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始终拿不定主意的一件事是到底称汤老师还是称汤先生。我的犹豫来自于北大的一个掌故，也是我自己特有的心结。原因起于我1978年考到北大读研究生时，正是百废待兴之际。那时，只要提起冯友兰、张岱年，无论当面或背后、正式或非正式，大家都毫无例外地称先生，不称老师，教授。尽管张先生是我硕士和博士的业师，我却从来不称他为老师。对稍晚一辈的任继愈、石峻，大家都称任公、石公，再年轻一些的就称呼朱老师、楼老师，或老朱，老楼，正式场合则会称同志（那时教授很少）。我猜想这是因为冯、张从来没有被当作革命“同志”，所以“先生”就成了他们的保留称号。因为当时北大只有他们那个辈分的人称先生，所以“先生”在我心目中地位是最高的。到了海外，先生和Mr.一样普通，但是，在我心里，先生二字还是保留着崇高的位置。我和刘述先先生说过此事，他说在海外，叫老师最尊敬。我旁听过汤老师的一门课，似乎也有资格称他老师了，但又觉得只有他的研究生称他为老师才名正言顺，我称他为老师似乎有些僭越。这好像是很迂腐的想法，但的确是那个时代留在我心里的一个抹不去的心结和习惯。

我刚跟张岱年先生读研究生的时候，汤老师还没有开始教课。1980年左右汤老师开始教书，其中一门课是“中国早期道教史”。我研究道家，似乎也应该懂一些道教，就去旁听他的课。汤老师上课很平实，没有趣闻，没有笑料，更不臧否人物。基本按照一本打字稿来讲。在香港，听说系里曾有两位老师讲课非常叫座，我问为什么，回答大多是说听他们骂人很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汤老师的课就不算精彩，但因为内容扎实，我获益匪浅。

获益是到美国后的意外结果。1988年我到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哈佛毕业后在加拿大McGill大学教书的Arvind Sharma教授要主编一本关于世界七大宗教的书。他到哈佛找作者，要求每一章的作者都必须是insider，即出身于该宗教文化传统的。儒家当然请杜维明先生来写，道家道教方面没有找到合适人，杜先生就推荐我来写。我问是否必须同时写道家哲学和道教，主编说完全由我自己决定。既然本书叫世界七大宗教，我就不能只写道家，不写道教。而我敢于尝试写道教，就是因为听过汤老师的道教史。当时中国和西方研究道教的书都很少。将哈佛图书馆所有相关的中文、英文书翻了一遍，还是觉得汤老师的讲课大纲比较合理清晰。所以，我写的道教部分基本是汤老师讲课的框架。此书出版时改名为“我们的宗教”（Our Religions），大概是体现insiders的意思。有次和王德威教授在伯克利见面聊天，无意中提起此书，他想到应该将它翻译出来，印成七本小册子。德威真的将此事办成，委托陈静主持翻译，不仅出了台湾版，还出了大陆版。这本小书是我的著作中篇幅最小、版税（英文）最高的一部。我不记得是否跟汤老师提起过此事，但现在想来，真要感谢他当时开了那门实而不华的课。

平生所听演讲授课很多，有些演讲、授课可以赢得满堂彩，听起来也轻松愉快，但最终难有确实的获益；有的老师讲课似乎比较平淡，没有掌声、笑声，但有学术深度，对认真求学的人来说会有实在的收益。汤老师教课属于后一种，我印象中教过我的张岱年、朱伯崑也都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