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3年，汤老师托干春松教授找我，我就给汤老师打电话，才知道他发起的《中国解释学史》列入国家重大项目，想请我写道家卷。我当时表示，手头的欠账还不少，自己做事慢，怕没时间和精力。他说你虽然写得慢，但写得好，项目有四五年的时间，可以慢慢来。既然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就不好推辞，就答应了。

其实，我答应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报答一下先生多年来的宽厚、信任和提携之意。“宽厚”二字实有起因。他当年的第一本书《郭象与魏晋玄学》一出来就送了我一本。书中说“自性”是郭象思想的核心概念。这和我读书印象不合。我翻查了郭象的著作，其中并没有用到“自性”一词。不久在教研室见面我就对他说：郭象没有用过“自性”一词。他问：你查过了？我回答查过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现在想起来，我实在有些唐突。让我意外的是他后来还推荐我在系里和国际学术组织里担任职务，虽然我没有再回北大而辜负了他的好意，我还是从心底里佩服他的胸襟宽厚。

多年以后，我再思考汤先生用“自性”一词的事，想法有些不一样。郭象虽然没有用过“自性”一词，但这不妨碍后来的学者用“自性”或其他新词来概括郭象的思想，至于郭象本人是否这样用，这样用是否恰当、准确，还是可以讨论的。此事常让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过分直率，但我也曾想到，或许是因为汤老师为人之一贯宽厚，才让我能够对他直言无忌？对其他老师我可能不会如此？无论怎样，我都非常感谢汤老师的仁厚豁达，这种襟怀让我永远服膺钦佩。和同行朋友谈起此事，大家都承认这就是汤老师一贯的为人风格。我后来知道，汤老师对很多人，包括当初对他不友好、甚至落井下石的人都是不计前嫌、豁达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