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教育报国
——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的国士风骨

胡孚琛

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溘然离世，使我心灵极为震撼。一个月前，我多次联系他和乐黛云老师，想去探望他，可是电话总打不通，座机留言也没回音，突然接到他离世的消息，我给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去一副挽联：

慎思明辨朝乾夕惕重铸国魂为大宗师深孚众望留风骨；

传道授业高品雅量奖掖后学是真仁者广布教泽享米寿。

我和汤一介教授结识于1986年，那年春天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事，我们在研究生院的大门口聊了一会儿天，知道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教授。先师王明研究员是北京大学汤用彤教授的学生，当时我正跟随王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获悉汤一介教授是汤用彤大师的哲嗣，按辈分来说汤一介教授和任继愈教授是我的师叔。后来我和汤一介老师交往渐多，相知颇深，我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我“文革”下乡期间的一个妹妹信红霞考入北大图书馆系，汤一介老师帮了大忙，这件事对我毋宁说“恩重如山”！当时任继愈教授以国家图书馆委培的名义开了证明信，这也帮忙不小。此后，每次到北大我都和红霞到汤一介老师家中见他和乐黛云老师，简直无话不谈。后来汤一介老师和季羡林教授主编《神州文化集成》，我参与撰写了《道教与丹道》《道藏与佛藏》两本书。萧克将军主编《中国文化通志》（百卷本）共分十大典，汤一介教授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我参与了《道教志》的撰写，还有我主编546万字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张岱年教授邀请胡绳院长题写了书名，汤一介教授也担任顾问并参与策划，还亲自邀请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和澳大利亚柳存仁教授列名参与。甚至在我评职称遇到不公正的压制时，汤一介教授出面力挺，还有张岱年教授、李学勤教授、黄心川教授、方克立教授、叶秀山教授、王树人教授、张家龙教授等也出面做工作，这使我没齿难忘。后来我的学术专著《道学通论》出版，张岱年教授亲自题写书名，汤一介、黄心川、叶秀山撰写了序言。当时汤一介老师正因肺病在小汤山住院，序言是他在病院中强支病体写的，使我感激万分。这本书是根据钱学森院士的建议，按张岱年老师“综合创新”的安排，为创立新道学而著的第一本书。张岱年老师说，新儒学的创立已历四代，新道学还没有创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道学文化才真正是接引现代西方文化的砧木。中国要完成诸多革命先烈的梦想，必须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正准备转身离去，突然见任继愈教授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将来的学术重任就要由你承担了。我知道先师王明教授逝世前曾将我的学业委托给张岱年教授和任继愈教授指导，但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因之到北京大学和汤一介老师商量，汤一介老师建议在全国成立“中国道家与道教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挂靠哲学所，并亲自来哲学所同陈筠泉所长商定了此事，会长由汤一介老师担任，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由他在哲学所工作的博士生杨深担任副秘书长。随之，由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胡孚琛、李养正、许抗生六位学者联名向全国发出倡议书，得到全国各重点高校、省社科院、著名道观多名学者的热烈响应。这件事情后因哲学所某种推崇新儒家势力的阻挠和院方突然调整哲学所领导班子、陈筠泉所长离职而中止。

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衰而复盛一脉相传，伟大祖国的疆土之所以分而复合最终统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牢不可破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里，“士”为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大脑和灵魂。只要“士气”高涨，中华民族就有主心骨和凝聚力，任何强敌都不能使中国灭亡，中国就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中国的百年“强国梦”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就是不可侮的！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很多人可以号称“知识分子”，但不能称作“士”，因为这些人缺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心。在我同汤一介老师29年的交往中，汤一介教授确有“国士”之风，他继承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教育报国的传统，又时时关注着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年轻学子的时代气息。我一生深受杨石先、黄友谋、陈国符、钱学森、王明、张岱年六位师长的亲切教诲，这些老师都是出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从大学时代就给我灌输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因此我和汤一介老师可谓心灵相通。汤用彤大师一生酷爱背诵庾信的《哀江南赋》，显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无疑极大影响了汤一介老师自幼的心灵。先师杨石先校长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汤用彤教授也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汤一介老师就出生在天津。抗战时期杨石先教授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先师王明教授1937年北大毕业后考取陈寅恪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生，因日本侵华回乡两年，后又间关至昆明考取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文科所首届研究生，汤用彤教授作为导师指导他写出了《太平经合校》，同时入学由汤用彤教授指导的还有任继愈、石峻等同学。中国自清末废除科举创立大学直到军阀混战时期，知识分子尚被尊为“国士”，社会地位很高，出现了蔡元培主持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名扬天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更是名师辈出、人才济济，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

