲一些哲学道理，算是初级的哲学家。有少数人将理论与实践联系，对重大实际问题做出深刻分析，对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提出创见，产生较大影响，算是高水平的哲学大家。还有极少数人需要特别讨论。

哲学是智慧之学，只会理论，不会用于实际，纸上谈兵，当然是低层次的。先生理论联系实际，对实践有成功经验，对理论有创新成果，是杰出人才，可谓哲学大家。汉代韩信带兵打仗，有高智慧，张良擅于策划，也有高智慧，萧何领导百姓也有高智慧。在具体方面，刘邦不如这些人杰，但能使用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远见卓识，境界高远。具有这种大智慧的人是领袖气质，领军帅才，都是前述杰出人才所不可比拟的。我以为汤先生就是这种人物。许多建功的文臣武将都有很高智慧，领袖的智慧高于他们。汤先生的智慧高于许多杰出哲学家。当今国家主席去看望汤一介先生，并表示对他所从事的事业要大力支持。这一点也说明了汤先生的不一般的学术地位。

有一年，汤一介先生同时得到三项大奖：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北京大学哲学系奖。这三大奖应该也是领袖智慧的佐证。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