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史》

2000年初的一个晚上，汤一介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和季老将组织一部分学者撰写多卷本的《中华佛教史》，内容不仅有汉传佛教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而且涉及西藏、西夏、西域和南传，以及佛教的东传的历史，还有文学、美术、文献考古等等，计划十余卷。先生详尽地介绍了《中华佛教史》编撰的宗旨、内容、形式、方法，以及计划参加的人员，并邀我负责近代史卷。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将中华佛教包罗殆尽的系统制作，是传往圣之学、功垂后世的大项目，也是中国佛学研究对21世纪重大的文化献礼。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初到珞珈山，《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完成并付梓，六卷本的《民国学案》也在紧锣密鼓的组织撰写之间，原本打算倾全力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先生的信任和邀请。如此，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先生的重托，并同汤先生及其他同仁一起，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最终于2014年夏，迎来了《中华佛教史》的出版，实现了先生的愿望，也告慰了季老的在天之灵。

《中华佛教史》的写作，由季老和汤先生主持，作者有王尧、金维诺、方立天、张公瑾、孙昌武、杨曾文、方广锠、王邦维、魏道儒、洪修平等十余人，大体上一人负责一卷。季老2009年仙逝之后，所有工作都由汤先生统筹运作。一部划时代的大部头制作，毕竟需要全体人员的通力合作，加之，先生还承担着《儒藏》的繁重任务；其间，个别作者的更换，内容的调整，每卷稿子进度的把握，乃至书稿的催问，都仰仗先生不辞辛劳，事事关心，事必躬亲，才使得《中华佛教史》成功问世。虽然直到最后，西夏、敦煌卷终未成篇，西域卷也因季老手稿的失落仅成追忆，但先生夙著辛劳地耕耘，还是收获了丰硕之果。记得在2010年前后，先生在电话中特地同我说起，季老生前亲自撰写的三万多字的西域佛教史的手稿不翼而飞，先生希望能失而复得。我们也都曾在西山编辑会议上有幸目睹，今之失落，令人痛惜。这不仅使季老关于西域佛教的真知灼见湮没无闻，自然使得《中华佛教史》相形失色。先生为此深感遗憾，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先生不惮繁难，从季老的著作中，认真选取中国佛教的一些论文，编成《佛教史论集》一卷，从中略可窥见季老关于敦煌、吐鲁番以及西域地区佛教的一些见解，成就了《中华佛教史》的这一规模。

先生平日的话不多，讷于言而敏于行。对于撰写的具体内容，先生既能兼听而从人之所长，又能发现问题而不姑息，同样给予我们不少的指导和谆谆教诲。在我汇报关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编写计划时，先生随即指出，还应当有不同的意见，有对《新唯识论》的批判。如此显然更加困难，也增加了篇幅，但无疑开阔了学术视野，更加精准地体现了近代佛学，以及近代文化多元发展的整体态势。于是也就有了现在“破破新唯识论”的多向度的思维。