中国的学术教育机构源于古代先民的明堂之制，本来有传道、授业、参政、议政之传统。《尸子·君治篇》云：“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颖容《春秋释例》亦云：“太庙有八名，其体一也。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叙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管子·桓公问》亦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评谣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这就是说，中国先民的学术教育传统是培养人才，选举贤能，议论朝政的智囊机构和人才库。现在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古代舜的“谤木”演变而来，古代圣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准许老百姓议论朝政提建议的。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稷下学宫供养大批学士不治而议论，享受士大夫待遇，奠定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传统，这就是中国最初知识分子的“士”阶层。

唐太宗实行科举制，窃笑“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虽然将知识分子诱入功名利禄之途，然而直至清代科举考试仍有关系国家兴亡的“策论”，民间尚有大量书院，中国的读书种子并没断绝。自张岱年教授逝世后，汤一介教授凭资历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张岱年“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职务。汤一介教授在耄耋之年殚精竭虑地主编了百册《儒藏》，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耗尽了最后的心血。据我所知，汤一介教授虽然被誉为国学大师，但他绝不是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对西方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致力于将国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结合起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他虽然在晚年竭尽全力编辑《儒藏》，但他也深知儒学的弊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并且深入道、释、儒三教，力求创造一种在21世纪新时代的儒道互补文化。

2004年4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逝世，多种报刊介绍了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生平，但某青年学者却认为张岱年教授没有做出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那么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教授起而辩驳，说张岱年教授1957年50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已至老年，犹自强不息，这种历史状况是不能和王国维等人相比的。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看法，离开学术背景是无法正确评价一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的。张岱年教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1949年前和晚年自成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留下了中国历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传统，留下了一代学人的学风和文风，因之张岱年教授对“国学大师”的称号当之无愧。同理可证，汤一介教授的气节、风骨、师道、学风也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并说在现有教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大师”，钱学森老师也一再质问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什么培养不出“帅才”？说穿了，当今中国的学人普遍缺失陈寅恪大师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已！

早在1989年钱学森院士就在《政治学研究》第5期《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说：“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我们是比较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但忽视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所以这一时期，虽然精神文明表现得比较好，但政治不文明、不民主，造成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特别是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由于受过‘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片面批判，而使科学文化发展不快，这就造成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原因。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许多人重视了物质文明建设，但又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也还没有真正抓起来。”“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认识到，但没有认真从制度上解决，从而导致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教训暴露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仍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当今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央首长，登高而不觉寒，临渊而不惧险，面虎而不知避，确为中华民族的一代英杰，希望他们完成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盼望着的政治体制改革，加速实现钱老所说的政治文明建设，这是必将载入史册的旷世壮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场腐败的根源，使中国人民进入公平、正义、法治的和谐幸福的社会。我想这也是汤一介老师早就想说的心里话吧！

我和汤一介老师结交29年来，每遇大事共同商量，我们一起策划和报批了国家一级社团组织——“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而今又在策划报批“中华老子文化基金会”的紧要关头，汤老离我而去。我今年已七旬，汤一介老师年长我17岁，没想到竟早归道山。哲人其萎，出师未捷，不禁使我悲从中来，我缺少了倾心相知的师长指导和帮助，感到无比孤独。祈祷汤一介老师在天之灵护佑“中华老子文化基金会”报批成功，使我在有生之年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这些年来，汤一介老师是北京学界人人景仰的一面旗帜，哲人逝矣，谨以此文纪念北京大学深孚众望的汤一介教授。

2014年9月27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