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中关园

与很多同辈相比，显然我是一只迟飞的笨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已近不惑之年。之前更缺乏专业训练，只是靠自幼杂取旁搜的一些古书，以及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中偷学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已。笨鸟本宜先飞，迟飞的笨鸟自然需要更多的付出。因此，除了接受导师的耳提面命之外，外出访学，以广见闻，尤其是必要的。所以，对于汤先生的仰慕，乃至趋庭，也可以说是近水楼台。

那次对汤先生的拜访，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记不清确切时间，仅记得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是在北大东门外中关园的一个狭仄的房间。在那满地堆放着书籍的有限空间里，空气中弥漫着清冷，房子外面似乎也飘散着凝重的静寂。汤先生和我“促膝”而谈，既可以说是如古人之“正坐”，也可以解释为不得已而为之。谈话的内容自然是关于汤用彤先生的学与治学、佛学与中国哲学。另外，先生还为我推荐了兰州大学图书馆的张书成先生。这一次拜访，于我，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懵懂的博士生而言，不啻醍醐灌顶；而汤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既无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更非传说中北京大学名流特有的狷介与不拘一格。他的一言半语，一举一动，乃至一颦一笑，都显得谦和与温良，甚至稍显木讷。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然其言切中肯綮，而无厉色，行为举止更像汤用彤先生之深藏若虚、独立不倚。不过，无论我对先生充满怎样的敬意，但在我心中，汤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个字——慎！

中关园的拜访，在学与治学方面，虽然受益匪浅，但说句实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先生的审慎。当时，先生虽然对自己的处境只字未提，我仍然能够感到已经过去了的一连串的斗争留下的阴影。我想，汤先生一定，或许还在为批林批孔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虽然说为尊者讳，但我总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始终是汤先生心中的痛。运动伊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先生便以“黑帮”的身份遭受批判，举着一个硕大的、上面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天天如此。时常还想着，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这样不被当场打死，也得成为“现行反革命”。那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好不容易得到解放，受到信任，在“梁效”做了“哲学工作”，参与了当时“评法批儒”的运动，却又成了“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御用文人”，落了个再度接受审查批判的下场。运交华盖，处处碰壁，无论怎样努力，多么小心，时时都可能祸从天降。何去何从，难以定夺。正确路线的选择，远比不避难、不逃责难得多。尽管先生一再说“我错了”，甚至想跳进未名湖以求解脱。如此“三省吾身”的自我批评和错则能改的精神固然可贵，也是儒家光明磊落的基本德行。但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到底哪里错了，或者说错在哪里，我想这一直都是先生不堪回首，在心里更不敢深究的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